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中，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江泽民首先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这也就是承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长远奋斗目标，并要求全党同志“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接下来，针对现阶段中国和世界的特点，他又强调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从而肯定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在新时期和平共处共同存在的不可避免性。江泽民关于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基本思路，即：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是不可调和的，其中后者必将战胜前者；但是，在当前阶段，两者之间又存在同一性和统一性。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不断地推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同时，社会主义也正在向资本主义学习，学习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种种创新和优点。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注意从避免矛盾激化的角度出发，不再突出强调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对立性和直接对抗性，但又绝不是置其对抗性于不顾，而是强调在共存的环境下展开相互竞争，着眼于共同发展，取长补短。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将不再主要是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来解决，更大的可能是，在和平竞赛中通过对比，用自己的优越性来吸引同盟军，来战胜敌人。因此，就是要在生产力、精神文化和群众基础这样三个“战场”上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赛。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又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在他看来，只要真正落实“三个代表”所涉及的三个方面的工作，即生产力方面所能创造的物质文明，文化方面形成的精神文明以及在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方面所取得的庞大的群众基础，就一定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来。这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新思路。
一、历史的回顾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所谓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先是从哲学上提出了“两个必然”的理性判断：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接下来又给出了他们的经济学论证，从而使“两个必然”成为具有说服力的科学结论，而不再只是具有抽象色彩的伦理设想，这也就是从理论上完成了对于“两个必然”的论证。
由此出发，在最初的经典设想当中，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不仅是“不可调和的”，甚至认为两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并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之所以几乎不存在“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一方面是由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的，另一方面，又是由于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相继性决定的。在他们看来，随着一场世界革命的到来，社会主义将会在即使不是“一夜之间”，但也绝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漫长”时段中实现。比如他们曾经设想，革命在德国点火，在西欧蔓延，波及世界。尽管这也表现为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一定是相当短暂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能是长期并存的，即使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是以对世界革命的可预期性为革命合法前提的。在他们看来，尽管从资本主义的灭亡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当中会有一个逐渐取得胜利的过程，但此过程无论如何也应当是短暂的。换句话说，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绝对对抗性的，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只能是“你死我活”，一方战胜另一方。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胜利必将是一场在短时期内取得成功的“世界革命”。
（二）列宁认识和处理两种制度矛盾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中将社会主义理论付诸政治实践，用暴力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的初步胜利，迫使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真实生长。特别是在二战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在战争中遭受到极大的削弱和打击，使社会主义得以由一国发展为多国，形成社会主义阵营。革命的胜利及其以后在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使得两种完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并存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同敌视苏维埃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已经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成为与俄国革命命运紧密相连的、必须要立即着手解决的现实对外政策。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列宁“一国胜利”的思想得到了历史的验证。一方面，这使列宁更加坚信世界革命会很快到来。列宁认为，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另一方面，苏维埃俄国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进攻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生存条件的获得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列宁是一个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对这种“共存”内容的实质看得非常清楚，即积蓄力量，推进革命，等待时机。但目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盲目采取进攻态势，只会招致失败。和平外交思想既没有抛弃世界革命的理论，又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中求生存的斗争策略。这些战略策略逐渐发展成为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列宁的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思想是他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引起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正确概括，是列宁和平外交思想向和平共处思想的发展。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国际环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它既有利于各国人民，也有利于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并成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列宁曾多次说过，经过十月革命的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是先进的，但在经济方面、在科技文化方面是十分落后的。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恰恰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所特别需要的。这就需要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条件下才能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共处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
怎样认识和处理世界革命尚未到来之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首先，不能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抽象对立起来。列宁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作用以及与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判断，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思想的理论基础。其次，社会主义是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建立起来的。列宁历来强调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缺的。他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而资本主义的德国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社会经济条件。因此，列宁总是要求青年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借鉴、利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等文明成果，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再次，必须把当前斗争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人类和平。但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要经历若干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段，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政党既要立足于当前的实际斗争，又要牢记长远的最终目标，分阶段地、逐步地达到最终目标。所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没有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而只是充分利用和平环境和资本主义目前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既包括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一面，又包括相互联系、相互协作的一面。前者根源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后者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因此，列宁提出并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是因为列宁坚信，和平共处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
必须要指出的是，列宁主张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并不是指阶级间的调和，而是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只能在大工业资本主义基础上生长出来，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还把这种利用资本主义，以便打败资本主义称为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军事较量。在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苏联冲破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在同资本主义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中，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强大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在同世界的联系中争取到了生存和发展。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在如何认识与处理两种制度之间矛盾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艰苦的摸索。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已认识到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他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民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随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如何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的观点。
中国在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形态。同样，由于世界革命的延迟到来，不得不面对与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认识与处理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重视不可调和性，轻视相互之间的同一性与统一性。可以说，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的认识与处理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本上是将其当作一种不可调和、一触即发的对抗性矛盾。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视毛泽东在后期的转变，特别是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以及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已经开始了对两种制度之间矛盾认识和处理的重新思考。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有区别的。其国内政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紧消灭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其对外政策，坚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我们决不首先对别人动武，但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略我国。这种对资本主义内外有别的政策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特点。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经过了尽管互不调和，但又不愿付诸用战争形式解决问题的漫长的“冷战”时代以后，两种制度进入了对峙、平行发展、和平竞争的时期。然而，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不仅迟迟没有实现，相反，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远不是呈“饱和态”。随着它不断地自我调整，资本主义还是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经过自身调整，资本主义重又显示出快速发展的势头，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大增，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也有提高。资本主义借此对社会主义施加压力，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结果使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场和平竞争中败下阵来。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被西方完成了“和平演变”，丢掉了社会主义政权。苏东剧变尽管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在全球分庭抗争的局面有所改变，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种社会制度竞争对抗、共处共存的基本态势。而且由于苏东演变的背景之一是在处理与当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发生失误，这就使得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愈显重要。
邓小平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难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邓小平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提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思路。邓小平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制定了基本原则与策略，即：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一概排斥；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策略上的灵活性；既要批判斗争，又要吸取借鉴；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从这样的原则与策略出发，我们在处理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时，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在基本制度上混淆是非；另一方面，大胆利用资本主义，“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一来，我们就逐渐找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途径和方法。这使得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既保持了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和原则性，又使我国社会主义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潮流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和新的生机。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当代的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