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窟排列在榆林河谷两岸的砾岩之上，东西两崖相距约百米。郭元亨恪尽地主之谊，尽量详作介绍，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切礼貌性兴味，全出于增进感情。
东崖有三十多窟，西崖少一些，有十多窟。郭道人为了不至使我太倦，仅让我参看主要窟穴。
据他说，榆林窟创建于北魏，唐、宋、元、明、清皆有雕塑绘画。我没有去过敦煌，无法比较。但这里保存的自唐到元代八百年间的上千平米的壁画和彩塑，千姿百态，色彩斑斓，已甚惊人。
他说明代嘉靖年间，官兵退守嘉峪关，关外陷于混乱状态，榆林窟逐渐荒废，直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才得重修。
他把我带到二十五窟，这里是中唐杰作，有南北天王、文殊、普贤、西方净土、弥勒净土等形象，神态生动，意气飞扬，造型优美。天国世界，楼台亭阁平列环抱；菩提树下，阿弥陀佛，朗声说法；十地菩萨依次拥坐，凝神聆听；上有白鹤飞翔，飞天散花；下有绿波荡漾，荷花盛开。乐队齐奏，美伎轻歌曼舞，把人间理想的世界，幻化成虚无缥缈的仙界佛国……
如果把它们的来龙去脉讲出来，那将是一本很厚的故事集。我想：有时人类很奇怪，自己塑像自己拜，自己编故事自己信，这种称之为欺人自欺的文化现象，似乎不可思议；也许因为现实严酷，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虚无？
在幼年读私塾时，就念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信则有，不信则无，诚则灵，这种心理，总有点滑稽，但我无法考究它的根源。
后来我们又到了五代、宋初、西夏、元代的窟洞中，这里面有耕作、狩猎、宴饮、弈棋、酿酒、冶铁、舞蹈、音乐的现实生活场景。
我好像超越时间，在古代社会中游历，忘记了祁连山的风雪和未来面临的戈壁荒漠！
“如果我蹲在这些洞窟里，”我眼睛盯着那些男耕女织的画面心想，“我会编出许多动人的故事来。”这里的确是产生幻想的摇篮……它把我从现实攫到过去，这是我的想象力使然还是绘画的艺术力量？
应我提议登上崖顶，远眺周围的风光。祖国大西北的广袤苍凉把我镇住了。向西北望去，一片灰黄，像黄河巨浪的沉淀，那是一个喑哑的世界，空旷、寂寞、单调，只有漠风像幽灵似地啸叫着，在旷野里无止无休地游荡，推起沙海的涟漪，把芨芨草和野蓬吹得满地滚逃。一想到那就是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心中凛然。
那些遥远的居民点，像暗黄色的荒丘。我看到了长长的驼队，晃晃悠悠地走着，像一串荒野哀歌的音符，那叮叮当当的驼铃更衬出荒漠的孤寂。
郭元亨指给我安西的方位，那是西北方向，因为有山相隔，无法看清。正西就是敦煌，我无法看到鸣沙山中那片草叶似的绿洲，只见沙山起伏，在昏黄的夕阳映照下，呈红、黄、绿、白、黑五色，晶光闪烁，像是金、银、珍珠、玛瑙、翡翠所堆成。
郭元亨说那就是有名的鸣沙山，他说此山系纯沙堆起，神异非常，所以叫神沙山。
我问及神异之处。
他说一般纯沙山，沙细如粉，只能堆成沙丘；这座沙山却是峰峦危峭，山背利如刀刃，……人登山脊，随足颓落，本该踏平，可是夜风重塑，翌日仍尖峭如初，千年不变，这是一奇。
这一奇有目共睹，不信也得信。
第二奇是人登山时，便闻鼓角丝竹之声。夏日自鸣。人马践之，声达数十里之遥。
这一奇似不可信，问及郭道长可曾亲耳听过？
郭道人点头称是，并向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古代有一将军在此与敌苦战，全军覆没。敌对双方，积尸数万，暴尸荒野，人神皆悲，一夜之间，狂风大作，吹沙掩埋，遂成山丘。沙下两军仍不断厮杀……
两军在沙丘下数千年来仍血战不休，凄厉之情，惨烈之状，思之令人骇极。
第三奇是鸣沙山中有一月牙泉，形似新月。岸有胡杨、芦苇。池中有铁背鱼，七星草，皆作药用。此泉又名沙井，周围沙山环抱，绵历古今，水极甘美，虽有强风狂袭，沙填不满，清明如镜。
这的确是一种怪异的自然现象。
它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倘能生存，我将亲往观之。
郭道人说，如我无军务在身，当亲自陪我前去观赏，我想绝不会有假。初登崖顶的苍凉之感，顿然消失，茫茫漠野，原有真魂在。
榆林窟正北偏东方向是锁阳城。这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那就是薛仁贵征西被困之地。
我记得在凉州府志上，说锁阳是一种药用植物，补阳祛阴，故名锁阳。我问郭道长，这锁阳草与锁阳城有什么关系？
他说锁阳城原名苦峪城，就是城里锁阳救了被困的唐军，才改此名。
再向东北方向望去，就是桥湾了。“康熙夜梦桥湾城”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曾有两面人皮鼓挂在桥湾城的庙中，以示对程金山父子贪赃枉法的惩戒。因故事太长，郭道人没有详述。
向东望去，是鹰嘴山的北缘，山峰耸峙，危绝奇险。郭道人说那里有昌马石窟，是因为薛丁山和樊梨花征西时在此养马而得名。
东望嘉峪关，就连点影儿也见不到了。时已黄昏，我们走下崖顶，在庙前告别。
郭道人邀我到他舍下共进晚餐。我欣然答应，但又说明要向上峰报告，得到允许之后才能前来应邀。
他说在庙内恭候。
晚餐是别具一格的，我们每人面前是一碗黄米饭，一碟炒发菜，两颗油炸空心果。颇有古圣贤“食勿求饱居勿求安”的味道，对于我这个长期处在饥饿状况下的壮汉来说，未免太少了。
但我仍然细嚼慢咽地吃。也许郭道人在考察我呢？他不说话，我也不便多嘴。他在考察我“食不言寝不语”的修养功夫？
吃完之后，徒弟收去碗筷，端上清茶，又加上一碟黑瓜子，一碗醉红枣，一盘葡萄干。清淡极了。
而后，他问起我乃读书之人，为什么要投笔从戎。
我认真地告诉了他。
“九九归一，”他感叹说，“你们寻求的也是那种极乐世界，可是，天地皆空，人生皆幻，无而始有，有而必无。”
他似乎在劝我出家修行，而我却寻求他对红军的帮助，但我只好先静听他的说教，略提几个绝不犯忌的问题，以刺激他的谈锋。
郭元亨虽称道人，行的却是佛事，我弄不清道释能否合一。
他说在明朝嘉靖年间，安西、敦煌榆林窟一带为吐蕃侵占，僧道四散，洞窟庙宇无人管理均被流沙湮没，成为豺狼狐兔栖息之所。数百年间，香火灭绝，人迹罕至。
直到清代喇嘛吴根栋云游榆林窟，见庙宇已废。便立志振兴香火，四处奔走，募化钱粮，动工修缮。许多流落外地的香工道士又回来，一齐清除积沙，而后香火渐盛。
郭元亨的师傅马荣贵，是个高僧，对他教训甚严，他的道行日益增进，多种经卷均能诵读。
我问他读哪些经卷。他说佛经、圣经、老子的道德经他都诵读。这更使我惊讶，他已经超出道人的局限，而成为一位宗教学者了。我趁机问他信奉佛教为什么又称道人？
他为了消除我的误解，也颇有感化我之意，说得很认真。他说，道教产生于中国，渊源于古代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到东汉顺帝时，张陵倡导五斗米教，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后来流派很多。唐代逐渐兴盛，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各地大建宫观，诏示天下访求道教仙经，达到了道教全盛时期。
唐、宋以后，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明净各宗派逐渐合流，到元代归并于以符篆为主的正一派；到了金代，王重阳创立以道为主，兼融儒释的全真道，促使儒、释、道三教合流，后又分为全真、正一两大教派。
道教信仰的基本教义是“道”。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明神之本，天地之元……但是他现在信奉的却是佛。
郭元亨生性豁达。他主张无为，他说世上各种教派不下千百，经籍书文成千累万，各种教义无不劝人惩恶行善，仁慈为怀。各教派之间不必纷争，随意来去，各说各的，各信各的，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兼容并存，即使有悖也可以井水不犯河水。
他向我解释说：南北朝时，佛教徒称道人，道教徒称道士。
接下来，他讲慈航普渡，救众生脱离苦海……似有叫我顿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意。
我则讲红军为了众生幸福，不惜历尽苦难。
此时，夜已渐深。他见我颇有倦意，油灯渐昏，便说：红军义师，军纪严明，使他深为感佩。缓笔写出一个资助红军的清单，推到我面前说，他已竭尽所有。我持长单细读，大出所望：
小麦二石四斗，
黄米六斗，
胡麻油三十斤，
硝盐四袋，
黄牛两头，
羊二十只。
我又看了一遍清单，站立起来表示竭诚感谢。
作为一支大军来说，这些资助是太少了，作为一个寺庙来说，竭其所有，的确太多了。
我说将此单带回指挥部，将公平论价。但我又再次隐约地暗示，大军经费已近枯竭……
道人说：出家之人，施恩不望报，绝不收大军的酬金。
郭道人送我至山门，又命徒弟提灯送我回宿营地。
诺尔布藏木还没有睡，他激动不已，说一早就要回程。在我陪郭道人时，首长接见了他，感谢他带路九天，安然走出祁连山，并赠送他一支马枪一匹灰青马作为带路的酬谢。嘱咐他另寻路程回考克赛，免得与追踪而至的马家军相遇。他拿出在雪崩时，他救出的两个战士给他留下的家庭地址给我看……
他断断续续地叙说着，说得很平淡，但我感觉到有一种激情在他胸中冲动。
他说，明天，他一早就走，要我不要送他。他说，“和亲友分别是很难过的……”这个瘦老头忽然热泪盈眶，把我死死抱住。我一时难以理解，这个年届半百的人，竟然有如此细腻的感情。
我只能宽慰他，说“后会有期”。这几天来，我们的确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
我与他住在废弃的崖壁下的洞窟中（想是当年开凿石窟时工匠的住所），合盖着一条毡毯像家人般睡眠，我体验到了人间的爱！
我们与马家军这场拚杀，双方伤亡不下三万人！历数河西自古以来的战争，又好像人间充满着恨。……利害相同就爱就善；利害相悖，就恶就憎。是这样吗？国共既可以合作也可以分裂，不正是由于利害同异吗？我在诺尔布藏木的鼾声中胡思乱想了好久。
在天不太亮的时候，我和诺尔布藏木还有张干事悄悄起来。他背上马枪，我帮他拉马，走出峡口。我对哨兵作了说明，却不见了张干事。这种失礼的行为使我很恼火，但不好当着客人的面表示出来。
在峡谷口上，我让他上马，他拒绝了，我们又紧紧拥抱，挥泪而别。我伫立谷口，望他牵马而行。
我看到在前面的杨柳林中，走出三个人来。
这是张干事跟那两个雪崩被救的战士。我向前奔了两步又停下了，立即感到身为领导的悲哀。
我虽是一个小小的科长，有我在场，他们都退居幕旁，一切思想感情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就像一株被大树荫护下的小树，它无法独曝阳光，向蔚蓝的天空伸展它的硬挺的枝条和翠绿欲滴的嫩叶……
我只能站在五十米之外，观望他们的告别。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宣泄自己的感情。
大约过了五分钟，诺尔布藏木拉马走了，不断回头，直到转过二百米外的山脚，他始终没有上马。
在他消失之后，我心上袭来一阵怅然的失落之感。相处九天的诺尔布藏木走了，相见之得之有，别后之失之无，是不是郭元亨说的那种“虚无”？是我影响了他？是他影响了我？还是互相渗透了点什么？我又想起了旺迪登巴。
一切的友谊、苦难全成了历史，全被时间的浊流湮没了，永不回头。在明天的行程中，更有新遇，今天所失将为明天所得代替，或者反过来说，昨天所得已为今天所失代替！
我不想等他们三人回转，独自回到营地。
起床哨声响了。
部队吃过早饭，向安西方向进发。
临行前，如数收到郭元亨的全部馈赠，他坚决拒收酬金。
工委首长说：
红军正在难处，费用的确十分拮据，今日暂欠，来日定还。当即写下收据，请他收藏，后报有期。
郭元亨把字据收起。对工委首长年轻干练和平易可亲的丰采甚表崇敬，他说存起收条并非望报，只是留作纪念。又说了很多祝福大军一路平安的话。
和郭元亨告别，没有与诺尔布藏木那样的感情色彩，他是方外之人，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清净，一切处之泰然，不容易冲动起来。
但他随总部走到卡房子山，看着大军从山下开过。
在分别时，他向我拱手。不说“阿弥陀佛”，而是说“后会有期”！
我也向他拱手为礼，也说：
“后会有期！”
走出视线之前，我回头后望，只见他仍站在卡房子山的垒岩之上，他的灰色法袍在风中翻卷。
猜不出他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