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雅典娜那样，一落生就全副武装、满身盔甲的作家，是没有的。张爱玲《我的天才梦》，可谓惊才绝艳，文章发表时，作者还不到二十岁。然而，多年后，待得她中学时代的习作重见天日，我们才发现原来也是那般咿咿呀呀的“新文艺”，原来天才也需要一段位育生长的时日。胡兰成的情况未尝不是如此。我们现今所读，多是他晚年思虑成熟的作品，其实，他并不是一步踏上云端的，胡兰成的著述之路漫长修远。
我曾将胡兰成的写作划分为六个时期：
杭州时期 以《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一文为代表。
广西时期 以所谓“说愁道恨”的散文集《西江上》为代表。
香港时期 以《南华日报》政论集《战难和亦不易》及《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为代表。
沪宁时期 以《中华日报》政论集《争取解放》及《苦竹》、《天地》、《杂志》、《新东方》、《小天地》等期刊随笔为代表。
武汉时期 以《大楚报》政论集《中日问题与世界问题》、《中国人的声音》、《文明的传统》为代表。
日台时期 以《山河岁月》、《今生今世》等中文著作及《建国新书》、《天与人之际》等日文著作为代表。
在这六个时期里面，外间了解稍多的，应该是沪宁时期和日台时期，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胡兰成在上海、南京期刊上发表的文艺随笔，虽然亦有若干重印者，但漏略甚多，遗珠之憾是难免的；而他晚年的日文著作，一般读者能接触到的实只《心经随喜》一种而已。至于杭州时期，即便是我本人，在读到《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之前，也绝想不到胡兰成写作的起始时间可以推到这么早。
背景
胡兰成的《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发表于1929年10月10日《光华大学政治学刊》第一期。《政治学刊》是本同仁杂志，收录的皆是中外政治论文，由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社编辑组编辑发行。这编辑组有正副二职，担正的是斯颂德同学，副手为魏艮声教授。
加入该政治学社的条件，据后附章程所云，是至少要跟光华大学有关，或为教师，或为学子，或在读，或肄业。卷首启事也说：“本刊除陈茹玄先生《党治铁则》、吕思勉先生之《乡政改良刍议》两文外，其余皆为本社同学所撰。”然而，胡兰成没在光华大学读过书，因此不具备政治学社社员的资格，在《本社社员录》中也确乎找不到胡兰成的名字，那么，他的文字为何会在此出现呢？
话说1928年，在胡村乡居一年的胡兰成到南京谋事，可惜未成。《今生今世》里讲：“我在南京八天，又回杭州，无事住在斯家一年。斯家大少爷是我在蕙兰（中学）时同学，如今他进了光华大学，却因病休学在家。”这位斯家少爷，名唤颂德，正是那位政治学社编辑组的负责人。
不难想见，筹备刊物的学社骨干斯颂德，与胡兰成既是老同学，又同住一处，自是极相熟的了，他对胡兰成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钻研与造诣也应瞭然于胸。很自然地，他会想到向胡兰成约稿，即便后者并非政治学社的社员。
作为同仁杂志，《政治学刊》自费印刷、自办发行，影响力和知名度也许很有限。
提要
乡党，犹言乡里，当然是出自《论语·乡党》。《通典》卷三有“乡党”条，在胡兰成《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里，这二字的用法大体同于《通典》。所谓乡党制度，就是指农村社会的组织制度。不过，此时的胡兰成似乎还没有读过《通典》，因为他屡次征引《通志》中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实际上多是《通志》著者郑樵从《通典》那儿照搬过来的，假若读过《通典》原著，怕是不必仰赖二手材料了。
《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全文约一万字，由四部分组成：Ⅰ.绪论；Ⅱ.乡党在地方制度中之地位；Ⅲ.乡党的基础；Ⅳ.结论。
绪论部分止两段，然文字精警、议论风生，非具引不足见其精神。因此只删去无关大体的两句，录在下面：
社会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必有其寄托，才能历劫不坠，正如一朵美丽的花，必定要花蒂着在枝上，这朵花才能萌蕾、放苞、结果，不会因风雨的飘摇而萎绝，这社会文化的寄托是什么呢？在欧洲便是城市，在中国则为乡党，欧亚二大陆，从古至今，不晓得起了多少次杀人如草的战争，经过了多少次赤地千里的瘟疫和水旱之灾，居然还有孑遗，还有今日的社会文化，这全靠着城市与乡党的功绩，社会文化便是在这种团体下保持下来，君主和教皇，强盗和军人，打够了仗喝够了酒，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仅仅是一阵阵的罡风，任凭他们怎样狂暴，总打不翻社会文化的船——它是停泊在城市和乡党的港内。
……惟有城市和乡党是人民直接的组合，其余什么国家和寺院，于人民本身已隔着几层了，寺院现在不必讲他，就是国家，也无非是社会病态的象征，是城市和乡党发达不完全中的临时产品，我们要讲人类真正的幸福，必须离弃这些过于高大的机关，来从社会的下层做起，所以城市和乡党，不但是社会文化的发源地，而且是社会文化的归宿点，这便是我做这篇文章的动机。
虽然这里流露出奇怪的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但胡兰成对乡党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发源地”与“归宿点”的界说堪称独具只眼。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曾写道：“克鲁泡特金著《田园都市手工场》，想要把都市迤逦散开在农村里，中国人家可是向来农村里也响亮，城市里也平稳。”可见胡兰成是熟悉克鲁泡特金的作品的。而大量生产、功能专门化、和强制权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乃暂时的脱轨现象，必然被社会革命扫除，此类观点刚好就是克鲁泡特金的理论精髓。原来，这里的无政府主义气味，并不是没有思想渊源的。
二、三两部分作为文章的主体，占压倒性的篇幅。第二部分申说中国乡党制度的特色在于“只有下级地方自治极发达”，城市自治却未能建立起来。其原因有二：一是封建制破坏极早，二是城市不发达。关于前一点，胡兰成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在秦灭六国时已消弭殆尽，“中国真是世界上封建制消灭最早的国家”。代封建制而起的则是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
中国君主集权的趋势，几千年来还没有达到极盛而衰的顶点，清末的革命，倘若没有欧洲思潮的刺激，结果无非产生一个汉人做王的帝国而已，民国的出现，不晓得还在若干年之后。像康有为的保皇党，和田间野老希望真命天子出世的梦想，都可以代表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即如在国民政府之下，民众还是过着旧日的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民权的表示，这都可以证明中国在今日还没有民主国的需要……
就城市不发达的问题，胡兰成引述了不少文献，但重点也许不在说明这一现象本身，相反，他对“商人阶级的衰颓”毫不惋惜，他想突出的恰恰是农村生活的优越性。胡兰成认为，中国的商业发展在汉武帝之后便落后于欧洲，“但这倒退未始不是幸福，中国人因此享乐了一千多年的农村生活，直到满清中叶以前，没有尝过欧洲那样阶级压迫的痛苦”。胡兰成作出如是推论的前提是，他认为，“中国人在历代的帝制统治下，不曾感到何种切身的痛苦”，而在农村内部，不存在阶级压迫的事实。这种观点未免可惊可骇，然而对于胡兰成来说，乡党作为一个致密难分的整体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是因为他对中国农村生活有着上述这样一种观察。
第三部分“乡党的基础”，一上来就说：“乡党的精神基础（是）宗族制，乡党的组织基础是农村制。”在宗族制这个问题上，胡兰成联系了自身经验，读来是颇有趣的：
乡党的维系，便靠着这个血族关系，好像我住的乡村都姓胡，清明节全村的人一同去祭扫上代的祖坟，还同堂吃清明饭，大家都是骨肉，不过房头远近点罢了，乡党的起原，便是在同一父系下的团体，认识了他们相互的责任，因此造出这种约束来了。
读过《今生今世》的人或许还记得，“胡村月令”一节里，有对清明上坟做的细腻的描写，不妨看作是枯燥理论下的诗意注脚。胡兰成是理论都要从现实中悟出来才结实，才靠得住。
“农村制”一词有些费解，大约是依村落划分治理的意思。接下来便是占整个文章一半篇幅的对乡党制度沿革的梳理，从商周直至民国。此类细节无法复述，只要知道胡兰成在时间上纵向梳理，在乡村管理结构上也是纵向梳理，就足够了。
最后一部分，结论下得过于简省匆促。将乡党制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周以前以氏族方式团结起来的时期，其次是周末至近代以居住地为组织原则的时期，再次是胡兰成理论构想中的未来时期。他说：
将来，以职业团体为区划的标准，不复受政府的拘束，其职与周以前的乡遂一样大，而异其性质，将来的乡党是一种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小农小工商制度来代替现在的大工业集中制度。
胡兰成这一构想，初听起来大胆而又独特，其实却都是从克鲁泡特金那里来的。我们都知道，克鲁泡特金对小型经济单位情有独锺，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一个建立在志愿协作基础上的小型生活共同体所组成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工农业的整合将取代分工。所以说，胡兰成是在试着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移置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来，其间固不乏真知灼见，但结论部分却予人一种扞格难通之感。
评说
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问题，不管是其沿革还是现状，其实在民国时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据我所知，在胡兰成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只有柳诒徵的《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分三次刊于1923—1924年《学衡》月刊）比较细致地梳理了乡党制度的沿革。当然，从胡兰成的文章内容来看，他似乎没有读到过柳诒徵此文。这也难怪，独力自学的青年，闻见是很有限的。
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无疑是对中国社会整体认识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陶希圣的研究开始，一股检点、审视、讨论中国社会史的浪潮就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知识界涌动起来了。胡兰成考察乡党制度沿革，自然不能说独外于这一潮流。不过，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胡兰成的研究毕竟是起步相当早的，较之于1931年《读书杂志》搞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陶希圣等人在《食货》杂志上开展中国经济史探讨，它都不无夺人先声之感。虽然《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不无粗糙武断之嫌，但我们今日重温《读书杂志》、《食货》上的文字，其粗糙与武断之处又何尝少呢？二是胡兰成的研究源自他的问题意识与个人体验，并非空穴来风、逐队随人。可以说，农村社会问题是胡兰成一生纠缠于斯的结点，他此后逐渐建立起的独特的民间文艺论和“民间起兵说”都可追溯至此。
在《山河岁月》里，胡兰成进一步发抒在《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中未尽的话题：
井田从黄帝时起或还在黄帝之前已开始渐渐形成，至周末为止一直延长兴旺了二千多年，它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即是文明自身。……井田每份人家有田场种作，有蚕桑有木材，有鸡豚狗豕鱼鳖之属，而且与百作工匠都生在一起，此即每一份人家皆是一个完全，推广到井、邑、遂、闾、禹域九州，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是这井田的图案，而文明亦即在于这井田的作息，及养生送死男女衣食器物之美。
胡兰成在晚年著作中屡次致意的“井田”，即是早年“乡党”概念的归宿与升华。无论此种说法在外人看来如何大而无当，我们都必须承认，它内在于胡兰成的思想理路。
其实，对中国农村社会自然形成的朴素秩序，不止胡兰成一个人曾加以礼赞。费孝通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就将中国农村的“有机团结”、“无为政治”视若拱璧。晚年的钱穆先生，在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之关系这一问题上，有与《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流露出的情愫非常接近的观点，《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社会学》就说：“周初封建……在当时，已有一历史大传统之存在，天下观念则常在国之观念之上。实即社会观念常在政府观念之上。”又说：“近人又多称政府为上层，社会为下层。实则中国乃以社会组成政府，非以政府组成社会。……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天下，即犹言社会，其地位尚远高于政府之上。”这样一种论调，实在不能不令人记起胡兰成在《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中讲的“惟有城市和乡党是人民直接的组合，其余什么国家和寺院，于人民本身已隔着几层了”，以及将国家视作“社会病态的象征”、“城市和乡党发达不完全中的临时产品”的提法。把政府与社会拗作两截、认为乡党才是人民的直接组合，这正是胡兰成“民间起兵说”的思想基础。
胡兰成在《经书新语·周礼》里讲：
中国史上有两件事实为世界上他国所无。一是民间起兵。又一是士。
但是何故中国独有民间起兵呢？我是近来才发见了其来历还是在周礼的王制。王制的棋盘是井田，无论灌溉工程、兵役、祭祀与学校这等大事，乃至乡里州闾的组织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工作，皆是王官指导王民行之，而王官亦即生在王民之中，即直接指导王民的士亦是出身王民，士是四民之一。王民是如此地习惯于举大事，虽是受指导的，却不是被动的，因为指导者亦是他们自己人。后世虽井田制废了，民间的这种举大事的活泼能力还是存在着，所以一旦天下有事能够起兵。
在胡兰成看来，民间起兵的合法性就建立在乡党的合理性与优先级上，凡是在外面附加造作上去的东西，假使它不合适，就可以去除掉或代替之。依据历史事实的归纳，胡兰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朝代的更迭都是由于民间起兵，用钱穆的话来讲，这便是“社会组成政府”。
在没有进一步的史料出现之前，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就是胡兰成最早刊布的作品。此时的他已经非常用功，除了《通志》外，文章还征引了《周礼》、《国语》、《史记》、《汉书》、《宋史》、《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典籍，引述了王安石、程明道、王阳明、孙中山等人的见解，甚至利用了1928年国民政府刚刚公布的《县政府组织法》。尤其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这篇文章所体现的理论兴趣与思考方法，在胡兰成一生的思想发展中占据的不容忽视的地位。正是从这里，开出了他日后的虹气飞雨、日月山川。
1929年，胡兰成这个在杭州闲居的无业青年，虚岁二十四岁。
（原刊于《万象》2004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