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停住，望着被风吹动的杨柳梢头，和雨洗过的在寒凉的日光中灿烂地闪烁的叶子，明白了他们不会原谅她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将像天空像绿叶一样地对她无情。她又觉得她心里的东西开始变成两个了。“我不应该，不应该思想，”她向自己说，“应该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什么时候呢？我带谁走呢？是的，到莫斯科去，搭夜车。安奴示卡和塞饶沙，和最必要的东西。但我首先必须写信给他们两个。”她迅速地走进屋，走进自己的书房，坐到桌前，写信给丈夫：
“在所发生的事情之后，我不能够再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并带着我的儿子一道。我不懂法律，因此我不知道儿子应该和两亲中的哪一个在一起；但我要带他跟我走，因为我没有他便不能生活。您宽宏大量吧，让他跟我。”
她迅速地自然地写到了这里；但是恳求他的为她所认为没有的宽大，以及必须用什么动人的字句来结束这封信，使她停笔了。
“我不能够说到，我的过失与忏悔，因为……”
她又停笔了，找不出她的思想的联系。“不，”她向自己说，“什么也不需要。”于是，撕了这信，重写了信，没有提到宽大，然后封了信。
还须另外写封信给佛隆斯基。“我向丈夫说明了。”她写，她坐了好久，不能够再向下写。这是那么粗鲁，那么不贤淑。“我还能够向他写点什么呢？”她向自己说，羞耻的红晕又遮蔽了她的脸；她想起了他的镇静，对他的恼怒之情使她把那写了一句的信笺撕成碎片。“什么也不需要。”她向自己说，然后折了吸墨纸夹子，走上楼，向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当天就要到莫斯科去，并立刻动手收拾行装。
十六
搬东西的门丁、园丁、听差们，在别墅的所有的房间里走动着。橱柜和屉柜都打开了；用人跑了两次到小店去买绳子；地板上散乱着报纸，两只箱子，一些袋子和捆绑的毡子都搬到前厅去了。一辆四匹马的轿车和两辆雇用马车停在阶台前。安娜因为收拾东西而忘记了内心的不安，站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桌子前，收拾她的旅行袋，这时候，安奴示卡要她注意一辆驶近的轿车的声音。安娜从窗口看出去，看见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的信差在阶台上按大门的铃子。
“去看看是什么事。”她说，带着对于一切有所准备的安详态度，坐到靠臂椅里，把手搭在膝上。听差带来了一个由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写了字的厚封套。
“信差奉命要带回信的。”他说。
“好的。”她说，在他一走出去时，就用发抖的手指拆了信。一包未折的钞票从封套里掉下来。她打开了信笺，开始从末尾读起。“我准备了您来，我重视我的请求的实现。”她读着。她向前面看，又向回看，全体看了一遍，又从头把信完全看了一遍。当她把信看完时，她觉得她身上发冷了，觉得她要遭遇到她没有料到的那种可怕的不幸。
她早上曾经懊悔她向丈夫说了那些话，而她唯一所希望的就是那些话没有说。这里的这封信认为那些话没有说，并且给了她她所希望的东西。但现在这封信在她看来，是比她所能够想象的一切更加可怕。
“对的！对的！”她自语着，“当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教徒，他宽大！是的，卑鄙的恶劣的人！这个除了我没有人明白，没有人会明白；我却不能够说明。他们说他是个有宗教心，有道德，正派而聪明的人；但他们没有看到我所看见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他八年来如何损害了我的生活，损害了我心中一切的活的东西，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时常苦恼我，而他却满意他自己。我不是在努力，尽全力地努力要找出我的生活的目标吗？我不是试图爱他，而在我已经不能够爱我丈夫的时候，试图爱我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明白了，我不能够再欺骗我自己了，我是活的，我没有过错，上帝造就了我这样，我需要去爱去生活。现在情形是怎样的呢？就是他杀死了我，杀死了他，我也会忍受一切，我也会宽恕一切的；但不，他……”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要做的事呢？他要做出那合乎他的卑鄙性格的事情。他还要使得自己是对的，他要使已经毁灭的我更加毁灭下去……”“您自己可以料得到您和您的儿子会遭遇到什么。”她想起了信里的话，“这是威胁，他要夺去我的儿子，大概按照他们的愚蠢的法律，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话？他也不相信我对儿子的爱，或者是轻视这个（因为他总是嘲笑这个），他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抛弃我的儿子，我不能够抛弃我的儿子，没有了儿子则虽是和我所爱的人在一起，我也不能够生活。但是抛弃了儿子，从他那里跑开，我的行为便像是最可耻的最卑贱的妇人那样了，他知道这个，知道我不能够这么做。”
“我们的生活应该过得像从前一样，”她想起了信里的另一句，“那生活在从前便是痛苦的，近来变得可怕了。现在它会成为什么样的呢？他知道这一切，他知道我不会因为我呼吸、因为我爱而懊悔的；他知道除了虚伪和欺骗，这不会产生任何别的东西；但是他要继续苦恼我。我知道他，我知道他好像水中的鱼，在虚伪中游泳而欢乐。但是不，我不给他那种欢乐；我要突破那虚伪之网，这是他想用来缚住我的。任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一切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有过像我这样不幸的妇人吗……”
“没有；我要突破，我要突破！”她跳起来，忍着眼泪叫起来。她走到写字桌前，想另外写封信给他。但是她在自己的心里边，觉得她没有力量突破任何东西，没有力量逃出她原有的立场，无论那立场是多么虚伪、可耻。
她在写字桌前坐下，但她没有写，却把两手搭在桌上，把头俯在手上哭起来，哽咽着，震动着整个的胸膛，好像小孩们哭泣一样。她所哭的是，她要使自己的立场明白而确定的梦想永远地破裂了。她在先知道一切都要像从前一样，并且甚至比从前更坏。她觉得，她所享有的而早晨在她看来是那么不重要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对于她是贵重的，她不能够用这个地位去换一个抛夫弃子而与情人结合的女人那种羞耻的地位，而无论她怎么去努力，她也不能够比她自己更强的了。她永远不会体验到恋爱的自由，而永远是一个犯罪的妻子，感到随时会被发觉的威胁，为了和一个生疏无关的、她又不能与他过共同生活的男人的羞耻的关系而欺骗丈夫。她知道这件事会是这样的，同时这件事是那么可怕，她甚至不能够设想这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她没有约制地哭着，好像被处罚的小孩们那么哭。
听差的脚步声使她提起了精神，她把脸避开他，装作是在写信。
“信差要讨回信。”听差说。
“回信？是的，”安娜说，“让他等一下。我会捺铃子的。”
“我能够写什么呢？”她想，“我能够独自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她又觉得她的心开始变成两个了。她又诧异这种情绪了，抓住了她所最先想到的、能够使她不想到她自己的、行动的借口。“我应该去看阿列克塞（她在心里这么称呼佛隆斯基），只有他能够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我要去看别特西，也许我可以在她那里看见他。”她向自己说，完全忘掉了当她昨天向他说她不到特维埃尔斯卡雅公爵夫人那里去的时候，他曾说因此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前，写给丈夫说：“我收到了您的信。A。”然后捺响了铃子，交给了听差。
“我们不走了。”安娜向进房的安奴示卡说。
“根本不走了吗？”
“不，行李不要解开，放到明天再说，叫马车等着。我去看公爵夫人。”
“那么要准备什么衣裳呢？”
十七
特维埃尔斯卡雅公爵夫人请安娜去参观的槌球队，是由两位太太和她们的倾慕者组成的。这两位太太是彼得堡一个新的高等的社交团体中的主要女代表，这个团体，模仿某种已有的模仿，自称Ies sept merveilles du monde（世界的七奇）。她们属于一个确是最上流然而与安娜所出入的团体完全敌对的团体。此外，老斯特来莫夫、彼得堡的一个最有权势的人，莉萨·灭尔卡洛发的倾慕者，是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的官场中的敌人。由于这些顾虑，安娜本不想去，特维埃尔斯卡雅公爵夫人便笺中的暗示，就是对她的这种拒绝而发的。而现在安娜为了希望看到佛隆斯基，又想去了。
安娜到了特维埃尔斯卡雅公爵夫人那里，比别的客人都早。
正在安娜进门的时候，佛隆斯基的听差，留着梳得像御前侍从的须髯，也进门了。他停在门口，脱了帽子，让她进去。安娜认出了他，到这个时候她才想起来佛隆斯基昨天说过他不来的。大概他是送信来说到这个。
她在前厅脱外衣的时候，听到那听差把R也说得好像御前侍从那样，说：“伯爵写给公爵夫人的。”并交了信。
她想问他的主人在哪里。她想回去写封信给他，要他来看她，或是她亲自去看他。但是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都是办不到的：她已经在先听到通报她来到的铃声，而特维埃尔斯卡雅公爵夫人的听差已经侧立在敞开的门边，等她走进里面的房间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他们马上就通报的。要不要驾临花园呢？”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听差报告着。
无决断不确定的感觉还是和在家里一样；甚至更坏，因为她不能够做任何的事，不能够会到佛隆斯基，并且必须留在这里，留在无关的而又那么违反她的心情的团体中；但是她的服装，她知道，对她是合适的；她不是孤单的：四周是那种惯常的华丽的闲逸的环境，她觉得比在家里轻松；她不须想到她该做什么。一切都会自动地去完成的。她遇到穿一件华丽得令她惊讶的白袍子来迎她的别特西，她像往常一样地向她微笑着。特维埃尔斯卡雅公爵夫人和屠示开维奇还有一位小姐一同走着，那小姐是她的亲戚，因为在有名的公爵夫人这里过夏天，而使在外省的父母大为欢喜。
安娜大概是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因为别特西立刻就注意到了这个。
“我没有睡好。”安娜回答，注视着迎面走来的听差，她料想他是送佛隆斯基的信来的。
“您来了，我多么高兴啊，”别特西说，“我疲倦了，我只想喝杯茶，等他们来。”“您和玛莎一道去吧，”她转向着屠示开维奇说，“到割了草的地方去试试槌球场。我和您还来得及在喝茶的时候谈谈心，We shall have a cozy chat（我们来畅谈一下吧），好不好？”她带着笑容转向安娜说，握着她的拿阳伞的手。
“尤其是因为我不能够在您这里待得很久，我必须去看看佛莱德老太太。我应许她有一百年了。”安娜说。对于她，与她性格不合的说谎不但在交际场中变成简单而自然的，而且是令她满意的，为什么她说出了她在一秒钟之前还没有想到的话，她无法解释。她说了这话只是因为这种考虑，就是，因为佛隆斯基不会来，所以她必须保持她的自由并且设法去和他会面。但是为什么她偏偏说到老女官佛莱德，她不能够解释，她需要去看她，也正如同她需要去看许多别人一样，可是后来明白了，她在思索和佛隆斯基相会的最巧妙的手段时，她不能够想出任何更好的办法。
“不，我无论怎样也不放您走。”别特西回答，注意地望着安娜的脸。“真的，假若我不是喜欢您，我便要生气了。好像您是怕和我来往会损害您的名誉。请在小客厅里替我们预备茶。”她眯着眼睛说，像她往常对听差说话时那样。
接过听差手里的信，她看过了。
“阿列克塞在骗我们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了。”她用那种自然而简单的语调说，好像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佛隆斯基比槌球戏对于安娜更有别的意义。安娜知道别特西晓得一切，但是听着她当面说到佛隆斯基的语调，她几乎在片刻之间相信她是什么也不晓得了。
“嗬！”安娜漠不关心地说，好像对于这件事不感兴趣，并且继续微笑着，“和您来往怎么会损害人的名誉呢？”
这种戏弄字眼，这种掩藏秘密，正如同对于一切的妇女那样，对于安娜有很大的魔力。不是掩藏的必要，不是掩藏的目的，而是掩藏这过程的本身吸引了她。
“我不能够比教皇更信天主教了，”她说，“斯特来莫夫和莉萨·灭尔卡洛发——他们是社交界菁华中的菁华。并且他们到处受人欢迎，而我，”她特别强调“我”字，“从来是不苛刻狭量的，只是因为我没有时间。”
“不。您也许是不愿碰见斯特来莫夫吧？让他和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在委员会上互相攻击吧——那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在交际场中他是最可爱的人，只有我知道他是这样的，并且他是一个爱打槌球的人。您就会看到的。而且，虽然他做莉萨的老情人，那种地位是可笑的，却应该看一看他如何应付这种可笑的地位。他是很可爱的。萨孚·施托理次您不认识吗？这是新的，全新的典型。”
别特西说了这一切，而同时从她的愉快的伶俐的目光上，安娜觉得，她部分地明白了她的情况并且在策划什么。她们是在小房间里。
“但是我要写封信给阿列克塞。”于是别特西坐到桌前，写了几行，装入信封。“我在信里要他来吃饭。我有一位太太在这里吃饭，没有男子作陪。您看，这样说动听吗？对不起，我要走开一会儿。请您封起来派人送去，”她在门口说，“我还要去吩咐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