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胡兰成〈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一文中，我曾提出，将胡兰成的写作划分为六个时期，即杭州时期、广西时期、香港时期、沪宁时期、武汉时期、日台时期。当时，还补充说：“在这六个时期里面，外间了解稍多的，应该是沪宁时期和日台时期，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胡兰成在上海、南京期刊上发表的文艺随笔，虽然亦有若干重印者，但漏略甚多，遗珠之憾是难免的……”下面要谈的，是胡兰成发表在《文友》、《上海艺术月刊》这两种刊物上的文章，见闻所及，这部分文字此前还没有学者探讨过。
一
《文友》是上海沦陷区的一本文化半月刊，创刊于1943年5月15日，有着亲日背景，第一卷第一期除了刊载柳雨生、纪果厂、路易士等的文艺作品外，也有林柏生、樊仲云、胡兰成等的政论文字。该期上，胡兰成的文章为《和运区经济的症结》，这是他在担任汪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期间的产物。1944年1月1日的《文友》又刊出了胡兰成、郭秀峰、吴凯声三人鼎谈的《参战一周年座谈会》，有意思的是，刊物问世的那会儿，胡兰成已被汪精卫下令逮捕，正在关押中，直到1 月24日旧历除夕才获释放。而此期以后，《文友》上也再未见胡兰成的文章。
政经内容，存而不论，想着重介绍的，是1943年12月15日《文友》第二卷第三期上的一篇《“文化本位”论战经过》。文章讲的是中国文化在东西文明对峙的情势下如何自处的问题。由于篇幅只有两三千字的样子，要处理这么大的题目，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当中有些说法极醒豁，今日读来，仍能夺人目睛。比如讲到康南海的儒教文化本位主义，胡兰成认为托古改制“这是凡事‘中国古已有之’说的开端。‘古已有之’说后来是自暴自弃的定心剂，但在康有为，倒是用来壮胆，叫人不必惧怕维新的意思。康有为大概是有鉴于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那一班人不拜孔子与关公，却去拜天父天兄，引起了绅士们的大大愤怒。现在抬出孔子来，应当可以安心了，但还是不行。这不能不怪康有为的迂。他不明白绅士们的反对太平天国，主要的倒是着眼在现成财产制度之被触犯，吃（疑为信——引者按，下同）洋教与拜天父天兄则不过看不惯而已，可不是因此而结深仇大恨。康有为是错把绅士们的卫道之心看得切了”。尤其应留意的是这里流露出的鲁迅式杂文的笔调。
在胡兰成看来，百年来对中国文化或分歧或对立的种种看法，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变动相联系，假如不能首先注意到这些观念是对社会变动的反作用，那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些表述离奇、概念模糊的理论。胡兰成从此出发，作了一个有趣的归纳：
最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是张之洞他们在满清皇帝之下安心做官的理论；以西学为孔子的“小康”说，是康有为他们主张君主立宪的理论；把东方的文化看作玄学，是五四运动酝酿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而梁漱溟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出现，则是主张“阶级协调”的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时期的理论。
他又总结出，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社会史论战，是世界工人运动波及中国后的理论；在他眼中，论战的一方言必称“亚细亚的方式”，“可见其念念不忘于东方本位”。而“一九三五年之后，从克林姆宫颁来了人民阵线论的宣传纲领，接替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拉开了这场大讨论的序幕。关于讨论本身，胡兰成无意详述，他关心的倒毋宁是宏观的概况。他说：“由此观之，文化问题的论辩，几十年来，是一路随着社会斗争而起伏的。”这句话，正是文章的题旨所在。
接着，胡兰成发了一番感慨：“翻翻鲁迅的文章，他在五四时代已经驳斥过的东西，十年二十年之后还是不得不继续作同样的驳斥，真使人觉得凄然。但凄然是无用的。倘若社会斗争的现成形势不变，理论方面便难望明朗化，只要懂得这教训，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已经不算是白化了。”
提到鲁迅，绝非偶然。我们知道，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当中，除了与胡兰成有私人关系的张爱玲、苏青、路易士等外，只有鲁迅和周作人得到过胡兰成几乎无保留地赞赏。刻下，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文学成绩也确是他标举的这三个人——鲁迅、周作人、张爱玲——创造出来的。1944年5月到6月，胡兰成发表《评张爱玲》一文，正式提出“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的论断，其勇气、其识见都不能不使人敬服。实际上，在胡兰成前期的批评实践中，鲁迅的影响也并不是无迹可寻的。
在文章余下的部分里，胡兰成对那些有意无意误读、误判、误用西学的人进行了批判：“他们十分爱好西方文化的腐烂部分，从那里学到新式防腐剂，用来保存中国的木乃伊。他们憎恶的乃是西方文化的过去光荣的遗留部分、资本主义的革命遗产，与其当前正在开始的转变，那足以使人回忆，而惊叹于现状，并且得到前途的启示的东西。”
关于写作的目的，他则坦白地说：“因为这次的战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我的这篇短文或者可以供给一点参考吧。”也许，许多中国人都不曾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对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文化人来说，太平洋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文明的战争，也就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战争。胡兰成所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也恰恰以此为前提才能见出其紧迫性。可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抗日战争是中国人对抗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人对抗欧洲人，都是在一个文明内部进行的，并不存在文明的冲突。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无法将抗战与二战挂起钩来的原因所在。而胡兰成则不是这样，甚至可以说，他整个后半生的思想纠结点都在这带着日本特征的对文明对抗的理解上。在有着“晚年定论”意味的《遂志赋》中，胡兰成明白地表示：“我写书是要以中国文明的健康的景色来给今人开眼，而这景色目前已沦失了。”了解了此点后，再回头细味“文化问题的论辩是一路随着社会斗争而起伏”这一讲法，我们是否可以说，胡兰成晚年强烈的“中国文化本位”论或“东方文化本位”论，也是随着新的社会斗争而兴起的呢？更进一步的，我们才可能研判，在现实性的战争烟幕下，到底有没有一场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土地上展开过。
不用说，《“文化本位”论战经过》是一篇很不起眼的文字，既不为当时的读者所理解，也不为后来的学者所注意，但在我看来，不深入探究胡兰成在“文化本位”问题上的焦灼感与使命感，是读不懂他的书的。假如这一说法并不虚妄，那么，重新评定《“文化本位”论战经过》在胡兰成写作史上的意义恐怕就有必要了。
二
三年前，我在写《胡兰成交游考（一九四五年之前）》（见《万象》2003年1月号）“胡金人”一节时，曾引用胡兰成发表在1944年10月《苦竹》杂志上的《新秋试笔》一文，当中有两句是：1941年“那年冬天，上海的租界也被战争扫荡了。金人有一个时期失业，住在我家的二层楼忙着办《上海艺术月刊》，走进走出很少说话，然而更温和，也更勤勉了”。
《上海艺术月刊》创刊于1941年11月1日，是由胡金人、黄觉寺等几位画家主持的，吴易生、路易士等人也一直供稿。胡兰成第一次在该杂志上发表作品，是在1942年6月的第7、8期合刊号上，此后，又陆续撰文数篇，直到1942年11月第11期刊出后，便不再有稿。现将这六篇文章的题目及刊载期数列在下面：
《艺术的严肃性》第7、8期
《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潮》第9期
《寿颜文樑先生》第9期
《艺术与政治》第10期
《密西尔的〈随风而逝〉》第10期
《论书法三则》第11期
其中，《寿颜文樑先生》、《论书法三则》二文已重刊于《印刻》杂志，但显然不是出自《上海艺术月刊》，因为前者说是“原载一九四二年上海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初版《争取解放》”，后者说是“原载一九四三年十月《人间》第一卷第四期”。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来源都不是最早的出处，据《上海艺术月刊》上的《寿颜文樑先生》文末附注，该文原刊于1942年7月20日《国民新闻》；而《论书法》在《上海艺术月刊》上发表则是1942年11月，1943年10月的《人间》杂志不过是转载而已。这两篇既已重刊，就略过不谈了。重点谈另外四篇。
《艺术的严肃性》是对未来派绘画的批判。胡兰成评论道：“一切都是运动，一切都是力。除运动外不可能把握物体，以此否认物的存在，除力的自然规律外不能有其他主宰，以此否认人的存在。艺术上的未来派一类，便在发明扬弃物体而描写运动的奇迹，描写着为人类所不能了解的力的自然规律。”胡兰成自己推崇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的艺术，他认为未来派是在“以市侩的眼光鄙视浪漫主义，以时代游魂的神色鄙视写实主义”，“艺术上的浪漫主义，以喜剧或悲剧刻画人类的严肃性，艺术上的写实主义，以准确的线条与色彩刻画事物的严肃性，自然不为此类玩世不恭者所喜了”。
从表面上来看，《艺术的严肃性》是针对上海一些受到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野兽派影响的画家而写的。就此而言，胡兰成的艺术观念不免显得过于拘谨，况且把野兽派、立体派跟未来派、达达派聚到一处来批判，也未必恰当。但我们不能忽略另一方面，即胡兰成在进行艺术批评的同时，也在进行哲学批评与政治批评，他深致不满的还包括“与此空虚的心理相应，在哲学上有独裁者唯力论”。胡兰成提出：“人类的努力是要了解事实，不是要夸张事物的神秘以嘲笑人类的了解力。政治上的独裁者与艺术上的未来派一流人的作为之所以违反人类进化的规律者，正在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未来派的领袖马里奈蒂是十分崇拜墨索里尼的；同时，我们也知道，20世纪40年代初，即胡兰成执笔之际，正是“战国策派”在国统区热烈称扬法西斯主义文艺观的时候。很难说胡兰成写此文是不是就一定针对着这种局势，不过，从他一贯的思维特性来观察，这种可能性似乎是不能排除的。
《艺术与政治》没有明显的针对性，但在彼时彼地谈这样一种观点也是极可怪的。文章写得精彩，故引得多一些：
从古以来，人民很少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动作、讲话与感情，总是官方叫你如此这般。但干涉感情究竟比干涉动作与讲话来得困难。人民可以到会，游行，演说，可是轮到欢呼，却会是呼而不欢。
自然，感情并非绝对不可捏塑的，不过较之动作与讲话，感情的塑就总是最后，并且总是最先崩坏。……长期的军国民训练可以使人民以热狂去从事莫名其妙的战争。但当战争的破坏威胁人类的生存时，兵士们首先在感情上发生动摇。由这种不满的情绪到发生怨言，还得经过一个时期，由发生怨言到以动作反抗军令，又得经过一个时期。所以说感情的塑就最后，而其崩坏则最先。
最多的例子，是只做到了动作与讲话的塑就，来不及把感情塑就，天下就已大乱了。秦始皇就如此。历史上国家亡了，或正在亡国中的人民，是不准在讲话上提到亡国的，但是有“亡国之音”，这就是说官方对于人民的喜怒哀乐的取缔与捏塑，往往会来不及做好。
说这些话是在抨击蒋介石的统治固无不可，然而，拿来表达在汪精卫治下的失望心情行不行呢？1942年9月，胡兰成写这篇文章时，已被免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之职，改任行政院法制局长，侘傺无聊的他会不会在文章里下意识地流露“亡国之音”呢？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兰成一直怀着失败的预感，不断发出变徵之音。他在汪伪政府中的逐渐边缘化，便与此有关。
胡兰成提出：“艺术比政治更真实，便因为以喜怒哀乐来校核是非曲直，较之以权力来批准，以辩解来校核是非曲直要可靠得多。……政治可以被诱导，被校订，艺术却决不能被诱导，被校订。艺术只有盛衰。‘亡国之音’是艺术的衰落，但决不能被修改为‘升平之歌’。亡国时的升平之歌乃是艺术的灭绝。”最后两句沉痛而决绝，“予欲无言”了。
《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潮》是篇大文章，在此我只想揭出两点供大家思考：一是胡兰成对鲁迅的理解，二是胡兰成对苏俄文学的熟稔。
事实证明，史泰哈诺夫运动到了第二次五年计划末期，就从此不再提起了。可是在史泰哈诺夫刚上市的一两年，苏俄的文学家在史太林的指挥下，集团地到乌克兰或高加索的什么矿场工场与农场，去记录并描写工人农民如何如何的工作于兴奋于史泰哈诺夫运动的伟大的奇迹。这就是所谓报告文学。于是，中国也就沸腾起来，到处都是报告文学了。当时最受感动的作家，甚至在计划写成《世界一日》把全世界在这一天内所发生的事情写成一篇报告。鲁迅倘然在从前，对于这种叫嚣，是要加以尖刻的嘲弄的，因为他虽然不会了解史泰哈诺夫运动，但是他了解文艺。可是他已经参加了左翼。他对当时流行的报告文学没有加以嘲弄，却也没有表示拥护，因为他虽然勉强自己去服从纪律，但还在挣扎着，避免强迫自己对于文艺的认识。
史泰哈诺夫是顿巴斯地方的一个青年矿工，以他名字命名的这场运动属于劳动竞赛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茅盾在主编《中国一日》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鲁迅的指导，尽管这种指导可能仅仅是细节上的。不过，我认为，胡兰成对晚年鲁迅心态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尚没有与鲁迅拉开足够的距离，以体会当年的情境，胡兰成的认识就更显得非同凡响了。
从所谓“史泰哈诺夫运动”，我们已可约略知道胡兰成对苏俄文学了解的程度。而在《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潮》一文中，他还提到了潘非洛夫的《布罗斯基》、法捷耶夫的《毁灭》、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志跋绥夫的《山宁》（即《沙宁》）、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等。我以前曾谈及，胡兰成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及托派思想影响颇深，现在看来，他对苏俄文学的认识也很值得研究。
《密西尔的〈随风而逝〉》是对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飘》的评论。《上海艺术月刊》当期的编后语称：“胡兰成先生的《读了密西尔的〈随风而逝〉》书评，从多种角度提供了许多极可贵的见解……”可能原来稿子的题目是《读了密西尔的〈随风而逝〉》——因为胡兰成还写过《读了〈红楼梦〉》，似乎颇喜欢这句式——后来被编辑删短了。
“从多种角度”云云，怕是欺人之谈。《密西尔的〈随风而逝〉》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性格分析，只不过这种性格分析颇有特色，也挺深刻。开篇是社会心态的解剖：
……美国人营求着，生活着，可是黄金世界的憧憬早已过去，但也尚未落到欧洲国家那样的伤感，那样因资本主义过于烂熟而颓废。恢脱曼（即惠特曼）的雄伟的诗已经唱完，淮尔特（即王尔德）的哀艳的诗却还未被理解；这期间，他们偶尔不能不想一想营求着生活着的意义的时候，总是很匆忙的替自己作出一个结论：事情的意义就是事情的本然，跑狗的意义就是跑狗，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就是十元金币与五元金币的差别。
接下来就是性格分析：
郝思嘉与白瑞德是流行于一般现代美国市民的浅薄的现实主义者，而卫希礼则是这种浅薄的现实主义者的影子。卫希礼只是反映这种浅薄的现实主义者的软弱与空虚的一面，但并不能成为另一种对立的人格，其实倒是郝思嘉和白瑞德这一流人的灵魂。卫希礼不是罗亭，罗亭的是怯懦，而卫希礼的则是软弱加空虚。白瑞德也不是沙宁，沙宁是无神论者，而白瑞德则是宿命论者。沙宁是时代的洪流的沉淀物，而白瑞德则是浮沫，沉淀物与浮沫都是时代洪流所扬弃的东西，但沉淀物却比浮沫要深刻些。
这些性格分析，由于是直觉式的，所以在有共鸣的读者看来，可能是极犀利深刻的，可在缺乏共鸣的读者眼中，则可能是武断荒唐的。张爱玲在事物的判断上也每每诉诸直觉，所以常让人有“妙处难与君说”的感慨。对胡兰成的这类评论，也须作如是观。
当中有一段，我觉得应多留意：
郝思嘉、白瑞德这一代的人，喜欢跳舞与好衣饰。而郝嘉乐、汤太太那一代的人，则喜欢跑马与喝酒。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烈爱好是相同的。但郝思嘉与白瑞德总是怀着一种患失的恐怖似的，只在那里竭力抓住生活的尾巴，而郝嘉乐与汤太太的生活则是洋溢有余，怀着一种弄潮儿的愉快。这里很清楚的刻画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比较本身，倒是无所谓的，不过那“总是怀着一种患失的恐怖似的，只在那里竭力抓住生活的尾巴”的概括倒很可以移来形容张爱玲笔下的一些人物，比如王娇蕊，比如白流苏。其实，从《密西尔的〈随风而逝〉》这篇文字，我们已不难猜到，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文学上是有一定共同语言的；胡兰成的文学悟性相当高，更何况这种悟性在方向上又与张爱玲的一致。
三
我一直慨叹现代中国没有一位像马修·阿诺德、卡尔·克劳斯那样全面而又专注的批评家。有文学批评家，但常常有写小说的兴致；有政治批评家，可对文化却知之不深或不懂装懂。当我对胡兰成的了解愈来愈深入，这才发现，他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位全面而又专注的批评家。甚至只须读读《文友》、《上海艺术月刊》上的文章，我们就能注意到，举凡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社会批评、经济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胡兰成无不涉猎，而且总是言之有物。他一生都在批评。阿诺德的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有一个副标题，是“政治与社会批评”，这是绝大多数文学批评家一辈子都不曾干过的事，可胡兰成的不少著作正属于“政治与社会批评”这一范畴。
胡兰成对自己的角色亦有自觉的意识，如他在《中国文学史话》中强调：“今天最贫乏的就是理论。今天文学上最不足的是知性。……五四文学也是胡适周作人等的理论文当先，周作人与鲁迅使当年的青年歆动的，并非什么小说创作，而是其讲理的散文，可见时人是如何的需要讲思想理论的文学了。……我们今做新文学的运动，还是要有理论的文章。……今人以为理论文不可是文学，这个观念先要改变。”他讲的这个“理论文”，其实就是批评。批评是文学的一部分，批评可以是好文学，我们必先了解到这一层，才能对现代中国文学有些微认识。
进言之，古代的诸子文章，也是批评。其作者既可以处江湖之远，如老子、蒙庄；也可以是政治人物，如韩非、贾生。胡兰成的文章，要是归类的话，怕也得归入子部。我始终认为，对胡兰成在政治上的作为大可从不同的出发点批判论议，就如同对扬子云、钱牧斋的批判论议一样，然而我们或许也该承认，他始终是一位批评家。
（原刊于《印刻文学生活志》2010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