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弄明白江南大才子吴兆骞的心态,我们必须先了解流放这种制度。中国历史上的罪犯流放起源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经过历代统治者椎心泣血刻苦钻研,到了清代终于有了较大发展,态势喜人。顺治初年,已制定了大清律,对罪犯的流放作了详细规定,主要是流放人员的起因、种类,流放人员的刑期,流放人员的生活等。作为皇族起源地,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宁古塔的,换句话说,这里有个“标准”的问题。比如顺治时期就对喜欢“嚼舌头”的人有明确规定:
“挟仇诬告者流放宁古塔。”
到了乾隆帝,“十全老人”公布的《大清律例》规定:
“强盗免死减者,行劫数家止首一家者,伙盗供出首盗即时拿获者,偷盗坟墓二次者……具佥发宁古塔等处。”
按照这个标准,流放宁古塔的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走钢丝的人”,这根钢丝就是生命。走好了,走稳了,虽然担惊受怕,但至少这条命还在;走不好,运气差,一把骨头只能留在白山与黑水之间。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发往宁古塔的罪犯,一般以10年为期,然后考察他的现实表现,如能悔过自新,改恶从善,又情愿回原籍者准予回籍。但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将永远不得入关,除非皇上特批。
这样,宁古塔罂粟花一般的邪恶笑面展现给世人:只要到了这个地方,你就老实不客气的至少待上10年,人这辈子能有几个10年?而且,如果皇帝老子不发话,基本上,你就要在东北择一块墓地了。这种刑罚,看似保全了性命,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啻生不如死。他们被流放宁古塔,职责是“与披甲人为奴”,给戍守边境的八旗子弟当牛做马,连自己的孩子也成了奴隶,世代不得翻身。这是非常残酷的,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流人的遣戍呢?
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有反清斗争的失败者,清朝的反清复明运动一直都很蓬勃,红花会、白莲教等赫赫有名,而一旦这些农民起义失败了,“贼首”被砍,从众者及其家属会被遣戍。有的因科场案、文字狱受到牵连,如康熙年间轰动朝野的戴明世《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黔纪闻》案等,往往株连九族,甚至邻居也跟着遭殃。《南山集》案事发之时,方孝标已死,但仍被掘墓,挫骨扬灰。
有的因参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像平定三藩、康熙后期储位之争、雍正年间年羹尧、隆科多案等,在这些斗争中失势而成为政治的牺牲品遭到遣戍。还有大批人因作奸犯科、贪污受贿、渎职舞弊、作战不利等而被遣戍。这些人因获罪被流放各处,而被流放宁古塔,统治者是有深意的:其一,徒步东北,背井离乡,受尽磨难,可以让囚犯找个凉快地儿自首、自思、自悔;其二,宁古塔是清皇族的老家,这些犯人正是急缺的“民工”,开荒种地,修桥筑路,皇帝期待这些披枷带锁的“民工”能改变皇族老家的面貌。
可见,皇帝是在耍心眼了,老区多了,让你去宁古塔,那是看得起你,皇帝的老家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吗?不能,不是不让去,而是一般人根本去不了。自费自愿去一趟宁古塔,和现在攀登一次珠峰的意义是相当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看看宁古塔的天气。《研堂见闻杂记》中说: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其地重冰积雪,地距京师三千里;长行数日,不见一人;无庐舍,掘地为屋;地远严寒,至其地者九死一生”。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宁古塔这个地方,是不太适宜人类生存的。一个“九死一生”,好像一股阴气,直冲人的面门。既然环境非常恶劣,那么都有哪些人被发配至此呢?史料记载,被流放的人物身份复杂,既有王公大臣,也有一般百姓;有汉人,也有满人和其他民族。由于在清代仍实行“一人犯法,祸灭九族”的“连坐”律,因此,“流量”(流人的数量)很大,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
被遣戍到宁古塔的知识分子方拱乾,曾在当地搞过流放人口结构的普查,他在《绝域纪略》中写到:在宁古塔的“华人(汉人)则十三省,无省无人”。可见被发配遣送到宁古塔为奴或当差的流放人员,来自于各个省市,殃及范围之大竟然遍布全国。为了建设老家,皇帝是不会把草包发配宁古塔的,相反,被流放宁古塔的囚犯中,相当一部分是很有才学的“知识青年”。他们因知识而获罪,而流离,且命运悲惨,可算是最早的“知青”了。
这些“知青”的杰出代表有:文人金圣叹家属,著名诗人吴兆骞,思想家吕留良家属,安徽方拱乾、方孝标家庭,浙江杨越、杨滨父子,文人张缙彦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血气方刚,正值盛年,当他们历经了人生的浩劫,生活进入常态,文化意识顽强复苏之后,这片相对蛮荒的土地便有了人文的色彩和真理的力量。他(她)们有丰厚的学识,多愁善感,到了北大荒,难免要呐喊。流人才女徐灿就曾在这片土地呼喊:
“人自东流,水自西流。古人谁似我淹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