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维德写了一本《爱经》，专门传授男女情爱的技巧。在他看来，追求女子，第一要义是“勇敢”。这话正确的理解是：有了勇敢，八成就能成功了；缺乏勇敢，必败无疑。
老处女终于被一个男人看上了，并且怀了孕。可惜她早生了十年，要知道十年前，处女不是愁嫁，是奇货可居。我靠舅舅的关系，已经转到企业柜台接了一年的支票和贷记凭证，一个图章敲下去，交易额都是几百、上几千万的。这是一个美差，年底企业财务会送一些挂历和小额超市券，让现金柜的老出纳眼红不已。胖男生依旧在出纳柜台，眼睛里隐约也有些羡慕。有牙齿发黄的小老板想请我出去吃饭，我连忙说：“噢，不，谢谢，我肚子不饿。”我讨厌抽烟抽得手指头和牙齿都发黄的人。
春节过后，破了处的老处女挺着大肚子，给新调来的行长侄女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很不幸我的位置被她看中了。
如果没有强硬的后台，就必须学会拍马屁。
可我既没有强硬的后台，也不会拍马屁。
我被安排去区级法院代收诉讼费。没什么不好的，见不到老处女的大肚子和老出纳犀利的眼神，既没有敲不完的图章，也碰不到面无表情的企业财务和想约我吃晚饭的黄渍牙小老板。上帝关上了这扇门又给我打开了那扇窗。
在二十五岁的那年，我发现自己变得好看起来，就像上海四月的樱花，一夜之间全部绽放。我花了很多钱购买衣服和化妆品，并且参加了一个平面设计的夜大学习班，其中包括绘画课、色彩原理和视觉构成的系统课程。这些课程帮助我即便穿着大红大绿，也不至于看上去像村姑。搭配其实很简单，只要调和一下色彩或者把色块比例调整一下即可。
我爱上了这个专业，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上班和下班，那是两个不同的时间空间，我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这两个空间里。夜大的同学们年轻气盛、激情澎湃。老师带着我们去同里写生，车子开错了道，一直开到天黑也没到达同里。一路上大家吵吵闹闹，在黑暗里颠簸，像正在膨胀的爆米花那样的兴奋。那天晚上我和苹果熟络起来，和她住在同一间客房。后来我们一起在树荫下小桥边的河水里洗笔，一起接受路人的观摩，我害羞得不敢在陌生人面前下笔，她则从容有余。就像她说的：“这地方，谁认识谁呀，毕加索的画更让人看不懂，没什么放不开的。”
学习的过程很美妙，美术馆成了我们每个月必到的地方，从那些已经故去或依旧健在的前辈身上，我发现了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真正认清了自己。我是谁？我拥有什么才能？想成为怎样的人？我是我眼里的我，而不是被老处女或者数学老师下了定义的我。当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我就不再纠结于银行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发誓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地方，这地方让我感到被桎梏、被捆绑。至于用什么方式离开，还没有答案。
我们年轻，我们要谈情说爱。有些想不明白的事情，就让它糊里糊涂吧，船到桥头自然直。
法院是一个有很多年轻书记员的地方，有很多同年龄的男孩子、女孩子，他们多半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就是那所坐落于苏州河畔、被茂密梧桐掩映的学校，历史十分悠久。夏天的下午，夕阳斜斜地从立案庭棕色玻璃里射进来，在我轧账的时候，男孩子们殷勤地拿来棒冰和我分享。那真是一段迷人的时光，年轻人一起聚餐，一起去看话剧《蝴蝶是自由的》，一起在渐暗的灯光里，看女主角慢慢露出全裸的背。
在我三十岁前，那段时光像冬日里的阳光一样温暖，充满希望。
年轻书记员们的聚餐常常在曹小斌家中举行，为了摆脱父母对他穿着品位的干涉，他在外头借了一个住所和一只小白猫一起居住。房顶上挂了很多假藤蔓，一直垂到地上，感觉像丛林。他说这样让他可以从钢筋水泥里假装被解放出来。父母受不了他穿无袖白色汗衫和紧身黑色弹力裤，大家也觉得这种背心因为没有足够的二头肌和三角肌而显得平庸得让人难以忍受，虽然他不胖也不瘦，看着还不至于让人反感。如果他能锻炼点肌肉出来，就是全院最帅的男书记员，至少我这么认为。可一旦换上制服，他就缺了一点男子汉的气概。当然法院的工作服和银行的工作服一样，既不合身，也不美观，就像寄居蟹的住所，所以我还是喜欢看他下了班穿紧身衣裤的样子。
曹小斌是跟我分享零食最多的男孩，还常常借书给我看。他跟我说徐志摩挥手告别云彩有多么的诗意，我可以看到他说这话时，眼睛里飘过几朵小兔子形状的白云，可惜法院制服的袖子没办法像长衫的袖子那样挥出诗意来。
某次聚餐结束后，其他人一哄而散，他把碗都扔进水池子里泡着，送我回家。我们骑着自行车，讨论着徐志摩和顾城到底谁的诗更好。那段日子，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正在热播，徐志摩的爱情故事被文艺青年们奉为20世纪最值得追捧的经典桥段，就像七十年代的《红色娘子军》一样红遍大江南北。
我说顾城的很多诗更接近于童话，思维跳跃得厉害。曹小斌则认为徐志摩更胜一筹，顾城不过是个精神病患者，我说凡·高也是，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印象派第一人的地位。
“或者因他的精神病，给他的画技加分了呢。”曹小斌说，“顾城杀了他自己和老婆，不够浪漫，徐志摩为林徽因坠机而死，更符合诗人气质，当然，你也可以说徐志摩是被几段出名的爱情和这部电视剧加了分。人们对八卦的喜好甚于事实本身。”
曹小斌后来一直没有成为法官，他的性格实在无法面对复杂的案子。例如，一个怀孕的第三者的丈夫提出离婚，并要求对方男人赔偿，这样的案子该怎么判，他躲在庭外像猴子一样抓脑袋。在法律面前，他的浪漫主义实在太苍白。而且他外表白皙斯文，一脸的孩子气，既不适合刑庭，也喝不住少年庭里犯了错误的未成年孩子。最后领导安排他做宣传工作，这是所有国家单位可以给文艺青年的最好差事了。
那天晚上，天上薄云遮月，空气中飘满了纯洁的梧桐树絮，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像两只啾啾喳喳的海鸥一样快乐。他谈到兴处，狂按自行车铃铛，柏油马路被车轮追着，自觉地向后退让。下到了第六个十字路口，我让他回去，他说：“哦，还不晚。”到了第九个十字路口，我说你回吧，他说：“反正也没事。”于是我不叫他回了，也就半小时的路程，他一直送我到弄堂口才离开。
夜大的学习班里，我和苹果成了最好的朋友，形影不离。不可否认，无论素描还是水粉，她画得都比我好。苹果是知青子女，刚回上海不久。我喜欢她画画时的认真和用力，尤其是在画明暗交界线的时候，恨不得用浓墨汁代替6B铅笔，这和她在所有事情上爱憎分明有关。
某个周日下午，画室正好空着，我们相约到那里碰头，我想把那个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拉奥孔完成，已经画了一大半了，她则继续画阴郁的伏尔泰，这尊伏尔泰雕像脑门上有一根布条，像极了发箍。
“我觉得那个小书记员对你有点意思。”苹果说，她在观察发箍的宽度，明显她把发箍画得过于宽了。
我摇摇头：“不知道，我觉得他不够Man。”笔下拉奥孔的头发和胡子让我束手无策，我只能一个圈一个圈地画。
“可是银行和法院配在一块多好，你们俩的工作都不错，不像我，在这里没根没基的，还要为生存奋斗。”苹果很沮丧。不过实际上，她的意志像核桃壳般坚强，偶尔的沮丧只是流星划过夜空。伏尔泰在她笔下一点不像老太婆，尤其是那个鹰钩鼻子，夸张、坚毅地从脸上刺出来，她是下了狠手来刻画的。
不久后，我买了那间在七楼的新房子，离单位更近，这成了父母同意我搬家的理由，就像雏鸟出巢，单身的自由让我不知所措。兴奋得天天一大早爬起来看鸽子在窗户顶盘旋，在诺拉琼斯的《Don" t Know Why》中吃完泡饭后去上班。
曹小斌单独请我吃了几次饭，席间夸过我挺漂亮，除此之外，都是他在发表高见，任何事情的高见——从文学到某某餐厅的菜。他很喜欢评论。
“高中的议论文我写得很不错。”他自鸣得意，所以高考选择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