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是本党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不避艰险，不恤任何牺牲，惨淡经营，再接再厉，才能够缔造起来的。不过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还是整个存在。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奋斗不可。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与国民党诸公书
（一九一三年二月一日）本文原载于日本杂志《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3号。录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2），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北京国民诸兄先生均鉴：屡接函电，敬悉一是。本党气象日昌，遥想诸公运筹而纲维之者至详且善，极为祝贺。弟还湘以来，无善可告。前月抵长沙，与诸兄晤商，湘中选举，大约皆可如所豫定，不至失败，堪以告慰。昨日始抵汉上，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然后当赴东京，以医宿疴耳。吾党形势，以此次选举观之，大约尚任。惟可虑者，即将来与袁总统之关系耳。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政党内阁。近闻颇有主张不要内阁者，此最危险之事也。又以袁氏之经验观之，如大借款，如库伦事件，现象如何，此二事皆足亡吾国者，而袁氏一年以来不能了之（且无人掣肘），且使更坏其事。是皆使吾人不能全信袁氏可任建设新国事业之证据。若复不要内阁，则不知将何以对彼等自家之良心也。尚望诸公力争上游为幸。宪法一事，现在形势如何？鄙意宜豫备一草案（将来国会起草即可用此），不知诸公尊意如何？大借款事，条件吃亏不少，乃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当品之盐，今年七八月以后，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条件吃亏，又当如何？不知又将何物抵当？政府只顾自家目前，不顾正式政府以后之计。此种借款，鄙意不如径反对之，免其任意挥霍，且可使将来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亦不知尊意以为何如也？《民国报》事，闻办事者颇有意见，如果不妥，请即辞退姚君，别觅妥人。至报馆之存废，则请开主任干事会公决。弟前因主张必办，此刻亦无成见矣。弟勾留数日即东下，如有赐复，请寄沪上为盼。草草不具。敬候大安。弟宋教仁。二月一日夜。
国民党鄂省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日）本文原载1913年2月13日《民立报》，题为《宋遯初之危言》。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国民现方陷于困苦之中，诚为可悯。据鄙见观之，方今中国不独人民可悯，即政府一方面更属可悲。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今日时问短促，不能多言，姑就内政与外交约略陈之。
夫内政亦多端矣，而其最重要者莫如财政。中国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外人见此景象，遂百计要挟，以制中国之死命，如要求以盐款为抵押是也，不知盐税为中国财政上最大问题，国民生活上直接之关系，无论何种税项，其影响多仅及于一部分之人民，而盐税则自大总统以及细民，无一人可逃出其范围之外，外人洞悉此中情节，故要挟以此作抵，万一政府无善法以规其后，则将来危险之所及，诚不知伊于胡底。而自政府一方面视之，则财政上之计划如何，直可谓无计划而已，无论此二千五百万镑之借款未见成功，即令一旦借成，而其所能支持者，仅至今年七八月间为止，试问七八月以后，又将何以处置？政府今日对于此种问题盖全未着想，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
以言外交，则外交不堪问矣。自库俄事件发生以来，国人嚣嚣然群起诘责，而荏苒至今，将及一载，不闻有当解决之法。慨自甲午、庚子而后，我国即有召亡之实，而所以保持至今未见瓜分者，徒以列强均势之局未破故也。前岁革命军起，列强袖手旁观不发一矢者，亦以均势为之限制故。不谓南北统一，共和告成后，反不能维持此局，延及今日，岌岌乎有破裂之势，是谁之罪欤？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郎往俄缔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意谓一日不解决，一日加重，将来不知其所极，与其后来溃烂不可收拾而始讲救济之方，不若趁俄人要求未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遏其野心勃勃动机较为有济。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蒙古有失，驯至全局堪危。阅近日报章，藏警又告，转瞬日英中国领土保全之约将视同刍狗，而中国危矣。推原祸始，责有攸归。
今也，正式国会行将成立，据各方面报告，此次国民党大占优胜，此为最可喜之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汉口为中国交通之中心点，地极重要。今交通部既已有基础，将来本党之进行，必大有可观。尚望今日到者诸君挟其坚忍不挠之力，以扶持国家于不坠，是则兄弟所馨香祷祝者也。
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本文原载1913年2月20—21日《民立报》，题为《宋钝初先生演说辞》。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今兄弟拟提出两大问题，与诸君磋商，而亦吾党今日所亟当研究者，愿为诸君言之。
今中华民国二年矣。中华民国成立虽届二年，而一切政务，多使国民抱种种之失望，而国民此种种之失望，吾国民党要不能不负其责。盖当同盟会政府时代，事在草创之始，及统一政府成，而吾党又不免放弃监督之天职也。故吾党从今而后，宜将国民所以失望之点为之补救，而使国民得一一慰其初愿，此吾党所抱之大决心者也。
夫国家有政治之主体，有政治之作用，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运用政治之作用，此共和之真谛也。故国民既为国家之主体，则即宜整理政治上之作用，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故今而欲察吾国今日为何种政体，未能遽断，或问吾国今日是共和政体否，亦难于猝答也。此其以根基未固，而生此现象。今临时政府期限将满，约法效力亦将变更。至于正式政府成立以后，如能得建设完全共和政体，则吾人目的始可云达到一部分也。
夫政府分三部，司法可不必言，行政则为国务院及各省官厅，立法则为国会，而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使制定宪法时为外力所干涉，或为居心叵测者将他说变更共和精义，以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体不能成立。使得良宪法矣，然其初亦不过一纸条文，而要在施行之效力，使亦受外力牵制，于宪法施行上生种种障碍，则共和政体亦不能成立。此吾党所最宜注意，而不能放弃其责任者也。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若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也。
又若省制问题，纷扰多时，有主张道制者，有主张省制者，姑不具论，又一派主张省长归中央简任者，而予则不赞成。盖吾国今日为共和国，共和国必须使民意由各方面发现。现中央总统国会俱由国民选出，而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长官，亦当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故吾人第二主张，即在省长民选也。
今又有倡集权说者，有倡分权说者，然于理论，则不成问题，今姑从实际着想，准中国情形立论，有若干权应属诸中央者，有若干权应归之地方者，如是，故吾人主张高级地方自治团体当畀以自治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夫自治权力，本应完全授之下级地方自治团体，而在中国习惯，则下级地方自治团体，如县、乡、镇之属，与国家政治关系甚浅，故顺中国向来之习惯，而畀高级地方团体以自治权，与国情甚吻合，而政治亦得赖以完全发达也。故分权与集权之界说，不可仅从学理上之研究，如立法权自应属之中央议会，而地方亦当有列举之立法权，如此则既非联邦制，又非完全集权制矣。如行政权之军政、外交，纯为对外关系，当然集于中央，司法宜有划一制度，交通、财政，其权均中央所有者，多而余则可分诸地方者也。此皆关于政体之组织也。
至于政治组织言之，可为太息痛恨。政治组织，大别之为内政、外交。以言外交，则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可谓无一外交，有之则为库伦问题。而库伦问题，悬搁已久，民国存亡，胥在于此，然至今尚未得一正当解决。吾国民于此，当知此问题之重大，亟宜觉醒，盖政府于此问题无心过问，即当然属于国民之责任也。忆鄙人七八月间在北京时，库约尚未发生，当即以桂太郎游俄之目的，与满蒙之危机，说诸政府，亟为事前之筹备，而总统等狃于目前之安，置之不问。及至俄库私约发生，而政府亦无一定办法。吾人试思《俄库条约》与《日韩条约》有异乎？无异乎？韩既见并于日矣，而库伦岂不将见并于俄耶？夫使库伦沦亡而得以专心整理内治，犹可说也，无如库伦既失，而内政之不治如故也，此大可以破政府之迷梦也。
夫曩者列强对于中国问题，倡保全领土、机会均等之说，姑无论究出于诚意与否，而此所谓保全领土、机会均等之说，实足以维持中国之现状，故中国以十年以来，外交界即少绝大之危险，职是故也。故今日中国所应出之外交政策，当使列强对于中国此等关系维持不变，而维持之道又非出以外交手腕不为功。政府不特无此外交之手腕，并不知维持此种外交之关系，故中华民国之外交，直毫无进步也。夫列强之保全中国领土及机会均等之主义，见之于《日俄协约》、《英俄协商》，互相遵守，不敢违畔，殆时局变迁，此主义已渐渐动摇，不过尚无机可乘，得公然违反其所持之主义。今以政府之无能，局面愈变，适以授外人莫大之机会耳。彼俄人首与我库缔结协约，破坏保全中国领土、机会均等之主义，显然与日俄协约、英法俄协约等之旨相违背。而日英法诸国对于俄之行动，毫未加以抗议。试一寻外交界之蛛丝马迹，即可知英法日已默认俄之行动，而于此一测将来之结果，则列强保全中国领土及机会均等之主义将归完全打消，而已见之于事实者，则为英之于西藏。其若他国于其势力范围之内，效英俄之行动，结果至为可危。故欲解决藏事，当先解决蒙事，蒙事一日不解决，即藏事亦一日不解决也。而政府于此，乃先将藏事解决，而后始解决蒙事，可谓梦呓矣。故预测政府外交之结束，尤不可知，而其过则在政府毫无外交政策，致成此不可收拾之象也。然国民于此，尚不知所以监督政府，亦自放弃其责任耳。此关于外交问题也。
以言内政，内政万端，而其要莫如财政。吾人试一审思吾国今日财政之状况，可谓送掉吾中华民国者。夫财政问题，本极困难。吾国各省财政，勉强可以支持，惟中央自各省改革之后，府库如洗，支持匪易，而政府对于整理财政之政策，亦惟借债一端。夫借债未尝不可，但亦当视条件如何。当唐少川先生当国时，与六国团商借六千万镑，亦并无苛刻条件之要求，及至京津兵变而后，六国团以吾现状尚未稳固，乃始有要求之条件，唐未承认，遂中止。及至熊希龄任财政总长，一意曲从六国团，将承认其要求之条件。当时阁员多不同意，唐内阁遂倒。今政府以借六千万镑太多，改为二千五百万镑，然政府亦并无若何计画，不过只筹至临时期限而止，是后财政当如何整理，非所问也；而且大借款条件之苛，为向所未见，惟埃及始有之耳，然埃及之结果，则以监督财政亡其国者也。且盐税为国家收入大宗，今以之为大借款之抵押，使将来正式政府而欲借款，即无有如盐税之抵押品者。是正式政府成立以后，虽欲借款而不可得也；如不借款，则二千五百万镑已为临时政府用罄，其将何以支持？是今日之政府对于财政问题，眼光异常短促，盖毫未为将来留余步，作打算也。至于民生困穷，实业不兴，政府亦无策以补救之。此关于内政问题也。
如上所述，只得其大概，欲详言之，虽数日而不能尽。一言以蔽之，则皆不良政府之所致耳。然今尚非绝望之时，及早延聘医生，犹可救也。兄弟所言，未免陷于悲观，而吾人进行，仍当抱一乐观。盖延聘医生之责任，则在吾国民党也，而其道即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好政策是已。而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此吾人进行之第一步也。
国民党浙支部欢迎会演说辞
（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本文录自1913年2月25日《民立报》之《宋于二先生欢迎会》。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