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十一月十二日，契丹王耶律德光在晋北会见五代后唐主石敬瑭时说：“我三千里赴义，事须必成。观尔体貌恢廓，识量深远，真国主也。天命有属，时不可失，欲循蕃汉群议，册尔为天子。”意思是说：“我契丹王不怕三千里之远，为了一个‘义’字前来赴会，所以事情必须办成。我看你身体、相貌有模有样，见识深远，肚量宏大，真正是当国主即皇帝的料儿。老天爷的意愿是有主儿的，时不可失，机不再来，我想遵循契丹与汉民大家的议论，立你为天子，当皇帝。”对于契丹王的夸奖，虽然石敬瑭装模作样地谦让，但心里美滋滋的，他的部下与契丹部将也都纷纷劝他不要推让，要当皇帝。于是，便在晋阳（今太原）城南筑坛，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契丹王耶律德光自愿解下衣冠授予石敬瑭，以示对新立的“大晋皇帝”的支持。当天，石敬瑭就答应契丹王：愿以雁门（在山西代县北）以北及幽州之地，献于契丹，作为为契丹王祝寿的寿礼，而且仍然约定每年后晋要向契丹输纳布帛30万匹。就这样，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州）、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妫（今河北怀来旧城）、儒（今北京延庆旧县）、新（今河北涿鹿）、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蔚（今河北蔚县）所谓“燕云十六州”，便被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契丹国志》有评论说：“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则天下常不安。幽、蓟视五关（德胜口、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山海关）为喉襟，无五关则幽、蓟不可守。”所以，石晋割让幽、蓟并五关给契丹，不仅决定了石晋必败，而且使随后的中原大宋王朝也难以将契丹辽国赶回五关之外，宋、辽以今河北大清河为界，南、北对峙了近两百年。
辽会同元年（938）十一月，升幽州为南京，置析津府，分蓟县为析津县（金改大兴县）和幽都县（后改宛平县）。从此，“幽州”、“蓟城”的名称退出历史舞台，销声匿迹。
辽代实行多都制，首都是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另有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南之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
辽南京又称燕京，虽然只是辽王朝的陪都之一，但这是在古蓟城的基础上北京城市发展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辽南京的城市性质和功能，已不是此前作为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疆域的军事重镇的幽州可比的了，它已初步具备一个封建王朝国都的性质与功能了。
辽南京在三千多年的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契丹国志》盛赞辽南京“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疏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既筑城后，远望数十里间，宛然如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也。”《辽史·地理志》则记载说：辽南京城周垣三十六里，城墙高三丈，厚一丈五尺。敌楼、战橹都具备。城开八个门，从左到右，东面是安东门、迎春门，南面是开阳门、丹凤门，西面是显西门、清晋门，北面是通天门、拱辰门。从外向内，城分大城、皇城、大内（即宫城）三重。大内在西南隅。皇城内有供奉辽景宗、圣宗二位皇帝御容的大殿。皇城东门名宣和门，其西南就是大内，内门名宣教门（后改名元和门）。外三门名南端门、左掖门（改名万春门）、右掖门（改名千秋门）。各门都有楼阁。毬场在外三门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名显西门（与大城西边二门中的南面一门同），平常关闭不开；北门名子北门。皇城西城墙顶上建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城内坊市、廨舍、寺观很多。
关于辽南京城的周垣长度，不同的史书所记数值大不一样，如唐《元和郡县志》谓幽州城周垣三十二里。宋路振的《乘轺录》记为二十五里；南宋许亢宗的《行程录》则说是二十七里，《辽史·地理志》说得更多，为三十六里。这种差别不是唐、辽间蓟城变化的反映，而是不同时代的作者依据“里”的尺度不同造成的。在《金中都》一书中，经过作者考证认为：辽南京的东城墙在今烂漫胡同西侧较为可靠；西城墙应在从甘石桥南流的莲花河稍东，莲花河为辽南京西垣护城河是较恰当的；南城墙在南河泡子之南、菜户营之北，今白纸坊东、西街稍北处；因为白云观以北在清末、民初时存在败垣二段，姑且认为它是辽金城之北垣。可以说，这是迄今有关辽南京城的规模与范围的最具体、最可信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