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满周岁那天，家里习俗兴抓“周”，他们把算盘，鸡蛋和一支钢笔放在我面前让我抓，结果我抓起钢笔在手上把玩。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他们都很高兴。说我长大会读书，肯定是块读书的料。
在我两周岁还差一个月的时候，母亲顺利生下二妹。爷爷给她取名“青花”，希望她像花一样美丽。
二妹是趴着出来的，父亲望着地上那个身上布着血丝的小东西，心里既高兴又紧张，这回是个带把的吗？这次和上次不一样，对，应该是个儿子。想着有儿子，就有儿子，心里无比欢喜。终于，父亲顾不上虚弱的母亲，急切地想知道趴着落地的婴儿到底是男是女？母亲习惯坐在床前的长矮凳（鞋凳）上生孩子。父亲用脚尖慢慢扒开趴着的婴儿，一翻过来，父亲立马傻了。面无表情的嘀咕着：“唉！又是个妹子，又是没把。”
接生婆还是干外婆，她忙着剪脐带，包裹孩子。这回没人在乎用什么布包裹，也没人在意孩子将来皮肤是否白净。因为那会儿奶奶正卧病在床，没法亲眼看着这个小孙女出世。孩子出来了，胎盘却迟迟未现。干外婆说母亲生完孩子，包衣（胎盘）总是半天不出，急死人。她拿过门后的扁担横着压母亲的肚子，说是那样做好把包衣快点赶出来。
又生个女儿，父亲的心一下跌进深渊，脑海里始终浮现着他翻开婴儿的画面。的确是我老婆肚子里掉出来的，这次前兆明显就不一样，怎么还是女娃？他在心里仔细比较母亲两次产痛的症兆，生老大只见她叫肚子痛，没听说叫腰胀见红，老大是仰着坠地。这次是不一样，是趴着出来。听人说趴着出是儿子。他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也不想接受生了两个女儿的事实，也无法接受。日思夜想就是想生个儿子，越想越烦躁，没有心思理会其他事情。
当躺在床上的奶奶也充满期待的问父亲，“生了，是男孩女孩？”
“又是妹子呀！”父亲没好气的回答。
奶奶无奈的叹气道，“唉！女儿也没关系，两个女儿也好，你们还年轻，还可以再生。”
奶奶躺在床上，也很想抱抱刚出生的小孙女，跟父亲念叨了好多次。
“不让我抱，让我看看也好。”奶奶几乎央求着说。
“有什么好看，不都一样。你怎么抱呀？”父亲显得很不耐烦。
过了好些天，父亲才让母亲抱着二妹远远的站在奶奶床前，奶奶伸长脖子探着头远远望上几眼，只能这样望上几眼。因为父亲不让她抱，怕她的病传染给孩子。
母亲满月后，奶奶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躺在床上，吃饭需爷爷喂，大小便也是爷爷扶起身屙在床前的大木便桶里，抹身换衣服都得爷爷服侍。
干外婆是爷爷的侄女，奶奶生病期间，她们夫妻很殷勤。有空就送两斤白糖给三外婆吃，，有空又送两斤挂面过来，有空又拎块猪肉送给奶奶吃。忙前忙后，还亲自端着煮好的面条坐到床边喂给奶奶吃，很细心体贴。奶奶很享受地听着这一声一声三外婆，那个热乎劲儿，把奶奶的心都热得乐开花。
据父亲回忆，奶奶病时就老叫头疼，疼痛发作时也吃不下什么。后来奶奶的身体越来越瘦。奶奶的娘家兄弟要求父亲送奶奶去长沙大医院，父亲苦于没有钱。这些年家里的财政大权一直掌握在奶奶手里，而奶奶此时竟也说拿不出钱。这让父亲很意外，也很吃惊。这么多年，他们辛辛苦苦挣工分，还有爷爷出去做木工挣的钱呢？奶奶把那些钱塞哪去了呢？等着救她自己的命呢？居然也说没有钱？
没钱，奶奶娘家兄弟提出让父亲把房子卖了给奶奶医病。爷爷老泪纵横，悲伤又无助。
父亲听到他们竟然要卖房子换钱给奶奶看病，坚决不同意。心仿佛在滴血，这就是所谓的娘家至亲，不帮就算了，只会叫这领养回来的外甥卖房子，难到连最后一片遮头瓦也不要了？
“卖房子？亏你们说得出口？卖了房子，你叫我们一家老少睡马路？再说这破房子值几个钱哪？”父亲哀怨又有些气急。
他们也不好强逼，毕竟这老老少少的一家还是要继续生活。
就这样，因为没钱，没去大医院。只能喊赤脚医生过来打针，暂时止住痛。
奶奶心知自己来日无多。有好几个夜晚，吃完饭后，就拖着长音有气无力地呼唤着父亲，要父亲去她床前。父亲说，奶奶不断呼喊他的乳名，“生财几！来啰，你...你过来...啰，你...是我...个崽呀！”
听着奶奶那有气无力断断续续的凄唤。声声唤着父亲的乳名，也声声刺痛着父亲的心。
如今这位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的女人已然是父亲叫了二十几年的娘。二十几年来，这所谓的娘和儿子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母子情呢？父亲很是迷惑和痛苦！父亲心里无数次地问自己，这世上为什么会有奶奶这样的母亲啊？这二十几年来，奶奶的心里真的认父亲这个儿子了吗？真的当儿子看待了吗？父亲想起过往的一切的一切，那些不堪回首的一幕幕仿佛又浮现在眼前，挥不去，忘不掉。此时父亲的心像针扎一样疼。他深深的明白，自己的养母就快不行，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唤他的名字，最后一次跟他说话。他想回应，此时的父亲就背对奶奶，站在房门口的门槛边。可父亲的喉咙像灌了铅似的，发不出声。挪不动那双沉重的腿，难过的狠狠的用手抹着眼睛，竭力不让眼角的泪水滑落。
奶奶在床上呻唤一声又一声。弥留期的奶奶，几乎清醒的时候都在唤着她儿子的名字，她想见她儿子最后一面，想再好好的看上几眼。或许她临终时突然省悟，后悔了，内疚了。她觉得这些年对这个养子的极力压制和自己说一不二的专制家权太过份，甚至有些绝情。她心里极度害怕失去儿子，最终也害了儿子。她不知道，因为她的独断专行，她儿子人生的不幸才刚开始，这也许是她始料未及。最终她带着遗憾和悔恨离开人世。最终父亲也没能应她一声，也没能走到病床前看她最后一眼，也没能原谅她。
奶奶病逝那年才五十九岁。脑瘤头痛前前后后折磨她持续两三个月。年轻时多么强干精明的一个女人，队里上工，她几乎和男劳力干一样的活，抬石头抬土砖，为了挣工分那是拼命似的卖力气。她也喜欢听人夸她是怎么怎么能干，是多么多么厉害，她乐意奉献她的青春和汗水。太能了，太强悍了，在家里她就是权威，家里的大事小事，爷爷和父亲都必须听从她，两个大老爷们从来就不敢违她意，不敢擅作主张。
奶奶过世，家里东拼西凑也不够钱办丧事。实在没法子，父亲只好去几里外的信用社贷款，好不容易贷到三百钱，总算把丧事办了。三百块的贷款对这个所剩无几的家庭来说，那简直是雪上加霜。银行利息利滚利，三年后就该还对本。借时，银行的人就这样对父亲交待过，让父亲看着办。
二妹出生那年，农村基本分田到户。队里按家庭人口落实分田。各自耕种各自家的田地，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好政策。只要一家人一起辛勤耕作，怎么也比集体出工强。大家有了干劲，生活有了奔头，干起活来也特别卖力，特别用心，种自家的庄稼就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等秋收过后，农田的活计也忙完了，村里开始有人找着门路去GD打工挣钱。父亲很想尽快还清那笔“阎王账”。也跟着村里的几个邻居一起南下。那时还没有客运火车，只有载牛的棚棚车，勉强着载一些人。父亲说坐那个棚棚车才叫遭罪。车厢里又闷又热，也没厕所，散发出一阵阵发酵过的牛粪味。坐车的人也不少，狭小的空间很拥挤，挤得让人透不过气。父亲晕车，尤其是那样的车，更是无法想像。也不知道当年父亲是怎么挺过来。
父亲第一次来GD的工作是和一个老乡跟车，就是跟着人家的货车帮装卸货物，工资多少，父亲没有细说，我想过去这么多年，父亲也忘了吧。好景不长，八三年的下半年，父亲跟车时，出事了。父亲站在车后招手示意司机倒车时，被车撞倒，当场不省人事，鼻子眼睛出血，马上送往广州HN第二附属人民医院，人抢救过来了，但需住院一段时间，出血的左眼看不见东西。医生说是暂时性失明。脑部十二神经也受伤，想要恢复视力，有待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再确定诊治方案。住院期医药费由出事车老板负责，另外把父亲的一百多块元工资也结算给住院的父亲。经过专家医生的诊治，父亲的左眼总算能看见东西，但有重影。想彻底医好还需留院观察。住院的父亲意识清醒，他始终惦记家里的爷爷和母亲，也放心不下两个幼小的女儿。于是，向医生请示去邮局，把他拿到的那一百多块工钱悉数寄回家。
父亲出车祸的事，老乡帮忙发电报给乡卫生院工作的姨父。父亲一再叮嘱老乡千万不要让家里的爷爷知道。就怕他老人家承受不住再生出什么事。不知是谁走漏风声，还是没有瞒住爷爷，反被一些人传来传去，传到爷爷耳朵时却变成父亲车祸，人没了。害得年迈的爷爷心急如焚。也想立马赶去广州，母亲也说要去。爷爷说：“你带着两个孩子，老二还要吃奶，老大也需要你照顾，别去，我另安排人去。”
爷爷拜托姨父和他的一个干儿子去广州。爷爷的干儿子没盘缠，母亲不得不拿出自己十块私房钱。姨父好歹是见过世面又有学问，希望他这次去能和老板好好协商，争取多些赔偿金。另一方面也彻底了解在广州住院的父亲到底伤得怎样。
姨父他们来到广州探望住院的父亲。搞不清楚当时姨父是怎么跟老板交涉协商，结果父亲并未拿到应得的工伤赔偿款。老板承诺只负责父亲住院的一切费用。
父亲很怕爷爷误信谣言一时想不开做傻事。等不及左眼完全恢复视力就急匆匆办出院手续强行出院。医生只好开一些药和眼药水给父亲带回家。
见到和姨父一同回到家的父亲，爷爷那颗悬着多日的心才算放下。
过了段时间，父亲的视力基本恢复，可人却变得目光呆滞，行为举止也有些怪，家里的农活全都不会做。在我依稀的记忆中，父亲傻傻地站在村口四处张望，我也傻傻的跟在父亲身后，拽着父亲的衣角，怯怯的紧紧的拽着不松手，也弄不懂父亲到底在村口看什么。
他们说，父亲是中邪。爷爷经人介绍，请了一位常宁的杨师傅来给父亲看病，这位杨师傅年龄和父亲相仿，懂请神画符驱邪之术。据说在这十里八乡都很有名气，治好了同村某某妇女的“桃花癫”。
杨师傅在父母亲睡觉的大木床上方的楼梁上悬挂一坛符水，坛口贴着黄色的符纸。这坛符水悬挂我们床上方好些年，直到九一年搞计划生育，被那帮“土匪”打破。
父亲的胸前佩戴着杨师傅给的护身符——小红布包，里面包着什么就不知道。父亲一直贴身戴着，洗澡也不曾取下。
杨师傅在我们房子所有门楣上，窗户上都贴一张他作过法的黄色符纸，还叮嘱父亲常喝头发灰水。我常见到他们在灶房里弄头发水。父亲拿着已生绣的黑剪刀，捏着母亲背后的长辫子剪下一小撮，划根火柴，点燃那撮黑黑的发丝，屋子里即刻弥漫着一股烧焦头发的糊味，发灰落到桌子上的小饭碗里，嗞嗞嗞，带着糊味的火苗很快就在父亲的手指间熄灭。母亲倒上热开水，用筷子搅匀。父亲端起碗咕咕，一口气就喝下整碗水。父亲放下碗用衣袖揩去嘴角漏出的灰水，像是喝下一碗极苦的中药。我就一脸疑惑地望着父母亲他们这奇怪的举动，也不敢问为什么，只知道这样是在为父亲医病。
说来也奇，怪医看怪病，父亲的病经过杨师傅近两年的治疗，似乎也慢慢有了起色，渐渐恢复正常。
二妹直到两岁多还站在母亲怀里吃奶，我的那次强行戒奶把母亲给吓得够呛！至今想起依然心有余悸。于是，就由着老二尽情吃奶。老二吃母乳的时间最长。后来，老二个子比我高，父亲总说是因为老二吃母乳多的缘故，老二皮肤也最白晳。
八六年六月，母亲又在家里诞下第三胎，也是个女婴。
父亲不甘心，他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无论如何也要生个儿子才罢休。这第三胎本来就已违反国家计划生育。出于父亲特殊的家庭境况，村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母亲顺利地生下第三胎。偏偏老天无眼，祖上无德，没能保佑母亲生个男孩。不死心的父亲仍然想继续生，一定要生个儿子。想生儿子就得想法子把老三藏起来，送给别人做女儿又舍不得。于是，老三四五个月大时，父母亲合计，决定把老三偷偷送给外婆照顾。
父亲找来挑稻谷用的两个大竹箩筐，一个筐里放些大米和白糖，另一个筐里就放着熟睡的老三和一些日常换洗婴儿衣服，再用花布盖住箩筐。吃饱肚子的老三睡在箩筐里不哭也不闹，父亲挑着箩筐一路急走，翻山越岭送到相距八里的外婆家。
老三在外婆家相安无事的长到八九个月大。有一次父母吵架，不知母亲说了什么刺激父亲的话语，这一刺激，父亲的老毛病又犯了。火急火燎地直奔到外婆家抱回老三。刚回来那会，老三长得白白胖胖，很讨人喜爱。渐渐地也不知为什么，老三越来越瘦，黑黑瘦瘦只剩皮包骨的她，那双眼睛显得更大了。母亲说老三又细又黑的脖子像个“胡椒牙儿”。父亲也察觉出不对劲，心想老三肯定是生什么病才这样。他们抱着老三去街上的老医生那。我还记得看完病回家的老三两只小手的虎口位缠着厚厚的纱布。父亲说老三得了消渴症，医生帮她割消渴。
父母下地干活时，我和二妹一起照看老三。我们自己也还小，抱老三就像猫叼耗子。一天下午，我们姐妹三个都在邻居家的门囗玩，突然发现坐在地上的老三颤颤地站起来，她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我这个姐姐面前。“她会走路了，妹妹终于会走路了。”我拍手惊叫。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她会走路，以后带她出来玩就不用抱得那么吃力。
也许是我们高兴得太早，老天爷也似乎有些无情。手术后的老三，身体依旧很瘦小。
一天早上，做完早饭的母亲像往常一样来到床边，准备给还在睡觉的老三起床穿衣服。这次既没听到老三的哭闹声，也没听到那均匀的呼吸声，母亲心里很纳闷！换作往日这会早该饿了。睡醒看不到大人在身边会哭。母亲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伸手探了探老三的鼻孔，已经没了气息。小小的老三直挺挺的平躺于床上，小嘴微微张开，双眼紧闭。母亲很恐慌，她不知该怎么办好？马上冲到门口探着头朝上屋大声喊。父亲来了，爷爷也来了。父亲默默抱起床上的老三放在床前的地上，点一盘蚊香在屋里熏着，一言不发地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我也定定的站在屋里，不敢出声。听到母亲的抽噎声。闻声来了好几个邻居大婶，感觉就是来我们屋里看热闹，她们窃窃私语。有的给母亲出主意。有的劝慰挺着大肚子的母亲别哭，怕动胎气。有的说母亲这是怀胎送子，需找石匠打块指路碑竖在人来人往的路囗，只有这样做，下一胎才会平安顺利生儿子。
爷爷去屋檐下拿来箢箕和锄头。把躺地上小小的老三放进箢箕。锄头把穿过箢箕的铁丝提手，爷爷扛上肩就走。听她们说，这是要送到村里那座专门埋短命鬼的“长排岭”。凡是村里未成年就夭折的孩子都埋那座山。
爷爷空着双手回来了，老三连同箢箕锄头一并给扔山上。
唉！小小的老三真可怜！才刚刚学会走路，一年，一岁而已。是病魔？还是父母无知？还是街上那个庸医刮消渴夺走她幼小的生命？也没人追究，只可怜那小小的妹妹哪！来不及叫我一声姐姐，父母亲甚至连个正式的名字都还没帮她取，只听见母亲叫她小妹几，小妹几。就这样做了人家嘴里的“短命鬼”，从此孤零零的长眠于那座冷冰冰的长排岭。她慢慢在我们的记忆里逝去，被她们遗忘。
大人们心里的失女之痛，年幼的我很难理解，也无从体会。
我们小孩子过后，转头就忘。依旧是该玩就疯玩，不用看着小妹妹玩得更疯。有一次，临近过年，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玩，不记得是我还是他们手上拿着自家炒的爆米花吃，也记不清是邻家小男孩抢我的爆米花吃，还是我抢他的吃，结果打起来。是不是我用指甲抓伤他的脸也忘了。他奶奶知道后，怒气冲冲领着孙子来我家找父亲理论。父亲望望她的孙子，又望望我问:“是你打伤他吗？是你先动手打人吗？”
我不出声，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就站在那一动不动。见我不出声，父亲板着脸对她说:“老人家！看到了吧！我女儿没说是她先打人，再说您孙子是男孩，我女儿怎么打得赢呢？”
父亲觉得小孩子们在一起玩，吵架打架是常有的事，在所难免。大人何必为这些小孩子打打闹闹而伤和气呢？就不太当回事，不怎么想搭理她。谁知这个奶奶一边很生气地数落我的不是，一边围着父亲转，父亲走到灶房她就跟到灶房，父亲去爷爷的睡房，她也跟着，像个冤家一样紧跟父亲身后进进出出，非得要父亲给个说法。
父亲被她喋喋不休，冤魂缠身一样烦死了。忍了很久的父亲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要讨个说法是吧。
父亲一把拎起我的衣服，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我摔在屋里的地上，然后拿起门后面角落里赶牛用的竹枝条就往我身上一顿猛抽。冬天穿的衣服多，抽到衣服打不到人，父亲越打越气，掀开衣服狠狠地抽，一边抽一边气愤愤地问，“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是谁先动手？快点说，不说我今天就打死你算了。”
母亲拦也拦不住，在一旁不停的询问我。
我不明白才五岁的我竟那么犟！任凭父亲一边抽我，一边用脚踢。从屋里踢到屋外，疼得我像杀猪似的嚎嚎大哭就是不说一个字。
打了好一会儿，父亲也打累了，那个邻家奶奶气也消了，灰溜溜地带着她的宝贝孙子回去了。
母亲拉起地上嚎嚎大哭的我，抚摸着我的头小声地问，“疼吗？你怎么就这么蠢！就不晓得说呢？你说了，你爸爸就不会生这么大气，下手这么狠了。”
第二天，母亲悄悄告诉我说，“昨晚上你睡着了，你父亲掀开衣服看见你背上这一条条红肿的血痕，心里难过的哭了，你知道吗？以后学乖巧点，要不然吃亏的还是你呀！”
父亲后悔极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竟对女儿下那么重的毒手，把我打的这么惨！经历过这次毒打，父亲的心里一直内疚懊悔。从此后，他不再轻易动手打我们姐妹，也不准母亲打骂我们。
经过这次暴打后的我，人还真的变乖，胆子也变小了。
现在的我在想，是不是五岁前的我真的是个野丫头呢，跟男孩子玩一堆，还敢和他们动手打架，真够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