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因为打一次败仗，诸葛亮不会杀马谡，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马谡的失败，不是一般性质的指挥失误，而是违抗上级正确指挥所造成的恶果。关于街亭之战失败的原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邰所破。”诸葛亮本人在承担这次战败的部分责任时，向后主上表说：“臣以弱才……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作为全军统帅，面对皇帝朝廷，诸葛亮当然要承担街亭失败的责任，但具体到“街亭违命”，马谡则是罪责难逃。
马谡违背诸葛亮节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三国志·魏书·张合传》说：“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三国志·蜀书·王平传》也说：“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显然，弃城依山、移军频繁、舍去水源，都是马谡违背诸葛亮正确指挥的表现，那么据城守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则是诸葛亮的要求。这虽然是我们根据马谡的临战表现反推出来，但并不是没有根据。诸葛亮在《治军》篇中指出“军队饥于远输，渴于躬井，劳于烦扰”，就容易打败仗，可见他十分注意军队的吃饭、饮水、休息。他还主张部队据守要“不动如泰山”，“以近待远，以逸待劳”，“静以理安，动以理威”。由此可见，诸葛亮平常治军的教导，同他在街亭临战时的指挥是一致的。而马谡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关键地方违抗上级的正确指挥，致使整个军事行动失败，当然无法逃脱罪责。
更有甚者，街亭战败后，马谡自知罪行严重，不是勇于承担罪责，收拾残局，而是畏罪潜逃。按当时军纪，违抗上级命令，将士临阵退却和逃亡，都是要杀头的，何况马谡是两条都占了呢？
彭羕字永年，是益州广汉人。刘备入益州前，他不过是刘璋手下的一个书佐。刘璋不重用他，只用他抄抄公文，即使这样，也不能长久，最后还是听了别人的谄言，把他剃光头发，戴上刑具，罚做苦役。公平地说，彭羕是有才干的，所以刘备人蜀后，经庞统、法正等人推荐，见了彭羕，刘备“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刘备任益州刺史，提拔彭羕为治中从事。彭羕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即“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对彭羕的这种表现，诸葛亮心里很反感，并看出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多次提醒刘备对彭羕多加注意。刘备经诸葛亮提醒，也看出了彭羕的毛病，便对他逐渐疏远，并把他贬职为江阳太守。彭羕听说自己被降职到边远地区，对刘备十分不满。他找到马超，大骂刘备是“老革荒悖”。老革即老兵之意，在那个年代，若称某人为兵、卒，便是对他极端的轻蔑。不但如此，彭羕还对马超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公然煽动马超反叛。彭羕的阴谋被马超揭发，于是被逮捕下狱。
但是彭羕仍无认罪悔改之意。他在狱中给诸葛亮写了一封长信，内容就是两个，一是给自己摆功，二是给自己辩护。信中说他一开始就看出了曹操暴虐，孙权无道，刘璋暗弱，只有刘备有霸王之气。所以，他才同刘备，“论治世之务，讲霸王之义，建取益州之策”，刘备“即相然赞，遂举事焉”。他为自己辩解说，骂刘备为“老革”，是因为自己喝多了酒；“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马超字）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讨曹操耳”。
彭羕谋反，且无悔改之意，也无被宽大处理的理由。
除了马谡、彭羕以外，其他人的命运就不同了。
义阳新野人来敏，早年入蜀。刘备进占益州后，历任典学校尉、太子家令、虎贲中郎将、军祭酒、辅军将军等职。来敏为人狂傲，“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一贯在众人中间散布不满言论，而诸葛亮却对他一再“帅之以义”，给他改过的机会。后来，来敏随诸葛亮到汉中北伐前线，仍旧习不改，公然说：“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邪？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来敏的言行，有害团结，影响极坏，对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很不利。但诸葛亮只是上表请求将他免职，让他在家中“闭门思愆”。
鲁国人刘琰，早在刘备在豫州时就跟随刘备。刘备据益州之后，任命刘琰为固陵太守。刘琰无他才干，只是善于谈论，但因是刘备老臣，忠实追随刘备，权虽不重，地位却很高，排列位置仅次于李严。刘琰不预国政，只是率领一千多兵马，随从诸葛亮进行政事的劝谏和议论。建兴十年（232），他在汉中前线与前军师魏延闹矛盾，说出话来荒诞不实，受到诸葛亮的严厉批评。刘琰写信给诸葛亮说：“我禀性道德不足，操行低劣，又有喝酒就言行荒唐的毛病，当先帝在世时我就差点栽在这上边。承蒙您一直根据我忠于国家的表现，原谅我的毛病，对我扶持救援，保全俸禄官位，我才有今天。最近我又头脑发昏，说错了话，您对我又加宽容，使我得到保全，免于刑狱审理，确保性命无虞。我已经在神灵面前起誓，今后一定克制和严格要求自己，改正过错，以死报国。但是，如果我被免去官职，就不能保全面子了。”刘琰对自己错误认识是深刻的，态度是诚恳的，所以诸葛亮答应了刘琰保留官职爵位的请求，只是把他送回成都。
诸葛亮严把惩治触犯法规之人的分寸，不搞株连，不枉杀无辜，而是留有余地，给人以改过的机会。这哪里有先秦法家惨刑寡恩、刑杀立威的弊习，分明是体现了儒家恕道的精神。
第二个特点，执法以明。
晋人习凿齿说：“镜至明而丑者无怒。”丑者之所以承认自己丑，是因为镜子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丑者的本来面目。
诸葛亮执法之明，就在于他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待犯罪之人，不因己爱而轻其量刑，不因己恶而重其惩罚。
武陵临沅人廖立是诸葛亮十分赏识的人物。刘备任荆州刺史时，廖立就被辟为州从事，不到三十岁时，又被提拔为长沙太守。刘备进入益州，诸葛亮镇守荆州时，孙吴曾派使节到荆州。当东吴使节问到哪些人在辅佐刘备成大业时，诸葛亮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诸葛亮把廖立与庞统并提，可见对他是十分看重的。
但是，廖立却是个恃才自傲之人，并渐渐滋长到狂妄的程度。他认为以自己之才，地位当仅次于诸葛亮，总认为蜀汉亏待了他。他在军中常常牢骚满腹，任巴郡太守时也不好好尽职。刘备去逝，廖立在为刘备守灵时，居然在灵旁杀人。刘禅即位后，众官普增职号，廖立也随着被授为将军称号。廖立非常不高兴，他找到诸葛亮，当面问他：“我怎么适合与将军并列？您为什么不表奏我为卿相，只让我当五校？”诸葛亮回答说：“授你将军名号，是根据对你的考察而定的。至于为卿，连李严也没有任命为卿嘛！再说，你只适于任五校。”
廖立嘴上虽没说什么，但心里更火了。他一向认为自己仅次于诸葛亮，没想到连李严都不如。从此以后，廖立的怨气更大牢骚更盛了，上至刘备，下至群臣，没有他不抨击的。他埋怨刘备不该争南三郡而不取汉中；埋怨关羽怙恃勇名，用兵无法失掉荆州；抨击文恭任治中无纲纪，向朗只会随大流，郭演长毫无主见，王连随波逐流。总之，蜀国朝中上下能人不多。诸葛亮听到这些话后，立刻感到问题的严重，不处理不行，便上了一道表章，弹劾廖立诽谤刘备，诋毁群臣。
结果廖立被免去官职，废为平民，流放到汶山郡（治今四川汶川西南）。
如果说廖立案件是诸葛亮不因己爱而轻其量刑的典型，那么李严案件则是诸葛亮不因己恶而重其惩罚的最好说明。
诸葛亮对李严并不是一开始就印象不好。实事求是说，李严也是蜀汉政权中难得的人才。建安二十三年（218），益州发生马秦、高胜为首的武装起义，合聚部伍数万人，并打到资中县（治今四川资阳）。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朝中兵力紧张。李严没有向朝廷要求增兵，仅带领五千人便把叛军平定。这件事反映了李严的军事才干。正因李严有才，刘备临死时，让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并让李严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诸葛亮对李严也很看重，说他“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
但是，李严部分如流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一颗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佐刘禅，致力于富国强兵，准备完成先帝遗托，而李严却在此时劝诸葛亮受九锡之礼，进爵称王，就像曹操对汉献帝那样。李严这样做，如果仅以他个人利益理解，就是借抬高诸葛亮抬高自己，因为他在当时是仅次于诸葛亮的人物。往坏处理解，就是给诸葛亮带上不忠逆臣的罪名，让诸葛亮倒台，自己取而代之。不论怎样理解，这件事反映了李严的个人野心是不会错的。这大大出乎诸葛亮的意料，他当即给李严写了封回信：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这封信是对李严的驳斥，从“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这句话，可见诸葛亮忽然觉得与李严有了“白发如新”般的隔膜。
当初，刘备让李严留驻永安，有以他的军事才干对付东面的孙吴之意。刘备逝世后，诸葛亮经过深思熟虑，对“隆中对”最初的战略进行了重大修改，决定放弃荆州，联好东吴。随着吴、蜀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李严在永安的意义日渐减轻，于是诸葛亮命李严移屯江州，派护军陈到驻永安。李严认为这样做降低了自己的作用，心中大为不满。诸葛亮出兵北伐，让李严派一部分兵力增援汉中，李严却对此“穷难纵横，无有来意”。不但如此，李严还要求划出五个郡建立巴州，由他出任刺史。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另立中央，或者说要与诸葛亮分庭抗礼。这遭到了诸葛亮的严词拒绝。
蜀汉建兴八年（230），曹魏派司马懿由西城，张邰由子午道，曹真由斜谷，三路进攻汉中。诸葛亮率军西征，命李严率军两万赴汉中。李严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要求像诸葛亮一样开府治事，设置独立的办公机构。这件事使诸葛亮深深感到，李严是个荣名利禄之徒。他不由得想起去年陈震出使东吴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李严腹中有鳞甲。”陈震与李严同乡，对李严可谓了解很深。诸葛亮相信陈震对李严的评价，当时他就想，不去触犯他腹中鳞甲就是了。诸葛亮虽然没答应李严开府的要求，但他为了北伐的大局，答应李严离开江州后，由他的儿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待遇。
建兴九年，诸葛亮北伐，屯驻祁山，让李严督运粮草。当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运输非常困难，军粮供应不上。李严便派部下去见诸葛亮，转达自己的意思，要他撤军。诸葛亮听从了他的意见，撤军回来。不料李严翻云覆雨，假作吃惊说：“军粮很充足，为什么要撤军？”而且他又向后主上表说：“大军撤退是为了诱敌深入以歼灭之。”按当时军令，在战争前线督运军粮误期是要斩首的。李严“运粮不继”，虽曾派人向诸葛亮说明，并请退军。但他深知过失严重，故假装惊奇地说“军粮饶足”云云，“欲以解己不辩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也即推卸自己督粮误期之责，而且企图把退军罪栽到诸葛亮头上。李严给后主的上表更是欺君罔上，也是该杀头的。诸葛亮把李严前后亲笔写的书信全都展示出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严无法抵赖，只得认罪。
李严生活不节俭，安身求名，不忧国事，这些都是诸葛亮所深恶痛绝的，再加上他犯有上述严重罪行，按诸葛亮个人的感情，应给李严以严惩。但诸葛亮并没有从自己的好恶出发，而是顾全大局，考虑到李严确有才干，又是自己的副手，蜀汉臣僚中第二号领导人，所以只将他废为平民，流放于梓潼郡。对李严所犯罪行的处罚，显然带有宽恕的性质。
我们说诸葛亮惩治李严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李严被罢官后，诸葛亮给他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和你父子竭力辅佐汉室，此为天上神明所知，非只为人世所晓。我奏请你父亲都护主管汉中，委任你去管辖江州没有征求别人意见，全由我个人作主。原以为诚心可以感动人，事情可以善始善终，谁料竟发生如此变故。古时候楚国官员多次受到挫败，但仍能克敌制胜，这说明心正就会有善果，这符合天道。希望你能安慰都护，要他努力改正过去的错误。现在他虽然被免官，权势、家业均非昔比，但还有奴婢门客一百数十人，你以中郎将、参军的身份在丞相府供职，相比之下还是上等人家。如果都护能自省前过，一心报国，你和蒋琬能诚心共事，那么，阻塞可重新通畅，失去的仍可再得。望你详思此言明吾用心。亮别无他言，只有临书长叹，涕泣而已。”这篇充满感情的信，足以化万年冰霜，暖千秋风寒。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李严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诸葛亮闹意气，争荣利，诸葛亮能无动于衷吗？史书上虽没有记载诸葛亮对李严仁至义尽若此，经历了多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这样对待李严，是对自我的战胜和超越。这不是体现了诸葛亮儒家“克己复礼”的精神吗？
第三个特点，执法以平。
所谓平，即公平。公平，公平，只有公才可能平。诸葛亮执法，出以公心，不挟私怨，不泄私愤，不徇私情。
论私情，马谡被诸葛亮“深加器异”，每次引见他与之谈论，总是“自昼达夜”。可是他犯了法，照样受到诸葛亮的制裁。
论地位，李严与诸葛亮同受刘备遗诏辅政，协助诸葛亮掌管全国军政，属于蜀汉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可是他犯了法，照样受到诸葛亮的制裁。
最能体现诸葛亮执法公平的，就是马谡案件。
在这个案件中，受处罚的不止是马谡一个人。马谡所率的将军张休、李盛同被处斩。将军黄袭被解除兵权。赵云、邓芝方面，“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故赵云被贬为镇军将军。
诸葛亮自己也受到了处罚。他在给刘禅的自贬疏中说：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这不是仅说说而已。此事发生在蜀汉建兴六年，直到建兴七年，诸葛亮才被恢复丞相之职。
诸葛亮自贬三等，体现了他的执法以平。
诸葛亮自贬的理论根据，就是“《春秋》责帅”。据《春秋》记载：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晋军以荀林父为统帅与楚军大战，佐军覆灭，统帅彘子阵亡。韩厥对荀林父说：“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说晋军亡师是荀林父之罪。《春秋》是儒家经典，诸葛亮执法，根据却是儒家理论，儒法融通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打了败仗，作为一军统帅，不但追究下属的责任，还从知人任事方面深刻反省自己，这不反映了儒家“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吗？
第四个特点，执法以信。
所谓“信”，也包含两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