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产品大肆涌进中国，导致大量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的极端贫困，加之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民间对资本的追逐和渴望加快，其结果之一就是中国近代移民潮的兴起。特别是当时的岭南地区，由于最先受到殖民扩张影响，并惠于地理交通便捷等优势，首先开始了以向西方国家及殖民地输出劳务等形式聚敛资本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劳工被形象地称为“番客”。
番客们主要通过在国外出卖苦力，以劳务交换的形式换取货币，省吃俭用后寄回家乡养家。久而久之，随着移民潮规模扩张，吸纳积蓄了一定的资本后，在受移民文化影响较大的南方，也开始逐步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艰难而缓慢地实现小范围的、局部的近代化尝试。
因此，渡海出洋，成为当时岭南人的一种生存哲学，与士大夫们的“学”“体”空谈相比，这似乎更能体现近代民生的最基本经济要求。
事实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移民经济即华侨文化对国家的影响和作用，在解决吃饭问题上，似乎来得更快，更直接，也更有成效。
亦商亦农
当时文昌韩家虽不富有，但有足以维持生活的薄田。宋耀如从一生下来就注定与农活相伴。整个少年时代，他大多数时间是跟随母亲和哥哥在田间地头玩耍、劳动，从小耳染目睹稼穑艰辛、体验劳动的苦乐。从开始走路起一直到12岁期间，他的主要生活轨迹是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海南旧风俗，男人“主外”，一般不下地。他们或者下海打鱼，或者跑码头，每天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结交朋友“谈”生意上面。按当地习惯，谈生意都在一些简陋的茶馆中进行，所以在海南很多地方人们看到的情况是，妇女、小孩多在田间干活，而男人，特别是一些青壮年男子，都在茶馆喝茶。
文昌的人文习俗传统更使得这个小小的县市早已是一个民众社会分工十分具体细化的地方：男的全力外出拼搏赚取名利，女的包揽全部家务，相夫教子支持创业。这其实是一种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的生活方式，包括韩家的男人也是以这个方式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韩鸿翼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当地的“小商人”，但实在不能称之为家庭经济的“支柱”。
文昌人一旦把这种生存方式当成天经地义，这种生存方式就成了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人的成长是刻骨铭心的，终生不能忘记。可以想象当时韩家人在地里耕种，于井中汲水，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春种秋实，寒暑交替，日复一日的平淡农家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田地虽不多，但每年地里的收入仍然是一家老小生活的主要来源。
可以断定，宋耀如这种早期生活环境，对于他后来能够不惜代价争取到国外奋斗并接受西方教育，有着巨大潜在影响。如不是这样，他或许也将像文昌绝大多数默默无闻的乡下孩子那样，满足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亦商亦农，娶妻生子，守于斯，终于斯。
琼北农家常见的建筑
宋氏祖居几间简单韩家老屋，是那种在琼北农家常见的建筑。
大门侧有一间类似耳房的杂屋，里面放满了农耕用具，有锄、钯、耒、耜之类的生产工具，都是农村常见的一般农具；出祖居大门朝东北方向行约50米，有一座类似于碾坊的小屋，小屋中有臼、碾、笼等用于稻谷脱粒的农具。
家中可以说一贫如洗，几乎没有什么贵重和可供夸耀的财产，只是那块记载家族根源的祖公牌挂在堂屋正面，肃穆庄重，叙述着这个家族不平凡的经历。
祖公牌上记载了韩家世祖的宗系轨迹，可谓是家中的“镇宅之宝”。当年阿虎经常指着族谱上的人问这问那，虽说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但家族的荣耀和历史的烙印，已深深刻在他那小小的脑海之中。
宋氏祖居·农具
宋氏祖居·卧室
有一种说法，中国人不论走到哪里，最终不会忘记自己的家，总要落叶归根。这也许就是根文化原始教育不可替代的渊源所在吧？
简单的陈设，一张硬杂木八仙桌和几张椅子占据了狭小客堂全部的空间。两旁的耳房各有一张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的木床。木床上放着一个近似于原木的木制枕头，房间里唯一能称得上“奢侈”的物件可能只是那盏镶在墙壁上的土油灯了。母亲卧室的一间房内放有一只装谷子用的“谷柜”。这就是韩家所有财富所在，一般情况下，小兄弟几个是不能随便进入母亲房间的。
妈妈的得力帮手
父亲常年忙于外，男孩子们就是妈妈的得力帮手。阿虎和哥哥韩政准承担了家中的大部分杂活。一个未成年孩子，很重的农活干不了，但放牛、挑水、舂谷等较轻的活儿就成了他们每天的“功课”。
从现在保存的距房前100多米地头上的老井，可以想象当年，仅提供一家人的生活用水就是个不轻的体力活。阿虎和哥哥除了要帮母亲种地外，还要担负家中的各种杂活，每天往返数次到井里打水并抬回家供煮饭洗衣用。每到播种和收获时节，他们兄弟俩还要和大人一起插秧晒谷脱粒。家里需要添置东西或把多余的产品拿去卖都要到镇上去。因为没有更多的交通工具，地里的活一忙，不能挂牛车，他们经常要挑很重的东西来回走很远的路。每次，身体健壮的阿虎总是悄悄地往自己的担子里尽量多放一些。
照理说，十来岁的男孩正是求知欲旺盛的时期，与其同龄的孩子，家庭有条件的都要把他们送到学堂里接受教育，条件差的也要找个私人塾师教几个字，读几句“人之初……”之类的。但当时韩家，由于缺少田间劳力和居住地偏远，缺少让孩子接受教育的环境和条件，韩教准兄弟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其发蒙学习，获取一点有限的知识，都是靠在帮助大人干农活时，零零星星得到一些指点和启发。
阿虎天资聪颖，会动脑筋，从小就有很强的观察和动手能力。
他经常看父亲干活，自己尝试修理一些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具。他磨出来的镰刀，收割起庄稼来又快又好，他用屋后山坡上的竹子做扁担抬水，轻松省劲，为此常常得到父母和家人的夸奖。母亲韩王氏聪明干练，在娘家时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底子，是韩教准当然的第一个人生老师。在海南，王氏也是一个大姓，分布最为集中的是在海口、琼海、定安与文昌等地。据载，琼州王氏的开基始祖王悦，名居正，字习之，出自太原王氏，官至兵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因主张抗金、收复失地而遭宰相秦桧迫害，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被贬到海南，任琼州府同知护理太守，不久病逝。此后，他的子孙在海南生息繁衍，人才辈出，其中较著名的有明朝进士教育家王弘诲。
韩王氏家教渊源深厚，家风重学，看到小阿虎聪明伶俐，勤快好问，爱动脑筋，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自然喜欢，恨不得将自己所学全部教给他。
阿虎一有空闲，总是在母亲的敦促下认一些简单的字，读一些童蒙识字一类的课本。这种劳动之余断断续续的学习虽然有限，但对于学习悟性很高的阿虎来说非常地实际和有用。从母亲嘴里念出来的，不论是优美的诗、词，还是故事、文章，都是那么地动听美妙，使其打开思绪，触类旁通，常常情有所寄地缠着母亲追问不止，“打破砂锅问到底”。
母亲对阿虎的学习精神十分欣慰，不厌其烦地尽自己所知回答他的问题。很快，母亲发现自己的一点文化底子远远不能满足阿虎对知识的渴求，这常常使她十分内疚和不安，希望能够得到贵人相助，让阿虎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
后来宋耀如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融会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开始其西学教育的历程，不能不说是一个中国人传统教育不完善状况下的突变。这个过程来得太突然，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宋耀如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字缺失的遗憾。
宋耀如到美国学习后，原来掌握的有限中文知识不仅不足以写一封给父亲的信，而且几乎遗忘殆尽，只能用英文写成，以致让他所委托的转信人，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林乐知先生，为这个即将毕业于神学院并被寄予了很大希望的中国籍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大为恼火。他不仅直截了当地指责宋耀如不能用中文写信的缺失，还给宋耀如寄去一些中文杂志，希望亡羊补牢，提醒这个未来的中国神学同事不要丧失自己中国文化的本性。
1881年宋耀如从北卡罗来纳州圣三一学院写给林乐知的一系列信件披露了这个问题：
1881年10月14日
亲爱的先生：
我已经在几天前收到了您的信，得到了一封您写的信我非常高兴。您要求我用中文写信，我已在纸上写了一些。……1881年11月4日
亲爱的艾伦博士：
我已在前天收到了中文杂志，得到它（们）我非常高兴。我感谢先生您，……1881年12月16日
我亲爱的艾伦博士：
我在1881年12月3日收到您的好意来信，它写于1881年10月24日。收到您的信我非常高兴，每次收到您的信都给了我很多的快乐。我还收到了那些中文杂志。哦，亲爱的博士，您对我太好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4、265页。英文书信分别如下：I had received your letter few days ago， and was glad to get one from you， you asking me to writ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 have written some on the paper…I had received the Chinese magazine day before yesterday， and was glad to get it.I received your kind letter Dec.3，1881， which you wrote Oct.24，1881.I was very glad to hear from you.It gave me much happy to hear from you every time.I got the Chinese magazines also.Well， Dear Dr.you had been so kind to me。
如此云云，从宋耀如这些信中不难看出，只能借英文表达文义这个不争事实，说明他在少年时代受到的国文训练相当有限，以至于他在远离家乡后，写一封简单的能让亲人们直接看懂的中文信也不可能。
“温雅高贵”的母亲
由于父亲韩鸿翼本分老实加上经济条件有限，做生意赚不到什么钱，且人到中年，又体弱多病，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母亲韩王氏身上。
母亲既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久病不愈的丈夫，又得想法谋生、维持生计，还要应对官府勒索、地痞敲诈之类的不测。因世道艰涩，住所偏僻，时遭强盗打劫，每当此时，村中人人自危，家家恐慌。母亲却总是临危不惧，顾及生病丈夫的同时，又要保护年幼的孩子，呼唤亲友，与土匪周旋，凭着机智勇敢，每次都化险为夷。可见这位“女中之杰”嫉恶如仇、正气凛然的刚烈气质，对少年宋耀如影响重大。
在宋耀如的记忆中，母亲韩王氏坚强而又温柔，是一位不平凡的家庭主妇，她不仅持家有方，而且对儿女管教颇严。当宋耀如8岁时，母亲因积劳成疾，也像父亲一样，病倒在床上，但她一如既往，非常镇定，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的痛苦与愁云。母亲的榜样给了孩子们极大的信心和力量，也给幼年宋耀如留下了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的深刻印象。
宋耀如走出文昌后，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不论是在美国还是来到上海，虽一生伴随着数不清的艰难困苦，都从来没有害怕低头。这种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性格之养成，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母亲韩王氏的坚强和勇敢。
后来宋耀如曾经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孩子们描述自己的母亲，每一次都是那么地动情：
她身负重疴，仍温雅高贵；她饱经折磨，仍端庄美丽。我见过许多描绘崇高女性的画像，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画家能画出她那崇高的神韵。
从母亲身上，宋耀如直观而朦胧地感受到中国人那种坚忍不拔的气质和任劳任怨的美德，这也是他后来对于儿女们特别是三个女儿做人做事的言行要求所寄托的准则。
望子成龙的祈盼
父亲也非常钟爱这个淘气又机灵的老二，对他总是多一点偏爱，也多一份望子成龙的祈盼，空闲时会喋喋不休地给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和知识。为提高他的见识，有谈生意和会见朋友的机会时，常带着他一道去。到了稍大一点，阿虎提出的问题常常让父母回答不了，父亲只好向朋友请教，有时干脆就让他自己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