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的幽默以尖刻著称，所以这样奚落丘吉尔在他来讲并不过分。丘吉尔看了短笺当然不肯示弱，他马上写了一张回条加以还击：“亲爱的萧伯纳先生，蒙赐戏票两张，谢谢。我和我的朋友因为有约在先，不便分身前来观赏《卖花女》的首场演出，但是我们一定会赶来观赏第二场演出，假如你的戏会有第二场观众的话。”
幽默大师萧伯纳想讥嘲丘吉尔没有朋友，丘吉尔则直仿出萧伯纳的戏没有第二场观众。
在《“友邦惊诧”论》中，鲁迅先生为了反驳国民党政府通电中加给请愿学生的所谓“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种种罪名，特意在文章结尾引用《申报》的南京专电再反驳：
“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南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这里，鲁迅先生举确凿的事实，直接反驳了国民党政府的谬论，非常有力。
在反驳错误观点时，我们既可以反驳对方的论点，也可以反驳对方的论据，还可以反驳对方的论证。但是，相对来说，反驳对方的论点是一种最直接的方法。“擒贼擒王、直接破的”就是这样一种在辩论中直接反驳对立方论点的方法。这种方法直接去揭示对立方论点的错误、虚假，或者逻辑上的混乱。直接反驳对立方论点的具体方法很多：可以举事实反驳，也可以进行分析反驳，还可以澄清概念来进行反驳。
在与对手的交锋中，我们驳倒了对方的论据或论证，并不能就此断定对方的论题是必然虚假或者必然错误的，这时候只能说明对方的论题不可靠。要将对方彻底驳倒，还必须对对方的论题进行彻底反驳才行。这就如同打仗一样，如果将贼首擒获，敌人便会溃不成军；否则，就不能说战斗已经结束。而“擒贼擒王、直接破的”的方法则正是通过对对手的观点直接进行反驳借以驳倒对手的方法。可以说，在反驳对方时，这是一种最便捷的方法。
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使用“擒贼擒王、直接破的”的方法，最便捷有效的办法是列举大量确凿无疑的事实，在铁的事实面前，任凭对方如何信口雌黄也于事无补。
五十多年前，美帝国主义的发言人艾奇逊在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中国的黑暗统治辩护时，胡说什么中国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对此，毛泽东同志反驳道：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佛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之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这里，毛泽东同志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对艾奇逊的“中国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论题进行了彻底的反驳，由于有大量的事实作依据，因而反驳显得非常有力。这里使用的正是批驳论据的方法。
实施批驳论据的方法，我们也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对手的论点，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它也是检验某论题是否真伪的标准。在具体的辩论中，只要将对方的论题用实践一检验，其虚假性自然就会暴露无遗。
有一个人拜访一位将军，这个人拿出自己发明的士兵制服给将军看，说，这制服是防弹的。
“那好啊，你穿上它！”
将军说着，按铃叫来了随从：
“你去叫上校带上枪到这儿来。”
将军回头一看，防弹衣的发明者已不见踪影。
防弹衣防不防弹，用枪弹一检验便可立见分晓，防弹衣的发明者不敢用子弹来检验，足以证明他所谓的发明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
抓住对手的破绽，给予致命的攻击，比单纯的攻击对方的论点要有力的多，通常情况下，这样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寻找缺口，反驳对手
辩论的过程是一个对抗与反对抗的过程，而对抗中又以例证对抗为常见。以例证对抗为例，谈一下反对抗技巧。
有一些对抗的例证，表面看来牢不可破。实际上如果稍作推敲还是可以反对抗的。
在“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怀”辩论中，正方为了论证中国文字反映的男尊女卑，举例说：
中文有两个字表示结婚的概念，一个是“娶”字，另一个是“嫁”字。男人是“娶”媳妇，女人是“嫁”给男人，那这个“娶”字它表示一种主动性，“嫁”字它表示一种被动性。（笑声，掌声）请回答！
反方马上以牙还牙：
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字的“好”字和“妙”字都是一个褒义词，那么请问“妙”字和“好”字是不是用“女”字旁开头呢？（掌声）
当反方举“好”和“妙”进行对抗时，正方束手无策了。其实，正方完全可以在反方的例证上做文章，做出反对抗：“妙”可以拆为“女”和“少”，“好”可以拆为“女”和“子”，从造字角度看，这都是两个会意字，也就是“女”性“少”方为“妙”，“女”性得“子”才叫“好”。这岂不正表明了女性受压抑的社会地位了吗？
上面例子表明，从构成对抗的例证本身发掘于己方有利的观点或材料，可以有效地进行反对抗。
不是所有的对抗例证都存在着漏洞，更多的情况下，辩方的对抗是严谨缜密、毫厘不差的。这时候，避开对抗的冲击力，从侧面突发反问进行“强攻”，是行之有效的反对抗技法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反问必须直接攻向对方的立论点，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则就会影响反对抗的力度。
我们来看关于“治愚比治贫更重要”的辩论中的一段辩词：
正方：一位名作家写了本书《愚昧比贫穷更可怕》，说明了治愚比治贫更重要，可见对方同学似乎是没有看过这本书呀！
反方：中国政府说，生存权、温饱权是人的第一权利。对方如何回答。
这一组对抗中，辩论双方都选取了权威言论作为例证。权威能制造不容置疑、无以反驳的特殊效应。正方在不可能正面向权威发起攻势的情况下，突然反问：
“……如果治愚不比治贫更重要，为什么中国人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笑声，掌声）
俗语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它具有言简意赅、说理透彻、通俗易懂等特点。正方在这里引用俗语再次证明己方观点是十分明智的。其力之劲猛，一步到位，收到了相当直观的反对抗效果。
谈话中对方若故设“陷阱”，以谬论相刁难，其用意无非是企图造成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答则显示无知，不答则表明无能，这种情况用“以谬制谬”最为恰当。
以谬制谬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对对方的逻辑和结论不做正面反驳，而是把它作为前提加以演绎和引用，引到一个显而易见的荒谬的结论上去，再由结论的荒唐从反面证明对方的荒唐。第二便是模仿对方的推理方法，使荒谬升级，从而达到制服对方的效果，例如：
高玉宝的小说《高玉宝》里有这样一则故事，说的是恶霸地主周扒皮在长工们辛辛苦苦地为其干了一年之后，要想得到工钱，就必须回答三道题。三道题答对了发给工钱，答不对，按数扣除。其实，他是无理取闹，故意刁难。其一是让长工到墙头上去种地，如不能种就扣除三分之一工钱，其二是把屋里的地搬出去晒一晒，办不到扣三分之一工钱，而其三更为荒谬，问问他的脑有多重？答不上来也要扣除三分之一工钱。就这样，他多年来不知算计了多少老实巴交的穷苦人。
然而，这一年又新来了一位长工，他照样为周扒皮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过年了，想要领工钱回家，这时周扒皮又故伎重演，照样提出了以上三个问题，这长工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对周扒皮说：“好吧，上墙头种地可以，不过你得先把牛给我牵上去，你若牵上去我就能种。”周扒皮听了后，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接着他又拎起镐头爬上了房，上房后就扒房子，周扒皮急了：“我让你把屋里的地搬出来晒一晒，你为什么扒我的房子？”长工说：“不扒房子怎么能晒地，你能搬的话给我做一做，让我看看。”说着继续扒房子。周扒皮急忙阻止：“算你对，算你对。”长工才停止扒房子。然而周扒皮还不甘心，马上又搬出他的第三道题对长工说：“那你说我的头有多重，说对了给你钱，若说不对，要钱，没门。”这长工不慌不忙地说：“三斤六两。”周扒皮狡猾地一笑说：“这你可错了，明明是四斤二两嘛，你怎么说三斤六两，这工钱不给了。”说罢洋洋得意地要走。这时，只见长工拿把菜刀，一下子把周扒皮拉过来说：“我说三斤六两，老爷说四斤二两，老爷不相信，割下来称一称。”说罢就要动手，这时周扒皮就像被捆宰的猪似地嚎叫起来：“算你对，算你对，给你工钱不就得了吗。”于是，长工拿着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了。
抓住逻辑错误，穷追猛打
在一个黑暗的夏夜，一个衣服湿透的人跑到刑警大队，向侦察员报案：
“刚才我走到一座桥上，被一样东西绊了一下，跌到了河里，幸好我会游泳，一会儿就爬上了岸。走到桥上仔细一瞧，那东西原来是个人，脖子上有两条伤口，浑身是血。我摸摸他的身子，还有点微温，估计他被害不久，我就赶来报案了。”
“你怎么知道他脖子上有两处伤口？”侦察员接着问。
“我从衣袋里摸出火柴划亮一瞧……”
“别说了，杀人凶手就是你！”侦察员厉声说。
这个案例中，罪犯使用贼喊捉贼的伎俩，企图嫁祸于人，为自己开脱罪责。但他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这是因为，他先说跌入河中（口袋里的火柴就会湿透划不着），后来他又说划亮了火柴看见两道伤口，这是互相矛盾的。由此可见报案人就是凶手，侦察员抓住对方的破绽，主动出击，一举便置对方于死地。
论辩场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难免会犯一些错误，存在一些纰漏，产生一些破绽，机智者常常可及时捕捉住对方的破绽，给以有力的回击，这是展示言辩者知识水平、理论功底、逻辑能力与语言技巧的最佳时机。
在北大首届辩论赛中，国政系与历史系就“仓禀实而知礼节”展开辩论。正方历史系在论证物质与文化的关系时，提出：“在德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产生了巴赫、贝多芬、门德尔松等伟大的音乐家……”
反方国政系立即抓住正方论据中出现的“贝多芬”发出反击：“正方错了，贝多芬恰恰是在贫困交迫的情况下才写出《命运交响曲》这样辉煌的作品的！”
正方错上加错：“那他也必须在吃饱饭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创作呀！”
反方步步紧追：“那么请问贝多芬是在哪一顿吃饱了之后才写出《命运交响曲》的？”
上例中，反方抓住正方口误，及时予以回击，赢得了观众的掌声，直逼对手落荒而走。
在辩论中，一方面要守住阵地，稳扎稳打，不能贪图一时之利口不择言，言语出错，给对方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又要洗耳恭听，捕捉对方的言语、逻辑错误，一有机会，立即盯住，穷追猛打。
声东击西，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直接从这个目的的正面去说，而是从相反的方面入手，实则说的是正面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我们在有口难言之时的开口方法和技巧。
声东击西是智慧的表现
据《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爱打猎，非常喜欢养猎鹰。
—次，专门为景公养鹰的烛邹不慎，让一只猎鹰逃走了，景公下令把烛邹推出斩首。晏子为了救烛邹，立即拜见景公，说：“烛邹有三大罪状，哪能就这么轻易杀了呢？第一条，就是为大王养鸟，却让鸟逃走了；第二条，就是使大王为了鸟的缘故而杀人；第三条，就是天下诸侯都会责怪大王重鸟轻士。”齐景公听了，只好说道：“不杀了，我懂你的意思了。”
在这里，晏子使用的就是声东击西法，表面上好像是给烛邹加罪，实际上是为烛邹开脱；表面上是为齐景公说话，实际上是在批评他重鸟轻士。这就是说话之声和意之所指的方向刚好相反。这样，既避免了为烛邹说情之嫌，又真正救出了烛邹；既指出了齐景公的错误，又顾及了齐景公的面子。
清时的一天，曾国藩正在领兵打仗，突然来了一个告密者，得知一个统领准备叛变，而告密者就是这个统领的部下。曾国藩大怒，立即命令手下将告密者杀了示众。一会儿，被告密要叛变的统领前来给曾国藩谢恩。曾国藩脸色一沉，命令左右，马上把这个统领推出斩首了。幕僚们都不知为什么，曾国藩说：“告密者说的是真实的，我如果不杀他，这位统领知道自己被告发了，势必立刻叛变，由于我杀了告密的人，就把统领给骗来了。”
蒙蔽别人最关键的在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目的。不能让人发现，更不能让人预见，所以诈者蒙蔽他人时，常玩的把戏便是声东击西。假装瞄准一个目标煞有介事地佯瘦一番，其实暗自瞅准别人不留心的靶子，然后伺机施以致命打击。有时他似乎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心思，实际上是在骗取他人的注意和信赖，目的在于突然发难而出奇制胜。
声东击西劝说别人
大厨张亮暂时委身一家个体小餐馆打工。干了一个月，为了使苛刻的老板为自己增加工资，他设计了一套论辩方案。
这天，张亮买来一份报纸，故意在几条招聘广告画了些杠杠，摆在案桌醒目的位置上，果然引起了老板的注意。老板问报纸是谁的，张亮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当然是我们。怎么了，你想看？”
“我是说，你是不是想去干车工。”老板解释道，又问，“干车工就比干厨师强吗？”
张亮仍然平静，轻描淡写地说：“可不是。你这里的活儿太累人了。我可是每天吃了人参来给你干活的，否则，根本顶不下来！”
老板好像若有所悟，放低声音说：“看来，你是真想跳槽啦，对吧？”
张亮于是说：“我在广东干过三年车工，现在跟福州一家工厂联系了。”
老板又问：“为什么非走不可？嫌这里工资太少？”
张亮反问：“很多吗？一个月才几百块！说实话，累点我倒不计较……”
老板说：“可是，你也许不明白，眼下生意萧条呀，要是你在别的老板手下干，也许还没这么多。不是吗？你看隔壁面馆的那个女孩子，才有你工资的三分之二多。”
张亮说：“你也该仔细看看，她是洗碗的，能和我这厨师比吗？何况我是经过业务培训的，有等级证书哩！”
终于，老板答应了给张亮增加一笔不菲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