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东正教在强调自身正统性的同时，顽固坚持一成不变的教义立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存而不是发现真理。在俄国接受基督教洗礼900周年（1888年）之际，以俄国主教尼古拉为首的东正教会在给其母教会的感谢信的结尾中写道：“只有东正教才能把上帝的声音——这种甜蜜的源泉供给那些来到东正教面前的人饮用，因为只有东正教保有了它所接受的神圣教义，并且将保持不变，直到一切时代终结，决不作任何细微的增加或删减，因为它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上帝的灵长驻在它体内，保护它不犯错误。”与西方教会不同，俄国没有教会学院和教会大学。所以，俄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只能称之为信徒，而许多学问研究的目的也在于使传统的理论永存和防止异端者，真正有独特见地的宗教思想家十分罕见。
在俄罗斯人看来，莫斯科不仅不是统一的基督天主教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有别于罗马的基督教世界，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真正基督教——东正教的象征，其使命是保有它真正唯一没有被异教徒玷污的基督教精神，并拯救“异教”的欧洲。所以，俄国作为一个帝国实行对外扩张和干预性政策是天经地义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民族意识之中，从来没有引起俄国任何人的怀疑。这一点，也充分地表现在俄罗斯与天主教波兰的关系中。在1830年和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之后，俄罗斯社会各界都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施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就连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丘切夫等人，都对致力于脱离俄国统治的波兰人的勇敢精神公开地表示切齿痛恨。
另外，蒙古鞑靼对俄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统治的影响，在欧亚主义者那里得到足够的重视。著名的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强调：“与罗马专制政体和教皇对俄国的影响而言，蒙古鞑靼统治的意义毫不逊色：它不是表现在文化上，而是无处不在地体现在风俗习惯上。”
在谈到文化的落后性时，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千年来和草原上凶恶的亚洲人敌对的邻居关系，仅这一点在俄国的历史生活中已足以超过欧洲的全部缺点。”俄罗斯与西方的接近几乎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其更感兴趣的是西方的军事技术，而在政治文化上则一直维持着以沙皇个人专权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政体。而正是“彼得时期对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及行政机关的根本性改革，最终使俄国的专制制度得以确立”。所以，恰恰是主张西化的彼得一世最终完成了俄国政治制度从等级代表君主制到君主专制的过渡，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缔造者，并把莫斯科大公国改造成俄罗斯帝国。
由于文明的差异等原因，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把西欧作为自己的对手或者“拯救”的对象；当然，西欧国家也极力排斥俄国，并把其视为自己的主要威胁。彼得一世前的相当长历史时期，俄罗斯只能是徘徊在欧洲体系的边缘。
而“从18世纪初叶起，使国内体制适合西方制定的行动准则的过程一直是俄国的国策，因此，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已经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参与国”
。同时，俄罗斯政权花了整整18世纪的一个世纪来向西欧学习先进的技术，并最终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主角，甚至成为维也纳体系的最主要的缔造者之一。
19世纪，其他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放弃专制王权，而俄罗斯仍然极力维持落后的沙皇专制政体和已经过时的国际体系。但这时的俄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很快在维也纳和会50年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失败。随着对欧洲事务的卷入，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启蒙运动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继传入俄国，引起贵族知识分子阶层有关欧洲问题的大辩论和内部不同派别的分裂，从而对沙皇专制政权的统治形成威胁。到19世纪末时，就连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保守君主政权都开始容忍新生力量的存在。所以，沙俄反动的政治制度不仅导致它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需要越来越偏离欧洲其他列强的目标，而且还把国际上的趋势看做是国内威胁的延续。“在沙俄眼里，别的国家和别的政治运动，不仅对她们的所作所为构成威胁，甚至对她们的存在本身也构成威胁。”终于，俄国没有顶住西方近代思想的冲击，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落后的俄国进行了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伟大实践。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很快把社会民主政治以及非布尔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派排除掉，从而在政治领域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声音，基本上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可以说，这是俄罗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欧化”。
所以，由于横跨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俄罗斯民族受到东西两种不同文明的影响。尽管俄罗斯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更加强烈，文化上以欧洲文化为主体，但也不能完全说俄罗斯文明就属于西方文明而不属于东方文明，而是具有东西方相结合特征的独特的俄罗斯文明。正如列宁所说：“俄国是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国家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正如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西方俄侨中的欧亚主义者所提出的那样：俄罗斯人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俄罗斯具有自己“特殊的地缘政治文明”。
应该承认，俄罗斯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其欧洲部分欧式建筑随处可见，俄罗斯人也确实存在欧洲情结。但是，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传统上，从来都是独特和自成一体的，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其中的亚洲因素也随处可见。自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起，俄罗斯就开始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俄罗斯历史文化突出表现在它的集权与专制传统、东正教和村社制度。这也就是几百年来在俄罗斯国内一直存在“欧化”和“斯拉夫化”两种思想的碰撞的原因。俄罗斯接受普遍的民主价值观，但同时也强调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甚至还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因文明归属问题展开争论而在历史上形成的三大政治思潮，即崇尚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欧洲—大西洋主义、专注于东正教使命和俄罗斯民族特殊性的斯拉夫主义、主张俄罗斯是东西方文明结合体的欧亚主义，今天仍在左右着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所以，从这一点说，欧洲永远也不可能和庞大的俄罗斯融为一体；而且，从文化上，西方也从来没有把俄罗斯人看做欧洲人或把俄罗斯国家看做欧洲国家。
（二）欧洲对俄罗斯的拒斥
在西方，在关于欧洲的定义和边界的争论也始终围绕从文明、文化上如何看待俄罗斯的归属问题展开。
同俄罗斯寻求加入西方社会相矛盾的是，西方自身从来没有把俄罗斯看做自己的一员，从古至今总是把俄罗斯视为不同于自己的“另类”。这种情况最明显的反映就是“文明的冲突”。俄罗斯文明具有相当的复杂和神秘性，至少自16世纪以来，俄国就开始不断为世人所知，欧洲更是兴起了关于俄罗斯的争论，其中对弥尔顿或伏尔泰来说，俄罗斯一直是抵抗英国或法国的时空对称模式、单线历史轨迹和东西二元地理结构的，西方始终认为很难对俄罗斯进行归类，因为就是俄罗斯人本身也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同文明所持的立场产生于对“文明”的理解。从西方角度讲，欧洲的独特性是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形成的，俄罗斯获得的是拜占庭帝国的宗教，这样，西欧与俄罗斯出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俄罗斯人而言，“俄罗斯常常被想象为神圣的、东正教的、浪漫主义的、民族的、大众的、帝国的、专制的和末世论的。而按照西方标准，俄罗斯真正的生活经常被认为是污秽不堪、粗俗浅薄的，结果是农业文明发展缓慢、贫穷并没有减少、文化被隔离。从历史观点看，俄罗斯是世俗的、异端的、多民族的、不受欢迎的、无政府主义和空幻的”。在西方，人们把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相交界的地区称为欧洲边界，即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开始的地方。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四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在的位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天主教的西部和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
这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这是西欧人想听到的答案，他们私下里大都支持这个答案，各种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也明确赞同这个答案。”这样，在西方，人们认为俄罗斯人的历史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的历史，其文化也不同，较之西方文明而言，俄罗斯是另外一种历史经验。美国著名的世界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以下两个因素相结合决定了俄罗斯孤立于欧洲：（1）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了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是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2）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断绝在蒙古人统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商业改革时到来的，而俄罗斯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也就是说，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亨利·基辛格也强调：“俄罗斯在她长久的国家历史中，与西方世界走在相当不同的道路上。她从来没有自治的教会系统，她错过宗教改革、启蒙时期、发现新大陆时期和建设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缺乏具有民主经验的领导人物，几乎全体俄罗斯领导人——其他新兴共和国亦然——都曾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身居高职；追求多元主义不是他们的第一天性，恐怕也不是最后的天性。”同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与西欧国家相比，俄罗斯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甚至其天生就是一个帝国。按基辛格的看法，按自身国家建制，俄罗斯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国家，它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更有人指出：“历史上每当俄国面临一个机会，选择是建立一个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还是维护一个地域辽阔、各民族迥异的混合体时，历代领导人总是选择后者。”此外，西方研究者认为，到20世纪前，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大大超过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成为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所以，西方具有相对于俄罗斯的“优势意识”，而俄罗斯的改革取向于“西化”，但总被认为是一种“变态的怪物”。正如卡尔·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
“如果说，主要借助于鞑靼诸汗以进行蚕食活动的莫斯科公国的沙皇们不得不使莫斯科公国鞑靼化，那么，决心借助于西方以进行活动的彼得大帝则不得不使俄国文明化。他一把波罗的海诸省攫取到手，就立即掌握了实现这一过程所必需的手段。这些省份不仅给他提供了外交官和将领，即借以推行他那一套对西方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人才，同时还向他供应了大批官僚、教师和军训教官，以便训练俄罗斯人，给他们涂上那样一层文明的色泽，使他们能适应西方民族的种种技术设备，却不受其思想的感染。”换句话说，彼得一世不仅没有削弱，相反是在使俄罗斯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时加强了君主专制。
在西方，人们认为，历史上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以及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按照彼得一世的模式行事，在使俄罗斯现代化的同时，消灭社会政治多元化的根源。所以，西化的结果是，俄欧之间的文化差距并没有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