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断受到带队官员的监视和“洗脑”，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他们成了马克·吐温、斯陀夫人们的崇拜者和朋友，他们痴迷于《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曲折离奇故事时，也为《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主人公流下同情的眼泪；他们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接受美式英雄主义的熏陶；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见证电话的发明，看见留声机的出现。他们不可逆转的“质变”让清政府的决策者们忧心忡忡。
随着时间的推移，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程度加深，对美国式生活日愈憧憬留恋，他们不再愿意穿中式服装，甚至把脑后的长辫子剪掉，经常一身美式打扮。其中的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对基督教教义产生兴趣，严重违背清政府不得接触宗教的训示。
幼童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到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思想，这使他们渐渐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规定的繁琐封建礼节不大敬重了，反而对人权、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
他们与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参加各类宗教、体育、甚至政治活动……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幼童在美国人家寄住，要不定期向官员汇报思想，平时聚集在一起也不敢多说话，因为一旦被发现有出格行为和清政府认为不敬的言论，他们随时有可能被遣送回国，而一旦被遣送回国，他们面临的将是被监视甚至牢狱之灾。
安全起见，思想认识接近的中国幼童，为避开监视，偶尔来到这个中国人开的小店，借喝茶聊天，谈论他们对美国的认识和对清政府的评论。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他们来得多了，有时也买点东西，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边角落座，他们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汉语在讨论着什么，宋耀如开始并没有十分注意，慢慢地，从他们嘴里听到很多他从没有听到过的词语，如什么“世袭皇权”、“宗法制度”、“改制宪政”、“愚昧国人”“开化民众”、“开启民智”等等。
渐渐地，宋耀如与这些幼童熟悉起来。其中两人一个叫牛尚周，来自中国上海，长得白净高大，1872年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来到美国；一个叫温秉忠，来自广东从化，和宋耀如个子差不多，较矮小黝黑，比牛尚周晚一年于1873年来到美国。
三个身在异国、年龄相仿的中国孩子，通过叙述年齿，发现竟然都是同年出生，经过一段交往和了解，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与中国留学生接触，使宋耀如这个文昌乡下孩子，第一次听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给“番客”出身的宋耀如填补了中国社会现状与历史这一课。
宋耀如开始站在一个客观实际的认识高度来关注大洋彼岸祖国的命运。除了从牛、温二人那里了解外，一有机会，他还从所接触到的华人那里了解祖国的情况，从历史到文化，从政治经济到民智风气，无所不感兴趣。宋耀如因移情国事，对生意的热情大减，开始引起义父的龃龉和不满。
美国版的“桃园三结义”最初是小说《三国演义》里记载的故事，述说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意气相投，言行相依，在桃园举酒结义，对天盟誓，约定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开始，宋耀如主要听牛、温俩人说事，插不上嘴。他以这种方式，对中国国内的情况，竟然有了一个较完整的认识。
他也对这些年龄与自己相仿，却肩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使命，以便将来回国报效祖国的天之骄子们，产生一种既羡慕又有点妒忌的心情。
每一次，牛、温二人侃侃而谈，从未体会到宋耀如的心情。
在他们的眼里，宋耀如不过是一个只知道赚钱的“乡下人”，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番客”。但当他们听到宋耀如是如何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经南极附近海域，沿南北美洲东西海岸，几乎绕过多半个地球来到波士顿的故事时，不由得惊呆了，流露出敬佩的眼光。
牛尚周和温秉忠虽然也是乘船到美国，但他们是在美国西海岸登陆，然后从旧金山改乘蒸汽火车——经由中国劳工用血泪铺就的铁路横穿美国大陆而来，他们的旅途经历相对要简单得多也安全得多。
他们在国内是同辈中的佼佼者，接受的是完整全面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他们的立学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1837—1909）为了调和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学”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这一“国家标准”。
他们刚来美国时，牢记朝廷带队官员的训导，除了对所谓于经邦治国有用的西方科学技术外，对于美国社会其他的东西，一概是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态度对待。他们虽然人在美国，思想却牢牢在随队官员控制之下，实际上他们的见识是受到很大限制的，至少，在留美初期是这样。
当他们听了宋耀如讲述的航海知识和对波士顿的见识，都不由对这个来自海南文昌的“乡下人”刮目相看。他们特别羡慕宋耀如能自由出入教堂和在美国无拘无束的生活，当他们听到宋耀如对基督教精神的了解和对美国民主自由思想的景仰后，这两个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后来虽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但对西方思想渊源了解甚少的“洋务学子”简直惊呆了。
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同龄人，实则知识丰富，思想深沉，眼光远大。牛尚周和温秉忠这两个生长于中国近代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广东这两个特殊地区，从小同时受传统儒教思想熏陶和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没有吃过太多人间辛苦的天之骄子，对有过如此生死经历，对于美国基督教有着如此深厚情感，行为勇敢果断的“小同胞”，由开始的同情怜悯，变为由衷的钦佩和尊重。
宋耀如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经历一下子拉近了由于资历和出身不同而与牛、温产生的距离，以致三个身在异国却并不是同路人的中国少年，结下“桃园三结义”般的深厚友情。
他们相互激励，相互影响，视为知己，以至于后来回到祖国后，竟然鬼使神差地发展成为一种姻亲关系。这段意外的友情，在三人一生的风风雨雨中，起到把握命运重大转折的关键作用，特别是温秉忠，这位后来清政府炙手可热的教育官员，也成为宋氏家族教育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对宋氏子女到美国接受教育尽到了做姨父的一份责任。
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业的海外留学生
牛、温告诉宋耀如，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是一个叫容闳容闳（Yung Wing，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汉族，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取得学位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带回的梦想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下一代应像我一样享有同样好的教育，通过西方教育，中国会复兴，有智慧，傲然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传奇式人物，也是一位广东人。容闳出生在广东与澳门仅一水之隔的珠海南屏镇，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上不起中国人办的学堂，7岁那年被父母送到了有钱人家根本看不上眼的洋学堂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了6年《圣经》、英语，学习西方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由于聪明好学，很得外国老师的青睐。
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
1846年，容闳跟随校长美国人布朗去美国，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夏，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同时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业的海外留学生。
容闳学成归国后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能得到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培养近代先进思想和科技知识人才，于是开始四处奔走，倡导他的公派留学主张。
他除了主张学习实践西方科学技术外，极力提倡从治学根本上学习西方文化思想。他以自身的学习经历为例，竭力向统治者呼吁学习西方“长技”，除了购买西方的机器外，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1909年，容闳在美国推出了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恽铁樵和徐凤石在1915年将该书翻译为中文，名为“西学东渐记”。中建议设立兵工学校，教学生机器工程理论并亲身实验。这样还不够，他竭力向统治者说明派学生到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只有四夷来华学习请教、更无派员出洋求学的传统禁忌，呼吁并提出他向美国派留学生的计划。
大幕自此开启
容闳以其亲身留学美国经历和所见所闻，在经过十多年的奔走呼吁之后，终于博得统治者的部分认可，为了适应洋务需要，他们同意扩大兴办矿厂、铁路、航运、电报等民用企业，创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等，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改革运动的有限尝试。
1872年夏，在清政府的许可下，容闳组织第一批留学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公派留学的大幕自此开启。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影响深远的改变中国命运之事件，为容闳们开辟了一条为国为民族作贡献的最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也为中国开辟了最恢弘的教育新篇章。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就是当年第一批公派留美幼童之一1872年（同治十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了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1878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中学的课程，考取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道工程学。1881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在运用西方科学技术的实践中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前无古人的不朽贡献……现身说法
宋耀如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些的时候是多么地激动，他为自己这位广东同乡感到骄傲，容闳这个响亮的名字让他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