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邪人扰乱朝政
爱恶败俗而败亡
论奸谗，在曹丕的典论文章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这无疑是因为他亲身感受，幽思而作的《典论论奸谗》一直围绕着立嗣问题而立论，他在一篇悼念其父乐府诗中论：“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曹丕在经历了严酷而漫长的立嗣斗争风波后，已感到身心交瘁，他就是披着一头华发走上帝王宫殿的，因而他这篇典论文章，是明确有所指、有感而发的
《典论论奸谗》曹丕先后写了五篇文章，第三篇是有关何进与宦官之间的互相残杀的事，省略之，现主要围绕立嗣的几篇作介绍。
原文为：佞邪秽政，爱恶败俗。国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何进灭于吴匡、张璋，袁绍亡于审配、郭图，刘表昏于蔡瑁、张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于载籍，聊复论此数子，以为后之监诫，作《奸谗》。
意思是说，如果奸邪的人扰乱朝政，不正确的爱好厌恶败坏风俗。一个国家有这两种事，想要不出现衰亡是不可能的。何进因吴匡张璋而毁灭；袁绍因审配、郭图而败亡，刘表因蔡瑁、张允而昏庸。“佞人殆”，孔子在论语中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谣，佞人殆”。佞邪的人危险啊！作为后世的鉴诫，姑且论说一下这几个人，于是写了这篇《奸谗》的典论。
袁绍自官渡之战军败后，不久发病吐血，于建安七年五月（公元198）病死邺城。袁绍有三子，平时喜爱老大袁谭和三子袁尚。谭长而惠，尚少貌美，绍妻刘氏则爱尚，数称其才，袁绍欲以为后，而未显绍死。别驾审配、护军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配、纪支持尚，评、图支持谭，众以谭长应立之。配等恐谭立为己害，加之绍妻刘氏支持，乃矫绍之遗命，奉尚代父位。袁尚自号为大将军、冀州牧，称其兄袁谭为车骑将军。绍妻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即将其宠妾五人分别拘之，下令皆杀之。刘氏以为死者有知，会与夫绍见于地下，乃下令髠头墨面，以毁其形，曹丕写道：“冀州未破而家已亡。”按说，当时袁绍掌控了渤海一切，西面占有全晋土地，南面阻断了黄河通道，北面有匈奴做后援，拥有方圆两千里的地盘，数十万兵将，完全有条件建立霸主事业。但因为不能“抑制愚妻”的行为，不能正确区别嫡庶长幼，像女人一样自私，后来身败名裂，失土丧师，自己亦重病死。“邪臣辟奸，二子相屠。”袁绍坟墓上的泥土还没有干透，家族寺庙已成为一片废墟。他的过失可以说是十分严重的啊！在这里，曹丕以自己局促不安的地位，其文所指是十分显明的。接着他又例举刘表家族的灭亡，为作《奸谗》论证。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县）人，鲁恭王刘余之后，少知名，姿貌甚伟。是时山东起兵，献帝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攻杀荆州刺史王叡，帝诏书以刘表代刺史。刘表在蒯越诸将帮助下，平定了江南接五岭，北抵汉川，地方数千里和带甲十余万。而刘表毕竟乃一儒士，胸无大志，谋无远虑，不习军事，试图以“爱民养土，从容自保”。建安13年11月曹操于秋天直疾趋刘表的宛、叶之地，而刘表于八月间病死宛城。因刘表自以为宗室，乍前乍却，以观世事。他的去世使儿子们及部属其间矛盾立即表面化。刘表初以长子刘琦貌似于己爱之。后妻蔡氏爱次子刘琮，而讨厌长子，而加妻弟蔡瑁及其外甥张允等都与刘琮交好，多贬誉刘琦，于是刘表生前也改变了态度。而与“琦疏矣，正为江夏太守，监兵于外”，而立次子刘琮为嗣。致使兄与弟反目。恰时曹操的军队临近襄阳郊外，刘琮献城归降，而刘琦则投奔江南，弟兄分道扬镳。
曹丕最后写道：古代赵高、李斯奸诈是为贪权夺利，他们都是就近于父子骨肉之间挑拨离间，以使凶残叛逆的阴谋得逞，这实在是可悲的啊！
三代之亡由乎妇人
故刺艳妻书诫晨妇
内诫，是古代封建社会对家中妇女方行规范所作的训诫。曹操，曹丕父子对妻妾干涉朝政带来的恶果都十分重视。曹操生前曾口述《内诫令》其内容只是涉及生活起居及家务琐事。而曹丕作的《典论内诫》则超出了对妇女侍奉父母、大夫姑舅的礼节和男女之间礼防的范围。其指导思想而是在《论奸谗》基础上，从帝王君主的妻妾干涉朝政带来的恶果作经验教训的引证分析。
《典论内诫》原文如下：
“三代之亡，由乎妇人。”故《诗》刺艳妻，《书》诫晨妇，斯己着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众。或在布衣细人，其失不足以败政乱俗。至于二袁，过窃声名。一世豪士，而求以之失。绍以之灭。斯有国者所宜慎也。是以录之，庶以为诫于后，作《内诫》。
原文的意思是：三代指夏、商、周，夏代国王桀名履癸，暴虐荒淫，他进攻有施氏。施将女妹喜嫁于桀，商汤灭夏、桀与妹喜逃南而死。商代最后一个君主纣王，纣进攻有苏氏时，有苏把妲己献给纣，极受爱宠；周幽王的宠妃褒姒，被他立为后，并废掉申后和太子，申联合大戒等攻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下，西周灭亡。三代导致亡国，“由乎妇人”，皆归罪于女宠。故《诗经》讽刺“艳妻”，指褒姒，周幽王为博得艳妻一笑，点烽火台戏弄诸侯幽王遂失天下。
“晨妇”《尚书中曰》：古人有言，“牡鸡无晨，牡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爱妇言是用。妇指妲己，母鸡不可以司晨，是说女子不可以干政，女子干政，便称晨妇。可现在这样的事情仍然很多，如果发生在一般平民百姓家中，其过失只是一般，不足以败坏朝政。这时曹丕又以“二袁”为例，说他的过多欺世盗名，成为一时的豪杰。袁术同类似的事情失败。为了进一步引证自己的论点，在《内诫》第二篇里，曹丕还讲了袁术的一个故事：
当时的司隶校尉冯方有一女儿长得天姿国色。因局势****不定，便令女到扬州躲避。袁术因杀扬州刺史陈温而自颂，虚张声势为徐州伯，意思是扬徐两地都属于他的天下。袁术闻后登城观望，见到了冯女貌美，十分喜欢，便将其女纳为妾，十分宠爱。袁术的妻妾怕冯女得宠，便暗地欺骗她说袁将军认为你很有志向气节，你见到他时应该哭泣，以表示你心中有忧愁、显示气节。如果这样做，将军一定会更加喜欢你的。冯女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只要见到袁术，都表现得伤心落泪。袁术果然以为此女心中有事，必不强之，而冯女则表现更伤心了。袁术的妻妾便一起将她绞死了，悬挂在厕所的横梁上，说冯女因悲伤过度而悬梁自杀。袁术亦深信她是不能遂愿而自杀。
袁术建安三年称帝于寿春，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而当时多数人反对，有的指出：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也。有的说：在德不在众，虽图虚名，众之所弃，谁能兴之。而过江东的孙策则更直截了当拒绝。而袁术矜名尚奇，无性骄肆，及窃伪号，淫侈滋甚。于是资实空尽，到处搜括民财，穷凶极恶，以致人民多饥死，袁术称帝本来就不顺利，闻报曹军南下，甚为恐慌。于是乃烧宫室，率亲信奔其部属陈简、雷薄于潜山（今霍山县境）。陈简、雷薄等遂大困穷，不能自立，士兵纷纷散走。袁术忧愤不知所为。而复走还寿春。此时的袁术已孤家寡人，坐在称帝的龙床上向厨下曰：还有多少积谷？厨下答：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夏术欲得蜜浆，而无人为之。叹息良久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随顿伏床下呕血斗余而亡。袁术子女皆过江投奔孙策。
袁术自兴自灭，时人有评论曰：“天之所助，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自天佑之。夫事不以顺，虽强力广谋，亦不能得也！”
人类有生就有死
有成功就有失败
汉代自王莽篡位后，借助迷信实行统治、倡导方术，盛行好星历郡国均设置宗师。曹丕的《典论论方术》就是在此背景下写下了论方术的文章，而且不仅此一篇，不过此篇是写得比较好的论著。
“方术”古时指治道的方法。战国思想家庄子曾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方，道也。古代指天文（包括占卜、星占）、医学（包括巫医）。神仙术，占卜、相术、遁甲等等。后来道教承袭了祭祀鬼神，和方士炼丹作为修炼方法之一。
曹丕的《典论论方术》原文于下：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然而惑者望乘风云。与螭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溪。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饥餐琼蕊，渴饮飞泉。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逝者莫反，潜者莫行，足以觉矣！”
曹丕是说人类有生就有死，有成功就有失败。这是天地不可改变的，圣贤都不能避免的事情。而愚蠢的人却希望腾云驾雾，与龙一起飞翔，到不会死的“丹溪”国度里去。晋朝郭璞曾在《游仙诗》中说：“虽欲腾丹溪，去螭非我驾。”螭龙传说中一种似龙形动物，共驾同飞。曹丕在此借用。
只要到了“丹溪”国，饿的时候可吃“琼蕊”，渴的时候饮飞泉的矿泉水，但死去的人却仍然一个接着一个，荒坟野墓到处排列着死去的人，这个事实足以引起人们的觉悟了吧！
曹丕这种反对迷信不信鬼神的思想，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为此他还专门发布过诏令。禁止“非祀之祭，巫祀之言”。他为了加强自己的论典，还写一篇绪论原文曰：“然人形性，同于庶类。劳则早毙，逸则晚死。淳于意诊赵章，谓其命在五日，后至七日乃死。章嗜粥，内脏充实，故能延日矣！”
曹丕是说人的形体生命和自然界万物相同。操劳疲累的人死得早，闲逸放松的人活得久。他的这个解释，并不全面，笔者认为闲逸的人不一定活得久，而几乎懒惰的人没有活得长久的。“淳于意”乃西汉临淄人，汉初的医学家，曾任太仓长。他替赵章诊病之事。《史记》中记载：阳丰侯赵章病，召淳医。众医皆以为寒中，淳诊其脉曰“迥风”，迥风者，饮饱食下嗌，咽喉称嗌。法曰五日死，而后十日乃死。“此文”与曹丕所述稍有不同，应以《史记》为准。
令郡国各修文学
县满五百置教官
曹操这个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路线和写作态度，对于其他作家和百姓，都起到更具体的领导和倡导作用。建安8年他刚刚平定了袁绍集团回到邺城之后，就颁布了《修学令》，明确要求各郡县都要办学校，修文学乃至具体到设置教官。
《修学令》原文如下：“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曹操几年来，征战袁绍，耳闻目睹了袁氏之治，豪强擅姿，下民贫弱，“后生”儿童们，不懂得仁义礼让之风，因而我感到悲伤。充分说明他治理国家必须重视发展文学这一理念。不仅各郡国要修文学，而且县要设置校官。学校要选“俊造”之人当任老师，这是何等的英明举措。
曹操和袁绍，虽然均属于和人民相敌的阶级，但他们对农民的政策却有显著的区别。袁绍维护的是世家豪强，兼并农民土地的政策，迫使丧失土地的农民，当他的田客，控制乡里，形成地方的割据势力。曹操占领冀州之后，指出：“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不出赋”，“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乃袁氏之治也。因而曹操及时地调整了混乱的赋税制度和对农民的教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