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笔气魄不凡。两个坚定有力的否定句，表达了诗人对坎坷命运、不幸遭遇的愤怒抗争。想当初，反对政治革新的宦官权贵在唐宪宗耳边进谗，掀起一场政治风波，一时黑云压城，浮谤如川。贬官外放后，宪宗又颁下“逢恩不赦”的苛酷诏令，要让刘禹锡等人沙沉浪底，永无出头之日，真可以说是“谗言如浪深”，“迁客似沙沉”了。然而，刘禹锡这位坚强的政治家、思想家，并没有为残酷的打击和长期的压抑所屈服，他是身沉而心不沉。“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就是对谗言的蔑视，对前途的自信和对谪迁的达观。诗中采用了民歌中常见的排迭形式，在“莫……”的排比句式中，“道”与“言”、“如”与“似”同义而又避复；“浪”与“沙”、“深”与“沉”词性相同，字形相近；“谗言”、“迁客”又词意关联。上下两句似对非对，整齐而又有变化，兼得民歌和文人诗之妙。诗人这种无畏的精神、刚强的意志是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后两句就用沙里淘金为喻，揭示了作者从自身遭际中领悟到的人生哲理：正像沙子终究埋没不了真金一样，千淘万漉真金自现；横遭诬陷，含冤受屈的正直之士，尽管历尽千辛万苦，终将战胜邪恶，得以平反昭雪，大白于天下。“狂沙”喻政敌，“真金”况自己，“千淘万漉”喻自己经受的长期折磨。这同前面的“如浪深”、“似沙沉”照应关联、似断实连，巧比妙喻，耐人寻味。意思是说：那些迫害他的政敌，原以为他会像沙沉江底一样倒下去，而诗人却坚信自己是不可磨灭的真金，那些得逞一时的权贵才是终将被历史长河的大浪淘尽的“狂沙”。
这首词比喻奇妙、立意精警。通篇闪耀着哲理的光辉，却又句句不离形象的比喻，使诗意化的形象同哲理性的议论融为一体。作者从长期的贬谪经历中总结的真知灼见，又吸取了民歌中善用比兴表达哲理的艺术营养，才锤炼出如此理趣浑然的警策之语，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寓有哲理美、诗意美。“浪淘沙”三字巧妙贯穿、排比回环、浅而不俗，又造成结构上的整饬回环之美，加强了言情达理的艺术效果。
江南春
刘禹锡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江南春》是一首描写闺情的七言绝句，从形式和内容看，它和唐诗中七绝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没有标题，却标上《江南春》这个词调名，遂被派定为“词”。崔令钦《教坊记》没有著录这个名字，而《花间集》中也没有第二首。清人《填词名解》云：“梁，柳恽《乐府》：‘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而宋寇准词有云：‘江南春尽离肠断。’词调遂名《江南春》。”《词律》收《江南春》一调为三十字，亦以寇准词为例，并无二十八字七绝这一体，可见前人也未把刘禹锡之《江南春》作为词看待。这种例子，如李白的《清平调辞》三首，或列之词，或著于诗，并无严格之界限，这首亦然。
诗的开头著“新妆”一词，很容易使人想起李白的《清平调辞》的句子：“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新妆”二字有二个意思：一是与宿妆相对而言，一为时世之妆。这里是二者兼而有之。“宜面”，说的是脸部的化妆。用一“宜”字，显示这个化装是大有讲究的，既合乎时宜，又适己之容，也称心如意，入时而适称，浓抹淡施，适时而宜人，故用“宜面”二字。从“新妆宜面”四字来看，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妇女，必然是华门之少妇，在晨妆之后下了“朱楼”。“朱楼”显贵之家也。少妇的这副时世装束、粉黛兼施，谁与为容？诗里没有说，但“深锁春光一院愁。”一个“愁”字，传达的是少妇的内心空虚和孤寂。“春光”是写当春的景色，反映的却是少妇惜春的情绪。重门深院“锁”住了春天风光景色，却约束不了少妇内心的活动，所以当少妇“下朱楼”的时候，感受的不是春的明媚，而是“一院愁”。愁满一院，又在深锁之中，说明其愁怨之深，内心之孤寂，无可与诉，以故百无聊赖地行到中庭，数起花朵来。
“数花朵”为什么？一般地说，为爱花、惜花、赏花，这是人之常情；但更有深层的意义，即关心花的荣衰的命运，亦即关心人生的荣衰。她把惜春的心情寄托于“数花朵”上，用以排遣内心的空虚和寂寞的情绪。最后一句突出地描写少妇之美貌，与第一句相呼应。她的美貌，如同美丽的花朵，所以使蜻蜓也难以识别，竟飞到她头上，错当作鲜花了。“蜻蜓飞娠玉搔头”是一种侧面描写的手法，不说少妇容颜美丽动人，芳香扑鼻，而写蜻蜓飞到她头上，成了“玉搔头”(用玉精制的头饰)，可见其姿容绝伦了。这比正画描写，更具有形象性。
这首词，主要描写闺情和少妇之美，但联系刘禹锡政治上的坎坷遭遇来看，也可以从他“深锁春光一院愁”中，窥见他内心的苦闷。
花非花
白居易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这首词写作的年代，大概是在诗人出任杭州刺史以后(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卸任苏州刺史以前(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这一段时期。(见王汝弼《白居易选集》，291页)这时白居易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白发苍苍，但被贬谪的忧惧创伤已经愈合，生活安定，心情舒畅，在杭州和苏州这两个经济繁荣、景物秀丽的城市中，经常与歌妓交往，有《听琵琶妓弹略略》、《清明日观妓舞听客诗》、《代卖薪女赠诸妓》等诗作，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
《花非花》是一篇描写歌妓容貌和生活的诗，既写出了歌妓姿色的美丽，又写出了她生活的特征，还表现了诗人的思念之情。后人采用《花非花》作为词调名，系即采此词首句而得。此词前四句皆为三言，后两句为七言。
“花非花，雾非雾。”这两句描写歌妓的容貌如花一样美丽，但她却不是真的花；她风姿绰约，体态轻盈，像雾，像仙女，却不是真的雾。“雾”与“婺”同音，婺为婺女，也叫女宿，指明歌妓为女性。“雾”与“婺”谐音双关，既指云雾，又指婺女。
“夜半来，天明去。”承上句，写歌妓的生活。既说女宿(星座名)夜半在天空出现，天明在天空隐去；又说歌妓晚上来，天亮后离去。她们的生活是供官僚玩乐，既不同于一般妓女，也不同于妻子。这也是以写星来写人，语意双关，名为写星，实为写人。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描写歌妓来去匆匆，相会之时短暂，相别之时长久，流露出诗人对歌妓依恋、怀念之情。这两句用了比喻，以“春梦”比喻相会之时短暂，以“朝云”比喻去后无影无踪。“梦”和“朝云”，见于宋玉所写的《神女赋序》和《高唐赋序》，写楚襄王梦中与巫山神女幽会的故事，以后人们就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喻男女的幽会。
《花非花》是一首艺术性很高的词作，形式短小活泼，运用双关和比喻的手法，将歌妓的神韵描写得缥缈而形象毕肖，将诗人无限爱慕留恋之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所以杨慎在《词品》(卷一)中说：“白乐天之词，予独爱其《花非花》一首，盖其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也。‘花非花，雾非雾’，虽《高唐》、《洛神》，奇丽不及也。”因为诗人“因情生文”，又写得空灵，所以使这首词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成为唐词中的千古绝唱。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这是一首在词坛上久享盛名的小词，而且饮誉国外，日本人近藤元粹说：“诗余上乘”，就是说它是词(词又名诗余)中最好的。徐士俊《古今词统》说：“非生长江南，此景未许梦见。”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说：“较宋词自然有身份，不知其故。”沈之评论，调子比较低一点，所谓“不知其故”，也许是指没有明白它那“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佳妙吧。这一联确是此词的精华，它描绘出一幅绚丽多采的江南风景。如果去掉了，这首词就不复存在。
我们不要以为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就不敢挑剔它的毛病，大书法家会出现败笔，大文学家也不可避免会出产次品的，本不足为奇，人无完人吆。问题在人们把白氏宝库中的燕石当作美玉。
既说“江南好”，又说“风景旧曾谙”，那么作者对江南的风景一定熟悉得如数家珍，而能够提炼出最具有江南特色的，然而却令人十分失望。“日出江花红胜火”，太阳出来了，江岸上的花儿红得比火还红。景是美的，可不是江南的特色，凡是有江河之处而稍具风景规模的地方，譬如重庆、昆明、九江、闽粤甚至号称寒冷的北国，也一样有可能出现这幅画面的，何必一定要到了江南才美，才令人“忆”。如果说这是白居易的对江南有深厚的感情所寄，那么难道偌大一个江南。竟然找不出能代表地方色彩的景物提供作者去“忆”吗？所以拿含有周遍性的普通景物作为地方所特有，实在不怎么高明。“春来江水绿如蓝”，这句比上句更差劲。原来作者是想颂扬江南是水土非常肥沃的好地方，你看，春天到了，江河两岸的草木等植物(当然也包括庄稼)叶子，肥得绿沉沉的，倒映在江水里，连江水也染成蓝色了。不错，植物的肥瘠，首先反映在叶子上，缺肥的植物，因光合活动不良，其叶子是绿里带黄的，肥足的叶子是墨绿色的，望上去似乎乌油油的。我们知道，修辞上的比喻格有一个原则：同类不比，唐代皇甫湜在《答李生书》中说：“凡喻必以非类”，绿和蓝是同类，怎么能构成比喻呢？我们能这么比吗？红如紫，白如灰，青如黑……行不行呢？如果认为作者是说江水绿得像蓝草一般，可以成立。试问江水是怎么绿的？江河之水本来是无色透明的，其成为“绿”，不外是一、河底是绿色的；二、河水中生长了藻类植物；三、倒映河两岸的植物；四、蓝天的颜色，这里的“绿”显然是第三种情况。那么，蓝草也是绿色植物，只是比一般绿色植物深浅的程度不同而已，一样不谓睥其为比喻。另外，只要有江水有植物的地方，哪儿都是一到春天即是一片绿色而倒映江中的，岂独江南如此？如说江南的水土特别肥沃，超过其他地方，那是空泛的比较，打动不了读者的。
所以这一联反映的美景，是“大路货”，可用之于四川、云南，也可以用之于江西、福建，不是由江南独家经理，这样也就丧失了江南之“好”了。
“能不忆江南”，前面说了“江南好”，又说“风景旧曾谙”，那么不说“忆”也忆在其中了，此句大可不必。或许以为上文有了“忆江南”的含义，下文再点明一下，起到前后互相照应的作用，在古代诗歌中有不少可以反复吟咏的篇章呢，词中还有叠句哩。可此词是重意，不是反复与叠句，不能相提并论。那么一首《忆江南》，总共只有二十七个字，能让这占全部五分之一点四的篇幅去说些可有可无的话么？建议读者，不防读一读皇甫松的《梦江南》“兰烬落”(见本书219页)及温庭筠的《梦江南》“梳洗罢”(见本书页)，试着比较一番，比较之下，高下自明。
又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白居易在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到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出任过杭州刺史，诗人对杭州美丽的景色，对西子湖和山寺十分喜爱。他常去宴游，并且为兴修钱塘湖(即西湖)的水利花过不少心力。他写过很多这方面的诗，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遇雨》、《湖亭晚归》、《杭州春望》，都是描写杭州的湖光山色，表现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的。
长庆四年五月，白居易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月底离开杭州，秋天到达洛阳。白居易离开杭州以后，对美丽的杭州城，是十分怀念的，于是就写了《忆江南》词三首。
这是《忆江南》组词的第二首，就是写诗人对杭州的深沉的怀念的。诗人用充满感情的语言，写了杭州城最令人难忘的景物，最令人留恋的生活。正因为这样，所以诗人身在洛阳，心系江南杭州，梦萦魂牵，不能相忘。
词的第一、二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正抒发了词人这种最强烈、最真挚的感情。这是“以情为文”，从心中流出，那么有感染力！但它又是最朴素，不需任何雕饰。两个极普通的动词“忆”，一个极普通的副词“最”，在这里能传达出词人多么丰富的感情！可见修饰要切合题旨情境，才能收到良好的修辞效果；雕章琢句，只追求辞藻的华美，往往会弄巧成拙。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这两句是上句“忆”的内容，也是诗人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诗人在杭州日，曾多次去天竺、灵隐等寺游览、住宿，为寻月中桂子坠落，他在《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中说：“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这“山寺月中寻桂子”，正是他往昔生活的回忆。诗人“寻桂子”，难道仅指寻月中桂子落吗？不！他所寻求的是美好的生活，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作者在《东城桂》诗中自注：“旧说杭州天竺寺每岁中秋有月桂子堕。”据《南部新书》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因此，“山寺”句是写实的。“郡亭枕上看潮头”句与“山寺”句相对偶，不但文字上对得工整，意义内容上也相联系，也是写在杭州观潮之事。诗人在《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兰溪作》诗中，已对浙江潮心向往之了：“余杭乃名郡，郡廓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入耳。”海门山在钱塘江入海处，有龛、赭两山，南北对峙如门，每逢潮汛，水势浩大，如万马奔腾，颇为壮观，故浙江潮为天下名胜，诗人早想一游了。“郡亭”，即虚白亭。诗人有《郡亭》诗：“况有虚白亭，坐见海门山。”又疑指杭州城东楼，在钱塘江边。诗人在《郡楼夜宴留客》诗中有：“北客劳相访，东楼为一开。褰帘待月出，把火看潮来。”这“山寺”、“郡亭”两句，写得充满诗情画意：在宁静的山寺中，在银色的月光下，诗人在寻觅着月中堕落的桂花；在临江的虚白亭里，在安卧的床枕上，诗人在观赏浙江潮的奇观。一个“看”字，一个“寻”字，包含着诗人对杭州的多少情意，包含着诗人对人生的多少追求！
最后一句，“何日更重游！”正是全词思想感情的最高音，也是“最忆是杭州”的具体说明。诗人身在洛阳，心在杭州，他希望有一天能重游杭州，再过着这“寻桂子”、“看潮头”的美好生活，但而今年老体弱，恐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里又包含着诗人多少人生的感慨！
这是一首抒情诗，字里行间，处处含着丰富的感情，第一句是感叹句，最后一句是反问句，都起了强调感情的作用。中间两句是叙事，写昔日在杭州的游览生活。全词风格清新，不尚雕饰，感情真挚，很有感染力。
竹枝
白居易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
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闲鸟一时啼。
《竹枝》是巴渝(今川东重庆一带)的民歌，白居易和刘禹锡根据流行的民歌，创作了能反映当地风土人情、人民疾苦的《竹枝》词。《乐府诗集》将《竹枝》词列入“近代曲辞”，在题解上说：“《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今湖南)，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间。禹锡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未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焉。’”
白居易创作的《竹枝》词共四首，今选一、二两首。这些词都是用来赋风土、写人情，非流连光景之作。如这一组诗的第四首：“江畔谁家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就从“前声断咽后声迟”中反映出巴渝人民生活的苦难，也反映诗人自己的苦闷。
《竹枝》(一)既写巴渝风土，又写人情，前两句写景物，后两句写人民的悲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