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木狼格：呵呵，三剑客，你说的吧？许多朋友和读者感觉我们三个的关系紧密、特殊，这有一些道理。我们三个曾经分别写过一篇同题文章《我与非非》，发表在《今天》杂志上。在这篇回忆性的文章中，我们讲述了各自与“非非”的关系。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因为“非非”，通过“非非”我们成了朋友。在杨黎编写的关于“第三代人”的《灿烂》里，我们三个都写了文章，我写何小竹，何小竹写杨黎，杨黎写我。你知道，当年的“非非”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聚集了许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但后来该分的分了，该散的散了，不愿意交往的也不交往了，而我们三个因为情趣相投，联系得紧一些，看起来就像死党，相当于F3。
张3：SHE吗？那是商业包装，三人没有真实关系。
吉木狼格：我们除了没有商业包装，该有的都有。我们是因为诗歌聚在一起的，我们没有被商业搞，是被诗歌搞了。80年代，我们三个分散在三个地方，何小竹在涪陵，我在西昌，杨黎在成都，时不时都在互相串，特别是杨黎，爱往西昌跑。当然我和小竹也爱往成都跑。不在一起时，都有书信往来。
张3：今天已经没人写信了，挂在QQ上也常年不聊天。
吉木狼格：书信，也就是联系一下，交流都说不上。我们之间写信，不会讨论文学、写作的问题，更不会讨论理论上的问题。就是有事说事，生活中的事情，说了就行了。不像现在，打个电话或上个网就解决了。而当时写完信，还要把它放进信封，还要贴邮票，还要到邮局投递，你说的话，对方要两三天之后才能看到，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意思。
张3：这些信保存没有？
吉木狼格：都会保存吧，不过几次搬家，我有一些手稿和信件，丢了很多。
张3：80年代之后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吉木狼格：80年代，我们都有单位，都在上班，杨黎不上班比较早。有一天下午，他受哥们（诗友）的召唤，从单位走了就再也没有回去。接着我也离开了单位，接着是何小竹。离开单位后，总要找点事情做，除了诗歌写作和诗歌活动之外，还要谋生。我在凉山采过矿、承包过厂、开过餐馆、酒吧等。90年代初，蓝马、杨黎、何小竹、尚仲敏和我在成都搞了一个广告公司，你一听这几个人，就知道这个关系来自诗歌。当时每天都工作在一起，吃、住在一起，说是公司，但更像是一个诗歌公社。没过多久，不到两年的时间，公司就解体了。我回西昌，小竹留在了成都。虽然在生活中分开了，但杨黎、小竹和我，感觉上还是保持着某种一体化。
张3：说说“非非”的诗吧。
吉木狼格：你从当时《非非》上的诗就能看出，每个人的诗都不一样，都很有个性。特别是《非非》的主编周伦佑以及《非非》的理论大师蓝马，他们两个的诗各写各的，相去甚远。和他们比起来，杨黎、小竹、小安、刘涛、尚仲敏和我，在诗意的追求上，还有一点亲戚的意味。杨黎的诗发在《非非》头条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代宗师初现端倪。小竹当年被称为鬼才，他的诗如《葬礼上梦见红公鸡的安》，怪异、奇特。90年代后，他的诗风发生了改变，到新千年，又发生了改变，他的诗歌历程就是对自己的诗歌不断放弃的过程。
张3：新千年之后，生活节奏快了吗，变化对你有什么影响？
吉木狼格：新千年之后，我又来到成都。节奏是快了，不像80年代，感觉几年如一日，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心态也相对稳定了。八九十年代毕竟还年轻，凭着一股热情，什么都在想，什么都想做，而新千年之后基本明白了自己最愿意做的是什么，自己最擅长做的是什么，其余的变化都是外在的。
张3：2000年左右，是《99诗年选》和《年代诗丛》出版的时候吧？
吉木狼格：80年代有《非非》、《他们》等，90年代相对做得少一些，也做了，比如杨黎和小竹在成都搞过《新作品》。《99诗年选》是韩东、朱文从南京过来，于坚和伊沙也来到成都，大家一起聊诗歌，觉得该做点事，于是就有了这个年选。《年代诗丛》是因为楚尘与河北教育出版社有合作，是他和韩东一道策划、编辑的。而之前的90年代，虽然做得少一些，但并不是说我们这些所谓下海的诗人就跟诗歌无关了。从我个人来说，恰恰相反，我在90年代写的诗，数量远远超过80年代。90年代大家都在做事、经商，但越是忙，越有写作的冲动，现在看来，我的诗差不多有一半是90年代写的。我在矿山开矿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组诗，叫《山中》，那是在矿山的夜晚，在简易工棚的马灯下用几张烟盒纸写成的。那时候只要空闲下来，就做一件事，写诗。
B.张3：谈一谈诗对你意味着什么，你觉得诗、诗人、写作这三者是什么样的关系？
吉木狼格：写诗是我一生的爱好，或者说是生来就注定了的爱好。18岁的时候，我决定写诗，那时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跟文学有关，突然想写诗，这个念头冒出来，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张3：跟阅读没有关系？
吉木狼格：没有关系。开始写诗后，才在杂志上看到北岛他们的“朦胧诗”，当时大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那个时候官方杂志上的诗，都是假大空，没有一句人话。要不就是很大，要不就是很土，真善美，对应的词就是假大空。“朦胧诗”跟之前的假大空虽然不一样了，但他们还是继承了使命感、责任感之类的东西，把诗人作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火炬手、呐喊者，等等。也就是说，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而之后的“第三代人”，他们只代表自己，回到个人、回到生活本身，他们写自己想写的诗，说自己想说的话。
张3：你写诗，注重首先回答诗是什么吗？
吉木狼格：我没这个能耐。回答诗是什么，太深奥了，是一个无底洞。换一种说法，我们说一个诗人，是不是所谓的自觉的诗人？什么叫自觉的诗人，什么诗人又是不自觉的？其实很简单，自觉的诗人，他是为写诗而写诗，他生来就对诗歌这个形式敏感。不自觉的诗人，他写诗是把诗歌作为工具，以满足自己急于表达的欲望，就像青春期。80年代有很多人写诗，但青春期一过，他们就不写了。当然还有一些人继续在写，那是他们继续需要用诗歌来表达，但他们需要的是表达，而不是诗歌。一个自觉的诗人，他就是为诗歌这个形式而写。
张3：自觉的诗人，是不是急于回答什么是诗，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有没有一种放下的疲惫感？诗意会不会被这个回答本身消解掉？
吉木狼格：不会，刚好相反，当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一下就轻松了，诗意就再也跑不掉，并且越发的浓厚。“同意所有关于诗歌的言说，同时对所有关于诗歌的言说表示怀疑。”我在一篇文章里这么写过，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并且不屑一顾”，但是我把它删了。你得承认，有些诗歌理论还是很棒的，比如杨黎的“废话诗学”，它是很高的，很少有人在诗歌言说上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
但从绝对意义上来讲，诗歌是什么，没有人能够最终解决得了。我们试想，你我这代人解决了诗歌是什么的问题，那你的儿子、孙子，他们是怎么看待诗歌的？
五百年以后的诗歌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我们难以想象五百年以后的诗歌会是什么样子。你让唐朝诗人李白来想象今天的诗歌，他能想象吗？我相信他想象不到，把今天的诗歌拿给李白看，肯定要把他吓死。诗歌是走在思想之前的，已经写出来的诗歌，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说诗歌在文化之前，这不准确，也不成立。说诗歌在思想之前，在知识之前，在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之前，或者在人类文化的最前端，这样好理解一点，也就是说，面对文化，诗歌具有超前性，至少靠前性，它永远在前方，在我们下笔之前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这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我说过愿意用一生去靠近它，但是离它越近，越得不到它。所以我还在写，还得写。
C.张3：你现在和曾经的写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有什么不同？
吉木狼格：新千年开始，家里买了电脑，我开始集中时间写小说。在买电脑之前我写过几个短篇小说，是用笔写的，和写诗不同，那的确很辛苦。我们都觉得诗歌应该用笔来写，而小说应该用电脑来写，用电脑写小说，那是解放生产力。我记得当年小竹办一份报纸，他叫我给他写一篇小说，我拖到当天下午就要交稿了，快到中午才爬起来用笔开始写，好在一稿就写完了，中间改了几个字，几句话，涂了几个疤，还算看得清楚。那仅仅是一个短篇，如果再长点，时间肯定就来不及了。而在电脑上就不存在，这一段你觉得不好，咔嚓，删了就行了。
所以电脑啊，真该用来写小说。我非常羡慕写作状态很好的人，比如韩东和小竹，他们要写作，可以什么都不管，尤其是韩东，他说这辈子只干一件事，就是写作。他把计划定好，上半年写什么、下半年写什么，今年写什么、明年写什么，照着计划写，从不耽误。而我这么多年来就没有做到过，所以我觉得我真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所谓真正的写作，是指用一整段一整段的时间来写作，我越来越期待这个时间的到来。
张3：韩东、小竹他们的职业生涯安排得比较好。
吉木狼格：什么都不管，像那样去写作，其实只要愿意，每个人都能做到。
但不是每个人都那样去做了，是因为面对写作，还有一些生活中的杂念。假如把写作说成出家，我还有些尘缘未了。总体来说，我的生活还算比较稳定，但肯定有许多不舒服和烦恼，当然我不会把它们带到这次采访中来，请你原谅。
张3：谈谈《月光里的豹子》吧，里面有爱情？
吉木狼格：新千年，我在写小说的同时，想写一本诗集，这本诗集不是由零散的一首首诗组成的，而是专门写的一本诗集，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看成一首长诗，但里面的每一首诗又绝对独立。嗯，爱情，诗集里有一章就叫《情诗》，那是我有意取的名字。诗集是虚构的，并非我的生活经历，或爱情经历。
我选择写什么，那只是组成一首诗的素材而已。90年代我写过一首诗，叫《写作与生活》，我在这首诗里写道：“我把激情用在生活中，而在写作上坚持一片安静。”我认为爱情、亲情、友情，不管什么情，它都属于生活。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虽然写作里有生活，生活里有写作。写作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你相信“艺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吗？这句话真的很差。
D.张3：你真的一本书也不读吗？你身上的文化来自哪里？可以聊一聊你从小以来接受的文化，和你记得住的感受，或者，你一直在抛弃什么文化，有什么样的感受？
吉木狼格：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我也没有那个本事一本书都不读。相反，我喜欢看书，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爱好。除非我今天喝醉了，看不了，平时每天看书不低于几个小时。它是一种爱好，和写诗一样。说不读书，是在80年代的环境下，带有某种针对性的戏言。当时中国有很多人，包括诗人，他们如饥似渴地趴在书上，把一切大师（尤其是外国大师）的东西奉为经典，神圣不可超越，就像教徒之于《圣经》。改革开放，大量的文学作品、文艺思潮涌入中国，那个时候大家读的书都基本一样，掰着指头数都数得出来。只不过读书的方式和态度不一样，就像写作的方式和态度不一样。不读书，而写诗，那我简直不是人，应该是神，至少是鬼。读书跟写作是相通的，你用怎样的态度来读书，就像你用怎样的态度来写作是一个道理。读工具类书目的明确，不用说，读艺术类书实际上是在和作者交流，如果我把这本书读得完，我和作者的交流就要彻底一些，如果我读不完，就说明我不愿意再和这个作者交流。就像我们看一部电影，看得下去是愉快的，看不下去，我不看了就完了。我喜欢晚上躺着看书，每天基本上都是3点以后睡觉，有时也翻一翻电视节目。
张3：你最近都看些什么书？
吉木狼格：我最近看的书，呵呵，你不要吃惊，我在看大量的关于彝族文化方面的书。《彝族历法》、《彝族民俗学》等等，还有凉山州很多个县的县志，厚厚一本，抱都抱不动。我想写一部彝族人的小说，小说里的年代不是现在，所以我必须回到那个年代，而在那个年代的彝族人，他们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使用什么样的货币？如果小说里有战争场面，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枪、都有哪些枪？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是怎么样的？当时的彝族人，他们出门，出远门，是不是要翻历法，看看吉凶？而这些我都知之甚少，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补课。我的床头柜、卫生间全是这些书，当然也不是都通读，想看什么了，就找来翻一下。别的书，比如《明朝那些事儿》，这几年我一直没看，因为它太火了，闹得太凶了，我不想去凑那个热闹。现在看，蛮好看的。
关于吉木狼格的评论
读吉木狼格的诗
何小竹/文
吉木狼格出生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一个地道的彝族人。也就是说，他的母语应该是彝语。汉语之于他是外来语，是上学之后学习的第二种语言。长大后，他用第二种语言写诗，成了一个汉语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