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后期，老式的生产队都不叫这名了，大多数都叫某某村。八铺大队这个名字只是指八铺新村办公地点而已。距离四人家直线距离也就十来步，出了家门就到。那是很大的一个大院子，院子里花花草草一大片，还有能结果子的。赶上星期天没人上班，他们没少翻墙头进去憨作。
还不到十点，武装的严严实实四个捣蛋鬼一个不拉的都到齐了。四个人穿着各不相同，司马午和温延峰穿的相对好一些，都是最新款的羽绒服。司马午的老子凶是凶，但挣钱是把好手，他总能找到别人还没发现的赚钱门路，所以对儿子的吃穿舍得花钱。而温延峰的妈是整个八铺街有名的巧手，人家把新款的衣服看上一眼，自己扯料子就能做出来。
家里姊妹最多的程厚强穿的就没那么讲究了，通常是哥哥穿不下的，正好他穿的下，所以，他的衣服就没一件新的。杨凤雷这宝贝蛋，头两年还穿姐姐的剩衣服，这两年眼看岁数见长，不能再当假丫头打扮了，他爹妈才给他添了几身新衣服。他总跟他老子嚷嚷，新衣服太少，还要新衣服，他老子的回答也干脆，你小子这二年也不长个，啥时候个头高了再说。
四人聚齐，二话不说脚下拖拖拉拉慢跑着向北边赶去，生怕谁家的大人恰巧看到再喊住。他们这找急忙慌的干嘛去呢？俩字——偷鞭。
所谓偷鞭，就是去卖烟花炮竹的地方顺手牵羊。中国人过年图的就是一个喜庆，济宁人讲究点的从大年三十开始到正月十五要放五次鞭炮，三十晚上下饺子放一挂，初一早上下饺子放一挂，初五又叫破五得来一挂，正月十二小年又一挂，最后就是元宵节放一挂。还有那有钱的，初一凌晨零时还得加一挂。
反正是别管有钱的没钱的，这五挂象征着新年红红火火的鞭，那是必不可少，哪怕人家放的是五千响，咱放个五百响，这个热闹还必须凑。在有那腰里有几个闲钱的，还得买上几十块钱的烟花，在自家院子垒个高台，可着劲的往高了放，被别人家看见，心里那叫一个满足，毕竟这烧钱的玩意，不是谁都舍得买。
四个人家里司马午兄弟姐妹最少，负担最轻，他老子每年多少都给买点小烟花让他过过瘾，那三兄弟就没这么好运气了，每年都眼巴巴抬着头看别人家放，馋的不能行。
四个人九岁那年，家里大人就不大管了，那年头拐孩子的也不拐这么大的，平时不上学四人就结伴遛街。那几年济宁卖鞭炮的都在小南门越河沿岸，一张弹簧床撑起，上面摆放的一点空都没有，一家挨着一家。最精明的杨凤雷发现，一个鞭炮摊大多数就俩人张罗，只要有上四五个顾客，卖鞭炮的根本照看不过来。趁着人多，小手在人缝里摸到最边上的烟花，悄悄向下一滑，嘿嘿，进口袋了。于是，从那时候，偷鞭，就成了他们每年的集体活动。
直到走了好一段路，才放慢脚步，气喘吁吁交流起来。
“我可先给你们说好了，你们拿，我掩护。我是不敢拿了。”司马午擤把鼻涕，找了根电线杆随手抹了抹。
程厚强撇撇嘴说：“你这孩子，就是小胆。偷个鞭都害怕。”
杨凤雷一旁添油加醋点头附和：“就是就是，偷鱼你打掩护，偷贴画你打掩护，偷看女厕所你打掩护，偷工地钢筋也是你打掩护。你以为你是敌后武工队啊，老百姓那么需要你？”
司马午又被抢白的面红耳赤，自觉确实理亏，扭捏着解释：“你知道个屁啊，上次偷得鞭被我老子发现了，差一点吃了劈柴烩肉，熊我一天。今天说什么也不偷了。”
司马午的爹对儿子的管教是出了名的严厉，疼起来儿子那是上天能揽月，揍起来儿子也是一个字——疼，司马午浑身都疼。每次司马午挨揍，他杀猪般的叫声都能把隔壁的杨凤雷吓的打哆嗦。
温延峰大哥派头十足：“好了好了，小午跟咱不一样，就让他挡着点。”
老成的温延峰平时话不多，但一般说出来其他三人都能听得进去。杨凤雷一脸贱像，得意洋洋的说：“今天出门我妈说了，拿得再多也不告诉我爸，我今天目标最少二十块钱的。”
“吧唧”程厚强照着杨凤雷后脑勺就是一巴掌，教训道：“你还以为这是多光荣的事？显摆个屁啊，要是家里有钱谁愿意去偷。”
平日里四人没少打架，这程厚强长的粗壮，下手特黑，基本是战无不胜，尤其是瘦弱的司马午和个小的杨凤雷吃亏无数，所以程厚强说话也是很有分量。
杨凤雷摸了摸火辣辣的脑袋，嘿嘿干笑两声没有反驳，司马午也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有点感同身受，轻轻拍拍杨凤雷后背说：“强子说的也没错，你忘了前几年严打时候那些游街示众的了，还不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
杨凤雷点点头嘴里应道：“恩恩，我知道。”
一点小插曲过后，四个人又聊到三十晚上怎么玩，一时的不快转眼抛到九霄云外，嘻嘻哈哈跑跑停停，十来分钟的路程，有说有笑的很快就近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