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庆为赴朝人员请功的咨文是阴历七月二十三日（1882年9月5日）递达天津的，而李鸿章也恰恰是这一天赶回天津。
李鸿章的老母亲在三月初病故，他奏请回籍守制，并推荐老部下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守制应当三年，但北洋驻军皆是李鸿章的淮军旧部，北洋水师正在筹建之中，各国通商事务又离不开他，因此朝廷只准他穿孝百日，百日之后即回天津署理北洋大臣一职。而且说明，一旦有紧急外交事务，他必须随时回天津。
结果，穿孝将满百日时，朝鲜壬午兵变发生。朝廷连下两道旨意，让安徽巡抚裕禄传知李鸿章，速回天津，勿稍迟缓。李鸿章回天津途中去见两江总督左宗棠，商议海防事宜，因为法国在越南闹，日本又在朝鲜寻衅，不能不统筹考虑。结果“睥睨天下”的左宗棠豪情满怀，对法国根本不放在眼里，说：“不怕他们来，我怕的是他们不来，高卢猪的军舰若敢来两江，让他有来无回。”对日本更是蔑视，说什么小倭瓜穰子打祖宗那里就是中国人的学生，再张牙舞爪也没用，并对李鸿章说，“少荃，不要被洋人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挺起腰来说话，洋人吃不了人。”真是把李鸿章的鼻子都气歪了。
李鸿章办外交讲的是“和为贵”，能不战就不战，因为中国积贫积弱太久，需要争取几十年的和平来追赶列国。他常用的外交手段是“以夷制夷”，遇事请列国调停，避免发生战事。这次朝鲜兵变又事涉日本，他不想与日本冲突，因此并不主张出兵。而代他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对这些年中国外交太过软弱早有不满，尤其是日本将琉球变为冲绳，大家认为北洋难辞其咎。张树声觉得应当顺应民意，不可太过示弱，如果日本以兵势胁迫朝鲜，或者将国王掳去，朝鲜岂不会成为第二个琉球？那他张树声就是通国皆曰可杀的罪人！所以他上奏朝廷，坚决主张派兵赴朝。结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李、张二人在是否出兵上已经不谐。
派谁去朝鲜，派多少人，两人又有不同意见。李鸿章写信给张树声，认为“调派陆军，尤须妥筹，由陆则道路阻长，雨水多滞，转运费艰；由水则兵船装载无多，商船租雇费力。或可号称陆军继至，先声后实，俟眉叔等到彼察看情势，再行禀办。派兵则宜少不宜多，护卫亲兵两营小队可矣。若大举，有战事，唯铭军在后路可调，统将勇而乏谋，似须添派稍有智略如吴殿元辈会同照料，方能操纵合宜。”驻登州的吴长庆，则根本未在李鸿章的视野。而张树声认为，派兵入朝，登州吴长庆一军最合适，他上奏朝廷说，“吴长庆纪律严明，夙谙权略，当能随机应变。至朝鲜事局多艰，靖乱扶危，尤在乘时审势，取决当几。吴长庆到朝后，凡紧要机宜，应请由该提督相度筹办，仍一面咨商臣处，随时奏陈，以应事机而纾宵旰。”而入朝的人数，则主张登州六营全部入朝，而且还要调后续部队以备支援。结果朝廷又采纳了吴长庆的建议，让李鸿章大为失落。
更让李鸿章尴尬的是，吴长庆入朝后快刀斩乱麻，智擒大院君，平定了叛乱，让日本无从插手朝鲜局势。京中清流对此纷纷称赞，认为是大快人心，总算显示了宗主国该有的威风，两相对比，李鸿章奉行的“和为贵”主张更显不得人心。而且英、德、美等国对清廷此举也颇为赞赏，美国驻华公使就此发表见解，认为“朝鲜之属于中国已数百年，众所周知。此次中国发兵往定内乱，具有担当，所为实合公法。”这些风声李鸿章也听到一些，所以一到天津，看到吴长庆请功的咨文，心里是又酸又涩。他与张树声礼节性的见过一面后，当晚召集心腹幕僚天津海关道周馥坦露心迹。
“兰溪，有人为这次平乱大唱赞歌，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李鸿章的开场白直奔主题。
“是，如果这件事是中堂来办，同样的结果，那些人未必会这样欢天喜地。”周馥说，“中堂其实也不必介意，主政日久，难免有人鸡蛋里挑骨头。”
李鸿章摇头说：“这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说到底，他们还是想动摇‘和为贵’的外交方略。我如何不知道挺起腰杆来舒服，可是放眼世界你看一下，中国比人家差那么远，不埋头追赶，便永远受欺。所以，忍气吞吐声几十年，为的就是将来可以扬眉吐气。可是有人单单连这点韬光养晦的胸襟也没有，这才对这次派兵入朝如痴如狂，好像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睥睨天下，真正是小觑短见。”
周馥说：“京津的舆论，与张大公子的周旋分不开。”
张大公子是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近来与清流干将们打得火热，张树声的心曲都是通过张华奎暗通清流。
“哼，我这位老部下，大约是觉得我李鸿章不行，要取而代之，可笑之极。”李鸿章说，“我举荐他来为我守北洋，以为他能体会我的一片苦心，曲为周全。不想他竟然想改弦易张。这是那么容易改的吗？他竟然与那些信口雌黄、纸上谈兵的清流后生打得火热，想借他们成事，岂不是错打算盘？如果为朝廷守北洋的人，也成了动不动就要强硬开战的人，那国家将陷于内忧外患永无宁日！朝廷总还有明白人，未必见得会真的赏识。”
李鸿章所说的朝廷中的明白人，便是恭亲王为首的一班权要。他们汲取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认为中国与列国差距太大，非埋头追赶几十年不可，因此确定的外交策略是“外敦信睦，隐示羁縻”，李鸿章以“和为贵”三字概括。和为贵，实际许多时候就是忍气吞声，难怪那些清流书生会常常痛加批评。
“朝廷对中堂的信赖和依重是任何人都撼动不了的。”周馥说，“张振帅把大院君送往京城，朝廷却下旨追回，请中堂询问后再做曲处，足见朝廷依畀之重。”
大院君被押到天津后，抵触情绪很大，以绝食相争，张树声前去拜会也不肯相见。后来总算从天津官员中找到一位曾经出使朝鲜与大院君有一面之缘的官员前去相劝，才勉强进食。张树声怕有个三长两短不好交待，就派人护送大院君进京。行到半路，接到上谕：“著将李昰应暂行妥为安置，俟李鸿章到津后，会同张树声，向李昰应究出该国变乱缘由，及著名乱党，详细具奏，候旨遵行。”他只好再派人去追回。
李鸿章冷笑说：“朝廷让北洋大臣驻天津，就是为了在外交上先给朝廷挡一炮。遇事就推给朝廷，还要北洋大臣干什么？你说把大院君送到京城，是让太后问话还是让恭王询问？朝廷一点余地也没有了嘛！一件小事，足见振轩还欠把火。”
说完大院君，两人转而说起请功的事来。
“其实最应该请功的应该是中堂。”周馥说。
“怎么说？”李鸿章丁忧在籍，何来最应该请功之说？
周馥说：“我大军能够及时赶到，依仗的便是水师，若没有丁禹亭率水师护航，如何能够蹈海而去？而大办水师，正是中堂的莫大功绩。”
李鸿章是当仁不让的语气：“要说到水师，没我还真不成。”想了想说，“将来请功，应当把丁禹亭多书一笔，还有马眉叔，也是功不可没。我要单独附片举荐。”
向朝廷奏功，功劳最重的要在正文中提几笔，而大多数人则放在附单中，如果专为某人附片保荐，则此人获赏必优。
李鸿章说：“岂止是赴朝的北洋水师将领，你们这些后方的人，筹划粮饷，伺机调度，也是功不可没，你也列个保单来，将来我和振轩商议。”
话题重新回到吴长庆的保案上，李鸿章说：“除了那些总兵大员外，有一个人吴小筱轩看来很欣赏。”
周馥没看过吴长庆的咨文，问：“中堂说的是谁？”
李鸿章说：“叫袁世凯，从未听说过此人。”
周馥说：“是他啊！他的族叔中堂很熟悉，就是袁子久。”
李鸿章“啊”一声说：“看到这个名字时我还想呢，没想到真的是他侄子。”
周馥说：“子久本来要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他的这个侄子要来投奔中堂在洋务上弄个出身，可是给吓回去了。”
周馥讲了袁世凯未曾就幕的经过，说：“他对袁子久说，李中堂幕府人才济济，真正的是相府丫头三品官，我这从七品小芝麻官什么时候能出头？我是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脾气，宁愿到小庙里当大和尚，不上大庙里当小和尚。”
李鸿章哈哈一笑说：“有见识！还有点霸气，倒有些我当年的狂气。”
周馥说：“大帅欣赏，何不罗至麾下。”
李鸿章连连摇手说：“我与吴筱轩争人才，掉不掉架？”又说，“我休息一天，后天就与大院君会面，到时你也参加。”
李鸿章会同张树声询问大院君有关兵乱详情。大院君对将他作为兵乱主谋坚决不承认，说自己是听到兵乱后才挺身入宫，劝说乱兵出城。问他即然你能定乱，当知乱首何人，持械入宫者何营兵卒，向你环诉者系何姓名。大院君则解释说，兵乱时向他诉求的有几千人，不知其首。围逼王宫，五营都参与，不知谁先谁后。又问他你入宫主持庶务，罢机务衙门，改武卫营制，为什么却一直不肯捕治乱党。大院君说主持庶务是国王所托，乱党姓名多方开导却无人供指。李鸿章又让周馥、袁保龄、马建忠等人询问，大院君非但不承认自己是祸首，反而认为自己有功无过，如果不是他出面，还不知要乱到什么程度。不承认归不承认，但李鸿章参照各方面反馈的信息，认为大院君就是主谋。如果乱军到云岘宫去诉苦时，大院君能够正言开导，何至有此大难。乱军围击宫禁，王妃遇难，大臣被害，凶焰大张，大院君却能控制得了局势，既然能够定乱于事后，独不能遏乱于方萌，是五尺童子都知其心叵测。何况柄政一月有余，擅作威福，树置私人，却对乱首不加捕治，其与乱党勾连，不问可知，百喙难逃。对这个定论，大院君还是不以为然，他问：“是不是我应该不闻不问，让乱兵肆虐，把王宫烧得片瓦无存，才能说明我与乱军没有联系？”有此一问，众人无话可说。
对大院君如何处置，却颇费思量。朝鲜国王已经派来使臣，携带国书，为大院君求请：“大院君今年六十三矣，素抱疾病，近益沉绵，今者涉风涛之险，冒雾露之忧，单身远赴，谁救谁恤？伏维大皇帝至仁至慈，孝治天下，伏乞制军大人曲垂怜悯，转达天陛，亟许大院君不日回国，俾当职得伸人子之情，感戴皇恩，永世无穷，不胜痛泣祈恳之至。”
大家觉得，既然国王如此相求，不如就放大院君回去。李鸿章却别有看法，他认为国王有此恳请，不过是尽人子之义，其本心未必真愿赦回。而且如果把大院君放回，是不是说我们抓错了？张树声也立即点头说：“对对，如果我们抓错了，则此次派兵入朝也就从头至尾错了，我们非但无功，反而有过。大院君不能释回。”
周馥、马建忠奉李鸿章之命与朝鲜国王派来的使臣详谈，追问国王为什么要请大院君还朝。使臣最后说了实情：“国王与大院君系父子，以私情议，当迎请还朝；大院君窃取政柄，以公事论，不应释回。”李鸿章的推测完全被证实了。
不能释回必须有过硬的道理。马建忠代为起草的奏稿说：“大院君党羽众多，业与国王、王妃及在朝诸臣等久成嫌衅，倘再释回本国，奸人构煽，怨毒相寻，重植乱萌，必为后患。届时频烦天讨，不胜其扰。而且朝鲜贫弱小邦，变故岂堪再遇。是昰应不归，犹可保其家，安其国，全其父子；昰应一归，则父子终伤，必至害于家、凶于国而后已也。”
而周馥稽查史书，元代就曾有两次将高丽国王拘捕的前例。最后决定，建议朝廷将大院君“安置”省城保定，生活各方面给予优待，并准许国王派人前来省问。安置的地方，则选在清河道旧署，屋宇宽广，不下二十间，足够中方看管人员及朝鲜随侍人员居住。
周馥、袁保龄、马建忠等人奉李鸿章之命拟议了《派员看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章程八条》，同时报给朝廷：
一、凡有李昰应与人信札往来，俱应露封，由看守委员查阅后始准送交。其不露封与书朝鲜俗字者，由委员驳回，不准擅送。
二、凡看守之人，俱宜分居在外不可与之亲密。在省及外来文武官员，非奉宪谕，不准任其私自入见。
三、李昰应每日需买食物，由委员派人代买，价值由彼自付；或彼自派人出买，则由委员派妥实兵弁跟同上街。不准其托故私自送信，亦不准其私买违禁之物。
四、李昰应倘欲自行赴市买物，只准随带奴子一二名。由委员先请宪示， 并须举行。但一月不得过一二次，不准出城，不得隔宿。
五、李昰应随从人役，由委员查明给予腰牌。每月由练饷局查照人数， 酌送米煤外，另给送银五十两以为杂用。倘以后朝鲜国王再添派官役，按人只加送米煤，不另添银两。
六、送银两米煤等物，俱由看守委员开单送入，取李昰应亲笔收条存查。
七、看守之员请于在省司道大员中专派一人督察。再由司道会商， 拣派精细勤干之委员二人，由中军派武弁二人，常川住守。逾年准分次另换员弁兵接替，而惟不得同时全换。
八、所有练饷局支发各款，随时报明，请准附案汇销。
李鸿章与张树声《会同究问李昰应折》《安置李昰应片》及八条章程上奏朝廷，不到十天，朝廷便有旨意，完全同意。
同时还有一道旨意，对赴朝有功人员进行奖赏，基本是按照李鸿章、张树声所奏照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