最近，在南京发现了秦桧墓。
奇怪的是，这座近九百年的深埋墓穴，并无盗挖痕迹，却无棺无骸，空空如也。对此咄咄怪事，考古专家认为，恐系秦桧的一座假墓。若如此，显然秦桧本人也好，与其一丘之貉的儿子秦也好，为了怕日后清算者开坟剖棺，剔骨鞭尸，因而故弄玄虚，制造出混淆视听的这个赝品，以瞒天过海。
这倒也说明卖国贼的做“贼”心虚，真是既无聊，又荒唐的行为艺术。
历朝历代，都有这类自以为聪明，其实笨伯的统治者，都热衷给自己盖堂皇的墓，树巍峨的碑，锡以光荣伟大英明正确的褒谥，以掩饰昏庸无道、误国害民的罪恶一生，企图逃脱死后的审判。其实，这是办不到的，无论贤主，明君，也无论杀人狂，废物蛋，历史自有公论，与墓，与碑，了不相干。
包括文学界的一些名公，连滚带爬地追逐生前的不朽，身后的功名。其实，深夜扪心，无妨遐想，后世的读者，会买您的这份账么？正如我们现在早把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的显赫名家，统统扔到脑后一样。留得下来的，您不折腾，也会留下，留不下的，您再折腾，镜花水月，过眼浮云，大可不必那么累心费力的。
哄抬起来的虚名，将来，无非秦桧的墓，笑话而已。
秦桧两度为相，主政十九年，是一个仅次于宋高宗的掌权者。他的假墓，被挖掘出来，又一次将其嘴脸暴露于天下，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蹩脚的笑柄。因为这对愚父蠢子，当年琢磨出来的馊主意，其洋相，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应该说，当卖国贼，当汉奸，当假洋鬼子，而且还能当得出类拔萃，坏蛋坏出水来，绝非等闲之辈。就看看民国闻人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王揖唐，哪一位不是高智商？哪一位不是十八般武艺？以文化界为例，时至公元二十一世纪，为周作人嚣张其气焰者，为胡兰成涂抹以亮色者，仍鬼气拂拂，磷火幢幢，阴魂不散，余孽不绝。哪里像秦桧、秦父子如此傻不拉唧，如此低级趣味，以为搞这样一个假坟墓，就可以掩人耳目，实在是幼稚之至，浅薄之至。
由此，我认为，秦桧在中国奸臣行列中，前比不上蔡京、元载才智之高，后比不上严嵩、和权术之深，奸得很不高明，坏得极没能量。阮籍登广武曾经感叹过，“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反其意用之，也可以说：时无巨奸，遂使菜鸟出头。智商不高的秦桧，所以得逞，不过因为宋高宗赵构，比他更弱智而已。在中国，君庸臣贤，或君贤臣庸，老百姓的日子虽不好过，但不至于过不下去。而君昏臣奸，或臣歹君恶，这个政权也就离完蛋不远。明摆着在金国受过训练，派回南朝的一个奸细，一个谍工，赵构信之不疑，用之不舍，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大宋王朝还能有什么指望摆脱“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偏安局面？
就看秦桧如何消遣这个低能儿，便知道“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梦想，大宋臣民是休想看到的了。
绍兴八年十月，宰执入见，桧独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愿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宋史》）
从以上君臣交往的几个回合看，赵构的反应迟笨，近乎呆憨，秦桧的语言乏味，毫无机锋，倒也相当般配。可想而知这个卖国贼的水平，也就只能造一座假墓骗人而已。其实，既然为求得尸骨的安宁，为什么不学学三国时期的魏王，一口气造出七十二疑冢，让盗墓之徒，望而却步。虽然，智如曹孟德，也未必能操绝对胜算，假如统统给你挖开来呢？所以，前人有诗讽之曰：“挖尽坟头七十二，看你奸雄何处逃？”以此类推，秦桧这位笨伯，即使无人挖坟，沧桑变化，山川陵替，早早晚晚也得暴露于天日之下的呀！
不过，从秦桧的这份过虑，大约可知卖国这一行，在中国很不好干。这一点，中国不比外国，如法国之贝当，如挪威之吉斯林，时过境迁，也就拉倒。洋人秉持基督教对死者原谅的恕道行事，通常不咎既往，不再深究。而国人不讲这一套温柔敦厚，对于卖国贼，对于汉奸，对于假洋鬼子，对于那些恨自己鼻梁不高，瞳仁不绿，头发不黄，肤色不白，一味媚外求荣的候补卖国贼，无论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那份切齿之恨，那种打心眼里发出来的憎恶，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大义凛然，从来是不含糊的，而且是绝不肯事过即了的。
这种没完没了的刁难，绝不宽贷的刻薄，是不大容易改变的。也许这个民族有很多弱点，如“一盘散沙”，如“东亚病夫”，甚至恶谥为“酱缸”，然而，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对土地的感情，对民族的感情，在国破家亡，山河变色之际，其坚定执着的爱，其前仆后继的爱，是用洒鲜血、抛头颅的方式，是用不惜献出生命的方式，浓笔重墨，在历史上书写出来的。而这一切，又与数千年来，卖国贼、汉奸、假洋鬼子所制造的灾难，太多太重太悲太惨分不开，这才形成绝不“费厄泼赖”的民族性格。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人，所以他把假墓造在南京。
绍兴二十五年乙亥，冬十月丙申，在中国历史上，秦桧这个大概算是最大的卖国贼，终于死有余辜地结束了可耻的一生。现在弄不清楚，这座不知是他生前营造，还是死后构建的窀穸，究竟起到了多大的欺骗效果？事实上白费工夫，屁用不顶，他到底也未能逃脱被唾弃的命运。
中国人明白得很，挖坟只能出一时之气，不若铸铁为桧，跪于杭州西湖岳墓前，成为天下人鄙弃辱骂的对象，成为九百年来卖国可耻，爱国可敬的现场活教材。中国的奸臣多了去了，中国的卖国贼也多了去了，没有一个如秦桧这样现世出丑，这样狼狈万状。如此结果，其实比鞭尸燔骨更为糟糕，这是秦桧父子没想到的。
一般而言，断头台，一刀铡下，也就拉倒，头滚得多远，血流得多少，已无关紧要。可绑在耻辱柱上，公开示众，那才是永恒的惩罚。在中国，倘无这点正义的制约，良知的规范，道德的衡量，公众的审断，真不敢往下想，二十四史以后的历朝史书上，奸臣和卖国贼的数量，肯定会以N倍的速度增加。
这倒不是危言耸听，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陷害于风波亭的岳飞，不是有人质疑其非民族英雄，更非爱国主义者了吗！
秦桧死去的次年，公元1156年，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女诗人李清照，也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个奇特的巧合；一个卖国者和爱国者相继死去的巧合；一个其实不相干，然而又具有姻亲关系的两个历史人物，前后脚离开人世的巧合。在中国，好人不长久，王八活千年，整人者不死，被整者完蛋，这种遗憾，是经常的。而李清照能在穷困潦倒的寂寞中，看到秦桧死在她之前，然后再从容安详地闭上眼睛，结束一生。看来，很有点大快人心，哪怕好人只是比坏蛋多活一个钟头，有此结局，也应该说是人间正义的一次伸张。
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佚句》）
这是李清照咏哦了一辈子，期待了一辈子，始终未能完成，可又难以搁笔的诗，因为，这诗里有她一个梦。
公元317年（晋建兴五年）十二月，晋愍帝司马邺被刘聪杀于洛阳。同年三月，分封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的辅佐下，即皇帝位，建立东晋，改元建武，是为元帝。大批中原人士，纷纷南渡，王导封为丞相，团结江南士族，抵御北虏侵略，朝野一致，尊为仲父，历仕三朝，官至太傅，使晋祚又得以延续百年。
宋室南渡，很类似东晋当年状态，建炎初，一度用主战派李纲为相，但赵构待之不如司马睿之对待王导，很快被罢，随后任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奸臣，所以诗人才发出“欠王导”的呼声。无论如何，弄得国将不国的奸臣秦桧，终于一命呜呼，再也不能祸国殃民，为乱中华，尽管已垂垂老矣的李清照，也忍不住为之拊掌称庆，浮一大白。
李清照（1084—1156？）卒年不见载籍，故而具体死亡日期和地点，湮没无闻。一个曾经美丽过，而且始终在文学史上留下美丽诗词的诗人，这种飘然而逝，杳然而去的形象，于落寞之中悄然淡去的身影，给人留下更多的遐思冥想。
但我相信，她是听到她的这位已被高宗封为益国公的贵戚的死讯，才无憾辞世的。
据王明清《挥尘录余话》，“后会之（秦桧）再入相，会之，仲山婿也。”王仲山，为神宗时宰相王硔的次子，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为王硔的女婿。这样，李清照与秦桧的妻子王氏，应是姑表姊妹。同时代的文人庄绰在《鸡肋编》中，也有记载：“桧妻王氏与清照为中表”。
这两家，算是近亲，然而，近而不亲。
这位极其关心世事，关心朝政的女诗人，对这位身居相位的亲戚，是持一种不附骥，不高攀，不来往，不苟同的态度。斯其时也，诚如陆游在《跋傅给事帖》中所云：“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无论在朝在野，无论为官为民，主和与主战，爱国与卖国，壁垒森严；忠良和奸佞，正义和邪恶，泾渭分明。因此，国难当前，李清照与这个卖国贼，不可能有共同语言。
陆游1125年生，他所述及的儿时记忆，与其前辈女诗人在靖康年间，亲见中原易手，北骑南侵的亡国惨剧，亲历举国播迁，颠沛流离的亡命生涯，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感受是不尽相似的。所以，这场民族灾难，在她的诗中反映出来，便是强烈的爱国情绪，奋激的战斗精神，和对统治者怯战主和的批判。
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子孙南渡今几年，飘流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土。（《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
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佚句》）
李清照的一生，一个是诗词中的她，另一个就是与丈夫赵明诚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中的她了。前一个她，是幸福的，有爱情，有春天，有阳光，更有鸟语花香；后一个她，是痛苦的，有挫折，有失败，有擦不干的泪水，更有看不到头的黑暗。快乐的岁月，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对她来讲，太短促了。在她四十三岁那年，烽火鸣镝，狼烟四起，胡骑南下，遍野而来，残酷的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过起浪迹天涯的逃亡生活。
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有矣。（《金石录后序》）
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尽管意识到最后那一无所有的结果，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其失散湮没。现在，很难想象九百年前，一为书生，一为弱女的这对夫妇，将至少有两三个集装箱的文物，上千件的金石、图画、书籍、珍玩等物，如何由山东青州启程，一路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人驮马拉，辗转千里，运往江南的。
可他们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他们，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往南逃奔。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才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辉煌吧？
到了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
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存放在故土的遗物，悉被胡骑付之一炬，千辛万苦随身运来的，又不得不再次割爱。当这些穷半生之力，倾全部家产，费无数心血，已是他们生命一部分的金石藏品，无论多么珍惜，也只有忍痛抛弃，那真是难舍难分。当时，还要面临着丈夫赴任，只剩下她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孤灯残烛，凄凉驿路，“时犹有书两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独自照管着这一大摊子家当，她肩上所承担的分量，也实在是太重了。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
（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灿灿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误。”
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惆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人，为这个民族，为这块土地，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施展抱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凡是有利可图，有名可沾，有福可享，有美可赏的所在，还未等你涉足，早就有手先伸过去了。而这双手，一定生在有权，有势，有威，有力量，有野心，有欲望，敢无耻的人身上。区区文人，何足挂齿？谁会把你的真诚愿望当回事？你一旦不知趣地也要参预，要介入，也许你未必想分一杯羹，只是尽一点心，效一点力，略尽绵薄，聊表热忱，那也会遭到明枪暗箭，文攻武卫，左抵右挡，雷池设防的。
然而，中国文人，无不以薪火相传为己任，无不以兴灭继绝为己责，总是要为弘扬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庶不致辜负一生。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好古博雅，典当质押，搜罗金石，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敌当前，危机四起，殚精竭虑，奔走跋涉，以求保全文物于万一，这在他人眼中，更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行为。到了最后，她的藏品，失散，丢弃，遗落，败损，加之被窃，被盗，强借，勒索，“何得之艰难失之易也”，“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爱惜如护头目”，连诗人自己也忍不住嘲笑自己，“何愚也邪！”
其实，她有所知，也有所不知，据《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金石录后序》中“颁金”一词的注释，建炎三年闰八月，御医王继先以黄金三百两向李清照家市古器，距赵明诚逝世才一月。而那个低能儿赵构有意“颁金”于明诚遗孀，求其文物，也曾插手此事。这两个人的后面，还隐藏着一张对她来说，不是十分陌生的面孔，那就是她的亲戚秦桧，他也许是更为可怕的黑手。
据毕沅《续资治通鉴》：“桧因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希微旨，动静必具知之，日进珍宝、珠玉、书画、奇玩、羡余，帝宠眷无比。”因此，中国文人的最大不幸，就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方，在这种豺狼当道的朝廷里，诗人所发出的“南渡衣冠欠王导”的呼声，不也是书读得太多的迂腐么？
不过，还好，她能活到那个造假墓的卖国贼终于死去。天道好还，斯言不虚，也就很为这位女诗人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