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路军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尹洪菲的自述
一
一九八四年的秋天，我离休后的第四个年头，才实现我重访河西走廊的夙愿。我离开那里已经是四十七年了，这四十七年，我无时不想旧地重游，看看往日浴血苦战的战场，看看流落在甘宁两省的难友们。
人类在惨绝人寰的苦难中，所进行的悲惨壮烈的苦斗本身就是史诗。
我不记得历史上还有哪一次比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的奋战更为悲壮的了。
过去萦绕在我心头的一切，与其说激动我的感情，毋宁说激动着我的想象：
往日的战地还能辨认吗？那些失去音讯的战友在哪里？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们相见之后该是多么激动啊？都已经老了。四十七年，在人生来说，时间是太长了。我从我的满头白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如果活着，该是儿孙满堂了！但是，在我眼前出现的仍是他们四十七年前的风貌。
去年，我在北京开政协会议的时候，碰到了红西路军的许多战友，历数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同志，真叫人黯然神伤。
使我吃惊的是，他们说于薇还活着，还说曾给我和她弟弟于刚写过一张纸条，那是在西宁街头见到马元海之后写的，但这张纸条却始终未能找到。
据说吴永康部长和安宝山团长已经牺牲。这本来是预料中的事，在那种情况下身受重伤是无法突围的。死去的确比被俘好，不然，他们是很难度过十年浩劫的！张琴秋同志就是例子。
我最想见到的有这样几个人，首先是于薇，但我不知道能否见到她，见到后将是什么样子？
其次是想见江子敏。据说她流落在祁连山中，根据她那种刚烈的性格，我简直无法想象她能活得下来。
杜丽珍，我并不很熟。据说她是流落在河西的女同志中最幸福的一个，现在是一个叫三溪湾的村屯的女教师。……当然，我也想见到她。
还有，于家林，这是一个神秘的人物。据说，他跟随一个考古学家考察过楼兰王国，后来他竟然成了一位考古学家。一九四七年，又随西北工业研究所和西北地质调查所组织的科学考察队去考察柴达木盆地。他一定有很精彩的经历告诉我。于家林原是总部的通讯参谋，他是个爱幻想的人，走上这样一条路，也算各得其所了……
当然，我去重访旧地，很可能想见到的不一定见到，见到的很可能是不认识的人，那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西路军的人，我们就会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情怀。
我，作为一个离休的大军区政治部的顾问，到河西走廊还是很容易的，坐飞机到达兰州，再由兰州军区派专人专车陪同。
河西走廊的变化太大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我早从许多报刊和文学作品中看到了。
兰州，我是第一次到，兰州市的负责同志陪我游览了市容。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向我介绍了兰州的历史，先去了五泉山、白塔山。而后去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
八月，这是河西走廊的最佳季节，吃不完的瓜果，看不完的胜景，气候最为宜人。
在兰州住了三天，而后沿我们当年的行军路线西行，那皑皑的祁连山的雪峰又出现在我眼前。陪同我的同志问我有什么感触，我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两句话：
祁连山不因其起伏而失其庄严
西路军不因其失败而失其伟大
他说，这是一幅很好的对联，可以写在纪念馆的展览厅里。我说不行，顶多写在留言簿上。……后来怎么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从兰州出发，八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到达武威，稍作休息后，就去新城——原来马步芳骑兵旅司令部，去看当年西路军女俘种的红军杨。当地也叫“五星杨”。这是夹道栽种的两排高大傲岸的白杨树，我数了一下，两百零七棵。因为围墙和建筑已经改造，被一条横路截断，到底是多少棵，已经无从可考了。
我已经是七十四岁的人了，不再像四十七年前那样容易激动，但我手扶着粗壮的树身，听着茂密的树叶的哗哗声，好像抚摸着战友们的手臂，听着她们的絮絮低语。
我的眼前那样清晰地出现了她们的身影——穿着破衣褴衫，在黄沙飞卷的寒风里，挖开冰冻的沙砾，抬水，栽树。那是一群苦役犯式的强制性劳动。据陪同的同志说：当时敌人下了命令，一人一棵，只准种活，不准种死，树死人亡……现在有二百零七棵树，是不是说明，当时的女俘的大致数量呢？
这里，有没有于薇种的树呢？这飒飒的声音，是不是因我的到来她在嚶嚶低泣？我想到那些女俘，白天是苦役犯，夜间被兽性大发的匪兵们奸污，她们承受了多大的不幸？如果我现在见到于薇，会是什么样子呢？满是皱纹的眼角，稀稀拉拉的白发，没有牙齿的嘴巴，呆痴的目光，迟缓的动作，嘶哑的声音，愁苦的情态，会不会像重锤似地把我的美好的记忆中的形象打得粉碎？
现在，我的记忆的花瓶里扦插的还是四十七年前的散发着芬芳的鲜花，当它变成无声无味无色的枯枝败叶时，我将作何感想呢？我那急切要与她相见的心愿产生了动摇，抹上了凄惨的灰色，要与她相见，那是需要勇气的！就像去重新揭开已经愈合的伤口。
“于薇！于薇！我今天来看你了！在这枝叶繁茂的白杨林里，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给你的裁纸刀呢？’‘我带在身边！’‘那么说，你是爱我的！’……”
她那给我小刀时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面前，闪电般的一瞬，久已模糊淡忘的一切又真切清晰地再现出来：她看准了一个与我单独见面的机会，脸上涨起一层红晕，很腼腆，甚至有点笨拙地说：“尹……”她不知如何称呼我，嗫嚅着，“我……想送你一把小刀，……我的心爱之物……”
也许她觉得自己的羞涩是可笑的，腮抖动着，放着异样的光。那是处女特有的色泽，差不多就要落泪了。我怀着一种惊疑和悲喜，恍恍惚惚地接受了那把小刀。
她的身体翩然一转，跑走了。
这是一种感情的突袭，我惊疑地呆立着，这是多么难言的时刻，心中漾着女性带来的温馨，有种神驰天外的感觉。在当时，我的印象里，她算不上美丽，但那种处女的纯真却深深地打动了我。
就是今天回想起那一瞬，也会觉得精神振奋，往日的恋情重又复活。
大概我呆愣得太久了，陪同的同志触了一下我的臂肘，递给我一根铅笔粗的白杨干枝：
“尹顾问，你看，在折断的横断面上有个鲜红的五角星……”
“是的。”我接过来。
他很神奇地告诉我说：“这是红军女俘的心血凝成的……只有她们种的才有。”
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注入了后代人对红军的崇敬缅怀之情。但我知道，这是白杨的一个树种，在我们大别山的家乡，也有这种白杨树，撅断干枝之后，其中也有一个红五星。但我不愿揭破，我宁愿接受这个美好的传说，让它流传。
二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上午十时。
我们驱车到达永昌城东二十里铺附近。这里是当年前进剧团被围后与敌苦战的地方，村屯的墙上还留有当年的弹痕。由于抠挖弹头，那些弹洞扩大了。
陪同的同志虽然介绍了当时的战斗情况，我仍无法想象出当时战斗的情景。一路上这种对往日旧踪的凭吊无止无休。
中午在一小镇的饭馆吃浆水面，这是甘肃各地最普遍的风味小吃，陪同的同志一直为这样简单的饭抱歉不止。我说，那时候，我们捧着牛粪吃，就像吃炒面一样。
这话使饭馆里的食客满坐皆惊，有的竟过来问我是不是从北京来的首长。我说：我既不是从北京来的也不是首长，是当年红西路军的老战士。
“真的吃过牛粪？”有人不相信是真的。
“吃过……”
“什么味道？”
我承认我没有吃，但别人吃过。
我们说话间，有位老人忽然伏地要我替他申冤。
我急忙扶他起来，让他坐下，听他申诉。陪同的同志生怕给我增加麻烦，要他去找当地政府，我说还是要老人说完。他枯瘦，秃顶，驼背，有一张毫无生气的黑皱皱的脸，看上去有八十岁了。他的叙述是断断续续的，但我最终弄明白了：
他有个弟弟，曾经救过两个失散的红军，给他们带了一袋粮，夜里把他们送走了，那两个红军给他弟弟留下了一张纸条，那时马家军搜查红军，弟弟怕查出证据就把纸条烧掉了。可是马家军在他家里搜出了一个小挎包，弟弟害怕马家军追查，就说他贪财，在野外打死了一个红军伤号拣来的。
那时，在城郊，遍地都是尸体，总算糊弄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人检举他谋财害命杀了红军。
弟弟有苦没处诉，又拿不出红军留下的纸条来，连红军姓名也不记得了。“活活打死了！他，……他连累了全家……”老人声泪俱下，又要下跪，“我们……这些反革命家属可怎么活啊！……天理良心，……老天掉下个证据来啊！我要死了。我带着反革命的帽子死不瞑目啊！……我那些侄儿孙儿怎么活啊？我的苦再有两年就到头了，他们哪一年才到头啊！……”
陪同者紧紧从后面拉着他，不要他再跪下去，也不要他仰倒下去，一个劲地说：“我们不管这些，你去找政府去……”
他目视饭馆的那个姑娘，似欲把这个棘手的事情托付给她，我们好脱身而去。
“大叔，”我断定他比我老得多，“我一定帮助你！”我果决地说，“我帮你写信，我帮你找到政府！”
即使我今天走不成，住在这个小镇上，我也要完成援救的心愿。他心怀感谢地抬起头来，泪光闪闪的眼里流露着诚敬：
“去年时，从北京来了两个首长，路过这里，我赶来时，他已经走了，到张掖、高台去了……”
他们来河西我是知道的，在北京开会时，我就见到他们给中央写的报告，里面充满了对老战友的无限深情。
那报告的大意是，流落在甘肃、青海和宁夏的红西路军的同志，大约有一千二百人，以甘肃最多，约八百人，青海次之，约二百多人，不少同志是从敌人的屠刀下和活埋的万人坑中逃出来的，其中妇女占了很大比重。
女同志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被迫做苦工者有之，被逼为敌人妻妾者有之，被转卖改嫁数次者有之。男的则大多流落在农村牧区或煤窟，有的靠乞讨度日，受尽了凌辱；有不少人改为回、藏族，信仰伊斯兰教和喇嘛教。
建国后，只有少数人被分配工作，待遇很低，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历次运动都不放过他们，尤其是“文革”期间，几乎无一幸免，打成“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受到残酷迫害。
他们向中央提出建议：为红西路军的流落人员正名；改善他们的待遇；全部给予公费治疗等等。
不久，在中央的关怀下，就得到令人感动的解决：
一、西路军流落人员一律称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并发给证书；
二、无正式经济收入者，每月发抚恤金四十元；
三、医疗费全由政府有关部门报销；
四、可以酌情修建西路军烈士陵园。
当西路军流落人员捧到为其正名的证书时，无不热泪盈眶，感谢党对他们的关怀。
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已经落实得很好，这只能随着党风的端正才能解决。我又看到了那老人凄楚的脸。当然，他是属于另外的问题。我说：
“大叔！你放心，你的问题不解决，我不走！”
我们把老人扶上车，开到村政府停下来。镇长接见了我。陪同者作了介绍。我不能像在饭馆里那样把自己称作普通一兵，那将很难办事。我把我的头衔全摆出来。
有那位老人跟着，镇长已经猜出是什么事了：
“首长，这件事很不好办，他拿不出证据……”
“你是说他拿不出证明救援西路军的证据吧？”
“是啊！”
“你有他杀害西路军的证据吗？”
“有个挎包……”
“那是救援的证据呢还是杀害的证据呢？”
“他对马家军说是杀害的证据。”
“在自己人面前呢？”
“他当然说救援的证据了。”
那镇长做出有事要忙的样子，不耐烦了，觉得我这个老头多此一举，为个行将就木的老反革命费唇舌真不值得，已经定了的事，对也吧错也吧，还翻腾它干什么？
“若是你救援了西路军，在马家军刀压脖子的时候你怎么说？”
“……”他似乎在想。
“……你可知道，在自己人面前说实话是诚实，在敌人面前说实话不就是傻瓜了吗？”
“可是，这件事是群众通过的上级批准的，怎么能改呢？”
“怎么就不能改？……过去的一些西路军的失散的同志叫红军流落人员，现在不是改成西路军老战士了吗？”
“那是中央批准的，……不是中央说话，谁能改得了？”他用自己胖胖的脸点点那老人说，“他的事总不能惊动中央吧？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我要发火了，一股怒气从心头向上冲涌。陪同的同志直向镇长使眼色，那意思是不要跟我硬顶，答应照办其实不办不就得吗？
反正老家伙是过路之人，应付应付算了。
我本想下定决心处理此案，住在这里不走了，可是，我总有走的一天。那老人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像是望着一个为民请命的英雄，生怕我败下阵来。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整个党风的好转，我一个尹洪菲和风车搏斗，不比唐·吉诃德还蠢吗？我即使倚老卖老使出全身解数，把镇长打得低下头来，我走后的一分钟里，他会不会把余怒发泄在老人身上？
陪同的同志那个眼神是深刻的，他是个很热心的同志，这个眼神不是他对人漠不关心的结果，而是通达世事的结果，他太了解镇长这些人的作风了。
有人说，人老了像孩童，我七十多岁的人反道不如这个陪同我的小伙子通达人情了，是后生可畏，还是人世可畏？
的确，这个老人活不了几天了，充其量还活五年，他还需要什么呢？多少年都过来了，再委屈几年又有什么了不起？受委屈的人多了，你，一个老头子，就是戴个反革命亲属的帽子，没有打你又没有关你，戴久了，也就习惯了，算了。
再说，我的确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弟弟无罪，那张焚烧的纸条不会显灵重现，即使重现，你仍然是有罪的，既然那些流散红军已都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你救援了他们不就等于救了“叛徒……逃兵……加走狗”吗？
这是多么深奥的辩证法啊！如果举一反三，多反复几遍是很富哲理性的。
算了，我服了，我败了，哀叹一声，做着最后的挣扎：
“这样好不好？”我已经完全没有火气了，冷静如凝冰，全身寒彻，“咱们不搞株连，……”我连“封建”二字都不敢说，“那个与流散红军相遇的（我不敢说救援了）人已经死了，也就一人做事一人当了，……他们的子孙……用不着对他的祖上的行为负责吧？”说这段话时，我不但无火而且老是想哭。……我败得好惨！
“好！好！首长的指示完全正确！”镇长也由烦躁变得轻松愉快乃至嬉笑颜开了，“我们从来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所以他们……”他用脸点那老人，“绝对不是反革命，可既然他是他弟弟的亲属，弟弟是反革命，当然也就是那个（他避开“反革命”三字，可见他很聪明）亲属了……”
“完全正确！”我差点把这四个字喊出来。的确正确到无懈可击，这是合格的一个镇长，事情还是原样。……是我无理，是那个老头无理……
我们驱车经山丹去临泽，一路上，很懊丧，只觉得那四个车轮子在响着：
“滑稽，滑稽，滑稽，滑稽！”
三
这种惘怅的心情，使我急切地要去看看杜丽珍。她现在叫马正梅了。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告诉我，她现在是三溪湾的回族小学的女教师，倍受群众尊敬。所谓“文革”中流落红军“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的说法，可能要稍作更改，马正梅大概是没有受冲击的唯一幸免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