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乘坐皇家快艇前往英国格雷夫森德港，由于领航的荷兰籍水手不熟悉英国水路，搞错了方向，结果把船开到了另一港口；2003年，普京首度出访伦敦，为了暗示俄罗斯经济改革所取得的进步，他一改惯例，没有乘坐国产重型轿车，而选用了一款德国高级进口车。但不巧的是，他迟到了15分钟。
这两个插曲所蕴涵的意义是，尽管俄罗斯人强调自己属于欧洲文明，将与欧洲一体化是俄罗斯的历史性选择，并把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但无论从文明、历史传统还是现实来看，融入欧洲都不一定是俄罗斯的最佳选择。
苏联的解体，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融入西方民主社会和回归欧洲的历史性选择，俄欧“共同家园”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不久，欧盟明确提出了向东扩大的战略，俄欧关系进入新时代。另一方面，鉴于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文化和心理鸿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填平，融入西方民主社会远不是几句充满激情和狂热的口号那么简单，“欧洲共同家园”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俄欧关系的演变
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很快就推出了“新思维”
外交，提出苏联对外政策要确立全人类价值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必须从对抗走向合作，对东欧实行不干涉政策，对西欧争取建立“全欧洲大厦”等。
（一）从“欧洲大厦”的建立到“苏联大厦”的坍塌
戈尔巴乔夫刚一上任，就被西方舆论誉为“苏联各个领域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代表”，认为“戈尔巴乔夫有可能改变莫斯科的基调和方向”。
1985年春，戈尔巴乔夫就提出，“缓和”进程应该恢复，但不是回到70年代，而是要有更大的步伐，新的缓和应该为实现一种更为广泛的互相信赖的国际安全机制铺平道路。苏联政府宣布1987年为“欧洲年”，并重视扩大同欧洲以国家为基础的合作。
1987年底，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提出“共同的欧洲家园”的主张，强调全欧合作，并且公开宣告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尊重东欧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在谈到“共同的欧洲家园”时，他认为，苏联对欧洲和欧洲问题的态度，是由“我们首先是欧洲人这一点决定的”。“欧洲是座共同的大厦，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各家有各家的大门。要保护这座大厦，使之免遭火灾或其他灾难，使之更舒适、更安全。要保持大厦中应有的秩序。欧洲人要共同做出努力，遵守公共生活的各项合理准则。”“说到‘全欧大厦’，我们的出发点是，在这座‘大厦’里保留着某些国家或集团之间客观形成的全部分歧。但在看到所有这些分歧的同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整个欧洲是由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科技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大家都被共同的命运拴在一起。”
在外交“新思维”指导下，苏联一方面承认欧共体为政治实体，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同西欧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冷战时期，苏联对欧共体的政策目标限于防止其进一步发展上。直到80年代末以前，苏联一直拒绝承认欧共体的国际组织地位，而只是将其视为北约的经济附属品。1988年6月，经互会和欧共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89年12月，苏联同欧共体达成贸易合作协议，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1990年12月，苏联又同欧共体在科技、工业生产、核安全等领域达成合作协定。同时，欧共体还取消了对1500种苏联商品的进口限制。
随着戈尔巴乔夫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西方对东欧国家的渗透更加肆无忌惮。在东欧剧变过程中，欧共体除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外，还宣布要筹集110亿美元作为援助东欧的“欧洲发展基金”。
这种影响同样在向苏联扩展。为使苏联改革能够沿着其所期待的方向进行，欧共体国家承诺提供经济援助。到1991年上半年，欧共体国家援助苏联资金总共约504亿美元，占西方承诺援助苏联总金额的80%。但这种承诺多为人道主义援助，而且短期商业信贷较多，直接投资较少，从而使苏联面临较大的财政预算压力。不仅如此，由于对苏联威胁的担忧和改革前景的不确定，很多援助被设定了苛刻的政治改革、经济自由化、开放市场、平衡预算、控制核武器、人员交流等条件，试图以此影响苏联的改革进程和方向。
随着对外开放，人员交往不断扩大，各种解禁的书籍、电影和广播宣传使苏联民众对世界和自己国家有了新的认识：苏联并不自由，它不仅无视人民的需求，而且还压迫其他国家。“在西方出版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使俄罗斯人认识到共产主义在古拉格劳改营和东欧实行的压迫。”与此同时，在国内经济改革失败后，戈尔巴乔夫很快转向政治领域，实行“民主化、公开性”。
在缺乏必要准备的情况下，政治改革的全面推进使苏联很快陷入混乱之中，直至联盟最终崩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计有两大基础：改革（perestroika），以争取新技术官僚的支持；以及公开性（glasnost），以政治自由化争取长期受欺凌的知识分子。然而，由于没有发挥自由表达、促使真正公开辩论的体制组织，开放反而害了自己。”正是苏联的“缓和”政策使两德实现统一，并使整个东欧集团产生巨变，最终也决定了苏联自身解体的不可避免。一旦苏联决定不再使用武力维护其帝国的东欧一翼，苏联集团，包括其自身，就不可避免地迅速瓦解了。
（二）别无选择：“返回欧洲”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为后来的叶利钦所继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推行全面经济、政治改革。经济上，秉承货币自由主义思想，推行以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政治上，大力推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新闻媒体自由等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民主改革。
为保证内部改革的顺利推进，独立之初的俄罗斯继承了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构想和“返回欧洲”的口号，全面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大西洋主义外交。叶利钦主张：“俄罗斯没有别的选择，它必须与西方和东方的发达民主国家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甚至盟友关系。”
1992年2月11日，叶利钦在会见驻俄外交使团时声称，俄罗斯愿意同西方、东方、北方和南方进行广泛合作，但国内经济危机的现实使得俄罗斯不得不将谋求西方援助作为俄外交的首要目标，将“首先面向掌握通向世界经济之门的钥匙的西方作为俄罗斯外交的唯一选择”。为此，在1992年上半年，俄罗斯政要几乎跑遍了西欧、北美的所有国家，希望欧美在承认其“建立民主制度”成果的同时，能够给俄罗斯以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叶利钦把许多改革政策建立在西方的积极支持上，要求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当时在俄罗斯流行这样一种观点：“通向世界经济之门的钥匙不在的黎波里，也不在北京手中，而在华盛顿、波恩、伦敦、东京手中。”这样，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希望加入新的世界经济联系和国际机构，极力谋求与美国的协作，支持美国在联合国的许多国际性行动。在对欧洲外交方面，俄罗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指导性文件，对欧盟各成员国更多地是要求其提供经济援助，而没有注意到欧盟在冷战后的独立性和在欧洲大陆安全构建中的独特利益。针对欧盟加强对中东欧国家渗透、抛开俄罗斯准备单独操控欧洲事务的意图，俄罗斯强调，俄欧平等合作才是维持欧洲和平和稳定的最佳战略选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处理欧洲事务的有效机制，欧洲安全结构应当在欧盟冷战结束后，主要由于俄罗斯方面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欧盟在处理同俄罗斯关系上也走过一个探索阶段。
俄罗斯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自身重新定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俄罗斯与相邻的独联体及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俄罗斯国内的经济、政治转轨前景还不明朗。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苏联威胁的消失，使欧盟所面临的防务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就是从抵抗外部侵略转变为内部稳定。在欧洲中部和西南边缘地带出现的领土、民族冲突大都与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密切相关。就是俄罗斯自身也存在引发欧洲动荡的潜在不确定性。一方面，车臣战争使俄罗斯内部稳定问题凸现，使欧盟不能不顾忌大规模难民问题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渗透，以及核扩散和核泄漏对欧洲的影响。另一方面，长期的经济滑坡和政治体制的不稳定也引起了欧盟的担心。在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政治转型中，以总统集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带有明显的权威主义色彩，而且俄罗斯国内左翼力量和民族主义情绪开始上升。俄罗斯的权威主义政治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上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带来了负面影响。
出于对俄罗斯发展前景无从把握而又力图对其转轨实施影响的目的，一方面，欧盟支持美国以北约东扩为手段，将前华约成员国纳入北大西洋防御体系，以威慑俄罗斯；另一方面，欧盟积极以发展经贸关系为手段，推行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企图控制俄罗斯的改革方向。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俄罗斯还远远不够格做西方的战略伙伴，西方战略的重点是“给俄罗斯创造一种良性的环境，以使其能够以俄罗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重新定位”。简单地讲，就是以一定的威慑手段（非公开敌对），迫使俄罗斯彻底放弃前超级大国的旧梦。尽管如此，欧盟还是希望通过某种基于共同行为准则和法律义务的制度框架来确定相互关系的性质。
北约东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俄国内政治的“左”转（俄共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崛起），加快了总统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同时，俄罗斯开始放弃自由主义的激进改革计划，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希望通过某种基于共同行为准则和法律义务的制度框架来确定相互关系的性质，俄罗斯也希望通过正式的法律文件重新确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和推动双边合作。1994年6月，经过艰难的谈判，俄、欧共同签署了确定双边关系性质的《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确定了共同目标：
建立双边联系的制度框架和提倡双方在众多领域进行互动与对话，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和帮助俄罗斯实现民主政治和政治经济的自由化。协定的具体条款涵盖了广泛的内容：政治对话，商品和服务贸易，商业与投资，财政与司法合作，科学技术，教育和培训，能源、原子能和空间技术合作，环境与交通，文化和预防打击非法活动。该协定创立了一种旨在增强政治、贸易、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平等和伙伴关系，并且正视最终建立欧盟—俄罗斯自由贸易区的事实。
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为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定期磋商建立了制度框架：一年举行两次欧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峰会，通过这种高峰会议来明确欧俄关系发展的战略方向；常设伙伴关系理事会授权各国部长们尽可能多地举行会晤，灵活多变地讨论具体问题；年度合作委员会会议和各小组委员会的专家级会议；欧盟议会和俄罗斯国家杜马之间的合作通过欧盟俄罗斯议会合作委员会进行。在欧盟的坚持下，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还是将经济条款与政治和人权联系起来，规定双方有义务支持民主和人权，声称如果一方违背承诺，另一方可以暂停协定执行。协定有效期为10年，如果签约方任何一方退出条约，该协定则自动终止，否则将自动延续。
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是俄罗斯与欧盟签署的最广泛、最全面的协议，为双边关系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后来评价说，这是一份在建立俄罗斯和统一欧洲伙伴关系中起着历史作用的文件。
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墨迹未干，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欧洲委员会以车臣战争侵犯人权为由，宣布停止协定执行。俄罗斯被迫同意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格罗兹尼设立办公机构，监督车臣人权状况。1996年底，叶利钦宣布从车臣撤军，1997年12月1日，《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正式生效。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尽管该协定暂停下来，但双方还是积极寻求摆脱僵局的途径。
欧洲委员会于1996年接纳俄罗斯为正式成员。在欧洲的诸多地区性国际组织中，除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外，俄罗斯另一拥有成员国地位的就是欧洲委员会。加入欧洲委员会为俄罗斯进一步融入欧洲社会和安全体系创造了条件，但欧洲委员会有关人权、民主标准的规定将对俄国内的立法程序和法律体系造成冲击。
在接纳俄罗斯为其正式成员时，欧洲委员会向俄罗斯提出一系列要求：
要求俄罗斯除遵守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人权公约外，还要在取得正式成员国资格以后的一年内批准《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从成为正式成员国之日起，延期执行死刑，在三年内取消死刑，改善监狱条件并将其划归司法部门管理；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车臣冲突；批准引渡公约等。从俄罗斯角度看，通过加入欧洲委员会，可以同等利用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对境外俄罗斯人实行保护，对俄认为的反人权行为提出起诉。但在对等条件下，当俄罗斯公民就人权问题诉诸欧洲法院时，欧洲议会的决定俄政府也必须执行。
总之，俄罗斯加入欧洲委员会对于推进俄欧关系制度化，促进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提高俄罗斯在欧洲社会的地位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不仅如此，在多极化战略的指导下，为削弱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控制和影响，叶利钦于1997年10月还提出了欧洲人自己管理欧洲的“大欧洲”设想，并建议俄、法、德三国建立首脑年度会晤机制。建议得到希拉克和科尔的赞同。
但这种机制只在1998年实践了一次，很快就因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而不了了之。
总体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俄欧在北约东扩、南斯拉夫内战、车臣战争等问题上的分歧，使双方龃龉不断。在科索沃问题上，欧盟支持并积极参与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行动，俄罗斯则反对北约出兵干预科索沃，使俄欧关系出现严重危机。
二、欧盟东扩与俄欧“路线图计划”
随着冷战的终结，中东欧国家明确表达了“回归欧洲”的愿望，把加入欧盟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尽管欧盟内部存在争论，但从欧洲的现实和长远发展出发，经过短暂的接触后，欧盟还是很快出台了东扩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