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果寺。在北关原走到师范西侧，公元636年唐太宗贞观十年建，《江西通志》有记载。关于妙果寺，曾留下了很多传说，是鄱阳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妙果寺前面原有座17米高的土塔，塔与永福寺塔相望，构成东湖十景之一——“双塔铃音”。可惜塔在公元191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倒塌。这天晴天朗日，却黄尘弥漫，对面难看清容貌，数小时后，寺塔无存。
荐福寺。荐福寺在东湖东岸，支家嘴东南，现在的鄱阳一中西南端。荐福寺创建的时间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在南北朝，一说是唐朝初，再一说是唐明皇开元年间。我倾向于南北朝，在这里我还是放在唐朝来说。为什么倾向南朝开始有荐福寺？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欧阳询，后面我会说到他。欧阳询有帧自传体的法帖说：“年二十余到鄱阳。”欧阳询二十多岁的时候在鄱阳寓居是在陈末隋初，因父亲在陈朝犯谋反罪受到株连无依无靠，被尚书令江总收养成人后来到鄱阳的。欧阳询在鄱阳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写了荐福寺碑。隋末以后，欧阳询投奔李渊去了，而且很得李渊欣赏。从隋朝起，他一直在长安做官。由此可以推测，荐福寺碑是他寓居鄱阳时写的。如果当时连荐福寺都没有，他写什么碑文？有一点可以肯定，鄱阳荐福寺开始名声鹊起在唐朝。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荐神求福的荐福寺，读过唐诗的人都知道，很多诗人都以荐福寺为诗题，不过那不是鄱阳的荐福寺，鄱阳的荐福寺说到底还是那块荐福寺碑。
芝山寺：在芝山南麓，旧县志作唐初建。现存的寺庙建于82年前。寺前原有碧云轩，为范仲淹治饶时的憇息之所。
景德寺：公元722年唐开元十年创建，是永平门外直街上最大也是最早的，佛教活动场所。
在农村，唐时创建的佛教寺庙还有：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建的净慧寺、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建的荆山寺、公元632年贞观六年建的龙安寺、公元718年玄宗开元六年建的吉祥寺、公元633年贞观七年建的宝胜寺、公元680年高宗永隆元年建的法云寺、公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建的觉林寺、大中年间建的南塘寺、唐眧宗乾宁间建的华法寺和三龙寺、唐末建的治平寺等。
在唐朝，道教的洞天福地同样在鄱阳受到重视，其时创建的道观有紫极观，观址在现在的鄱阳宾馆，公元741年唐开元二十九年创建；玄妙观，原在现在的高家洼一带，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大中移建在东门口一带。
除上面的佛道教活动场所之外，鄱阳在唐朝兴建的着名胜迹还有鄱江楼、流玉阁及芝亭、江亭等。
说到鄱江楼，至今有个历史陈案，有不少古代典籍说，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写有咏鄱江楼的诗。到现在为此，本人尚没有找到，一些有志于鄱阳历史文化研究的人也没有看到。借此机会，恳请关心鄱阳的乡梓和研究者帮助找找这首诗，以免给后人留下一个残缺。
唐朝的鄱阳，手工业也很发达。除造船业之外，还有制陶、纺织、酿酒、制茶业。而陶瓷、白纻布等又是财赋的重要来源之一。
又正是唐朝时经济的发展，鄱阳与江南西道其他郡一样，成了唐王朝的赋税重地。“安史之乱”平定不久，曾经担任过饶州刺史的第五琦，曾向唐玄宗建议：“于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又正是第五琦的建议，使唐朝廷眼睛紧盯着江南。唐朝中期的文学家韩愈说：“赋出于天下，江南居什九。”诗人白居易也说：“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之系。”孔殷，指众多，这段话的意见是江西七个郡：鄱阳、临川、庐陵（今吉安）、南康（今赣州）、宜春、豫章（今南昌）、九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唐朝的腹地，给国家的赋税很多。
唐时鄱阳任职的官员（上）
在唐朝近300年间，有据可查到鄱阳任过职的刺史、太守、长史、别驾、司马、司户共60位，另有县令、县丞4位。这些官员中有不少人，在历史上知名度较高，有的位极人臣，有的为当时的重臣，有的是学者，有的是诗人。当然，臭名昭着的也有，比方说卢諅，就是其中之一，也来过鄱阳任刺史，后来修志的人把他的名字除掉了。这些来鄱阳的官员中多数是贬职的，也有历鄱阳符虎之守后，升迁到高位的。不过，从《饶州府志》、《鄱阳县志》中获得的这些信息，也并不全然可靠，张冠李戴，朝代秩序颠倒的仍然存在。如《饶州府志》中排在较前的是窦俨，他是五代十国时的饶州刺史，府志却把他列在了唐朝。下面，我将我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是经过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典籍对照及参考《府志》、《县志》后，选择几位任过鄱阳地方官的知名官员，作个简单介绍。
入唐以后，我认为第一位刺史应该是诸葛德威。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载：“六年，春，正月，己卯，刘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威德执黑闼，举城降……”情况是这样：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种菜的大将刘黑闼，在农民起义军，后归顺大唐的窦建德旧部的拥护下，重新反唐，而且势力很大。武德五年，刘黑闼建号称汉东王。然而这年年底，太子建成用魏征的计策，分解了刘黑闼义军的军心，刘黑闼已经完全失败。第二年春天，刘黑闼逃到原为他所署的饶州。这个时候，刺史诸葛威德用计将他擒拿，使唐军消灭了刘黑闼全部。所以说，入唐以后，鄱阳当时的第一位刺史，应该是诸葛德威。但《饶州府志》和《鄱阳县志》，摆在第一位的是崔确。而崔确传中，却注明他是贞观中饶州刺史，贞观前后23年，贞观中期应该是公元634-641年，这近20年间不可能没有刺史。当时从安抚民心出发，作为并不对大唐政权构成威胁，又处在小州地位的饶州，留任诸葛威德也不是不可能的。关于刘黑闼这段事，《旧唐书》说法不同，他说事情发生在饶阳，而饶阳在古代和现代一般是指河北的一个县。在唐诗中，有很多诗人又把饶州称作饶阳，如章孝标的《送张使君赴饶》第一句就是“饶阳因富得州名”，所以我这里依据了《资治通鉴》的说法。
按照我所获得的资料排序，第一位到鄱阳任职的重臣应该是韦嗣立。公元701——704年，武则天长安年间，一位则天皇帝朝时名气很大，后来担任过睿宗、中宗时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相当于副宰相的官员韦嗣立，受张易之，张宗昌事件的牵连，贬到鄱阳任长史。长史是比刺史地位低，比县令地位高的官职。《饶州府志》说是刺史，府志在韦嗣立来鄱阳时间也有出入，说是开元时期，这是不准确的。
接下来就是公元710年唐睿宗李旦景云初年，曾任中宗侍续、官拜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员祝钦明，贬到鄱阳任饶州刺史，祝君坽就是他凿浚的，后来升任为洪州，今南昌的都督。
公元720年前后，一位执拗的学者吴兢，贬到了鄱阳。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则天时入史馆编修国史。中宗神龙二年升任右补阙，古代补阙分左右两种，左补阙是门下省，右补阙属中书省，右的职责是对皇帝进行规谏。后来他又担任了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任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累迁太了左庶子。吴兢起初与人撰《则天实录》，里面叙述有张宗昌引诱张说陷害人的事，直书不讳。张说担任宰相后，多次请求他将这段事修改，吴兢坚持不同意，以致得罪张说，玄宗开元时贬为饶州刺史。作为史官的吴兢，他在史官职务上一干就是30年。吴兢写的东西秩序分明，文字简洁，深得大家看好，在当时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
第二位学者型的地方官是杜佑。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天陕西西安人，公元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生，公元812年唐宪宗元和七年故。杜佑是以父荫入仕的，在古代，祖先有功勋，子孙可以补官，这叫补荫，不是有句老话叫封妻荫子嘛，出处就来自这种官制。补官子孙可以先从低级官做起，以后凭能力和运气去上升。杜佑主持过财政，但在史学上的贡献更大，他花了30年时间写的一部《通典》，共200卷，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唐朝对鄱阳来说，不愧是个多姿多彩，又影响很大的朝代。在来鄱阳的地方官中，除了重臣、名官、史家之外，还有两位在历史上至今仍有影响的政治家，一位善于理财，一位善于治国，他们分别是第五琦和李吉甫。
第五琦，字伯鱼，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生于公元729年唐玄宗开元十七年，死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70年大历五年，第五琦因鱼朝恩案牵连，贬到鄱阳任刺史的，但时间不长。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唐明皇因“安史之乱”逃到四川，第五琦在成都见到了唐明皇并提出：“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他说如果让他管理江淮财赋，可以保证军费开支。尽管，这时候李隆基的儿子李亨已经当上了皇帝，但是唐玄宗还是任命他为监宗御史、江淮租庸使。租庸是盛唐时的赋役法——租庸调法。不久，第五琦又在陕西风翔见到了新皇帝肃宗，提出了将租庸购来的实物，将粗重货改为轻货的主张，说具体一点，就是把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稻谷和铸币，换成轻巧灵便的物资，这样便于运输。第五琦这个建议受到了肃宗的欣赏，正式命他为理财官员——山南等五道的度支使。从此他正式开始了理财生涯。
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公元758年肃宗至德三年生，公元814年宪宗元和九年病逝。李吉甫是以父荫补职的，当时的宰相李泌很重视他的才干，27岁便当上了太常博士。他是公元803年德宗贞元十九年，从柳州迁任饶州刺史的。宪宗继位后的第二年，他就当上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参与辅佐朝政。公元811年宪宗元和六年再次出任宰相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精简官吏活动，裁减亢官800、吏1400员。李吉甫在鄱阳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他之前有四任州牧，先后猝死在州城，结果弄得人心惶惶，州署官寝无人敢住，说郡城出了妖怪。他到任后，要来钥匙，叫人除掉荆榛杂草，稍事整理清担后，便安然地住下。然而，三年时间里，他居然毫发无损，以致那些忧心忡忡的，都说他福气大，妖怪不敢近身于他。李吉甫在鄱阳的时间较长一些，在他任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有位叫饶娥的民女，因为以渔为职业的父亲，酒醉后溺死江上，饶娥为了寻找父亲，不幸也被水溺死。这事传到了李吉甫耳里，于是他请千里之外的好友、文学家柳宗元写了篇《饶娥庙碑》，此碑对后人的影响很大。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李吉甫是位重视教化，按现在的话说，重视正面宣传的政治家吧。
唐时鄱阳任职的官员（下）
除上面介绍的之外，还有李复、韦玢、韦伦、卢和猷、陈儒等也有政绩。此外还有诗人官员如李端、张蒙、李嘉佑等坧鄱阳任过地方官。
先说李嘉佑，生年不详，约死于公元779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河北赵县人。李嘉佑是唐朝担任鄱阳县级官员的一位佼佼者，也是给鄱阳留下诗篇最多的一位诗人。“四年谪宦滞江城，未厌门前鄱水清。谁言宰邑化黎庶，欲别云山如弟兄。双鸥为底无心狎，白发从他绕鬓生。惆怅闲眠临极浦，夕阳秋草不胜情。”这是他在鄱阳官居四年后，即要离任前写的一首诗，诗题就叫《承恩量移宰江邑，临鄱江怅然之作》。李嘉佑在鄱阳四年间，与这块土地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在他的笔下，我们不但能看到饱含浓情的诗句，而且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鄱阳当年的民俗风情。如《夜闻江南人家赛神，因题即事》的七言长诗，里面就记录了唐时鄱阳的风俗：“南方淫祀古风俗，楚妪解唱迎神曲。枪枪铜鼓芦叶深，寂寂际筵江水绿。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桨醉尽迎神还。帝女凌空下湘岸，番君隔浦向尧山。”李嘉佑的仕途并不通顺，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一定地位，他与钱起、郎士元、刘长卿并称为钱郎刘李。李嘉佑诗风婉丽，善写山水景物，诗以七律见长，且结构完整，笔法熟练，多用白描，古人评他的诗“冷艳委婉”、“含蓄有味”。
再说韦伦。韦伦的官运也是不够好的，多半任地方官，而且在北方时间多。那时藩镇割剧，北方是多事之地，难免会吃败仗，于是受贬。官运不好的原因很简单：率直。杨国忠专权时，他担任铸钱内作史判官。当时，杨国忠征召农民做工匠，韦伦抢白说：“铸钱需要懂得技术的人，农民没做过，你征他们为役，没做好又处罚，那他们怎么活？”韦伦的这种性格使得他在官场上几上几下，弄得同僚都有些怕他。不过，韦伦的名声还是很好。《旧唐书·韦伦传》说他“居家孝友抚弟侄，以慈爱称”。
还有一位也是当鄱阳县太爷的李益，公元748年唐玄宗天宝七年生，公元827年唐敬宗宝历三年故，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公元769年大历四年进士。刚入仕途时并不顺利，便弃官客游燕赵之间，后来官至礼部尚书。李益有位“舅老爷”叫卢纶，他也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和李益同年，比李益早故27年。这人因投靠妹丈在鄱阳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旧县志将卢纶列为寓贤。卢纶住在鄱阳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原想凭自己的才华，在鄱阳搞个名额进入仕途，当时也有人主张举荐他进京考试。可是，卢纶在鄱阳住的时间长了，通过与这地区人的接触，发现这里的人很有才气，于是放弃了当初的念头，并写了首诗，这首诗较长，里面有这样几句：“鄱阳富学徒，诮我戆无营。谕以诗礼义，勋随宾荐名”。意思是说，鄱阳读书的人是这么多，学徒，古代指学生。他们笑我太痴太傻太正规，不知道取巧钻营，凭着我的才华和知识，都愿意举荐我。可见，鄱阳在唐朝时的乡风淳朴得让外人感慨不已。
有人会问，难道唐朝到鄱阳任职的地方官都是好官？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当时或在历史上有过一定贡献的人物。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安史之乱”前后，鄱阳一直是唐朝比较富裕又安全的小州。在中国历史中，每个朝代更替之后，交帜着激烈的朋党之争。朋党，照现在的说法是拉帮结派。一些官员的荣辱，总是随着线上人的命运升降沉浮的。之中，有不少人是被皇帝看好，曾经受到过恩宠的，也就是说或多或少有些老面子，因此在贬谪时都会给点照顾，不会将他们委派到离京城偏远，或比较艰苦的地方去。可见，来鄱阳的贬职官员，多是名声好，名气高并不都是皇帝或首辅太厌恶的人，这是一种；另一种就是比较有前途的，如同现在的挂职锻炼吧，这类人像张蒙（一说蒙）、马植就是。张蒙后来升幅不大，马植官至副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