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募捐和建立基金，教友们还通过遗赠的方式为黑人教育提供资金。1792年，依莎贝尔·哈茨绍恩的遗嘱中有200镑用于穷人特别是黑人教育。1844年董事会得到这笔钱后在新泽西的拉威为有色人建立了学校。1799年约瑟·沙龙遗赠了50镑用来为各种肤色的穷孩子提供学校教育。
教友派一方面为黑人儿童提供教育，以使其适应未来的成人生活，另一方面也在成年黑人中开展教育。他们在黑人成人中组织协会以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提高应付日常生活的能力。如费城有“免费教育守秩序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协会”，新泽西有“引导守秩序的黑人协会”，他们为成年黑人开办学校，很多黑人通过学习获得了读写算的基本能力。
与其他教派不同的是，教友派对黑人的教育是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并重。就世俗教育而言，他们既提倡职业技术教育，也重视黑人的学术教育。1832年，教友派在一个白人慈善家遗赠一万圆的基础上开始兴建费城“有色青年人学院”以对黑人进行职业技术教育。1839年学校建成后，黑人青年在此学习诸如制鞋、务农等职业技能。随着职业教育的成功，另一个教友又捐助了18000圆，以便使学校将课程设置从职业教育转向更为广泛的学术教育。1852年，学校完全变成了学术性的日校，但依然保留原来的名称，教友们不时提供资金以维持学校的发展，学校还聘请了“纽约非洲人免费学校”（African Free School）的毕业生查里斯·L·瑞森做校长。
教友派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黑人的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冲破法律和社会习俗的阻碍，努力为改善黑人社会地位而工作。
在他们的努力下，北方的一些州开始关心劳动阶层的教育问题，如新泽西州立法机构于1788年规定所有21岁以下的奴隶和仆人都必须教以阅读，这对于黑人智力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个促进。由于北方相对自由开放，因而教友派工作在北方更为成功。但即使在南方的一些州教友派为黑人开办的学校每周只开放一两天，即使接受教育的只是黑人中的极少数，但他们撒下的智慧之种，终有一天会开出自由之花。
三、其他教派与黑人教育
南北战争前，国教会和教友会无疑是黑人教育领域影响较大的两个教派，但除它们之外，清教徒、长老会、卫理公会、天主教会等都曾为黑人设立过学校，当然，他们教育黑人也是出于宗教的目的。
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早在17世纪便开始关心黑人的教育，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当知晓圣经的知识。因此，在马萨诸塞、康涅狄格以及新罕布什尔等地，拥有奴隶的清教徒常会使其奴隶至少学会阅读。1674年，牧师艾略特提出要为奴隶设置学校，他认为教育不仅是上帝的恩赐，还应当有助于摧毁禁锢奴隶心灵的无知。
但学校还未设立，艾略特便离开了人世。艾略特的朋友马塞继续他的事业，1693年马塞与马萨诸塞州的一些志同道合之士建立了“黑人协会”（Society of Negroes），1717年又为黑人和印地安人开设了夜校。学校既有儿童，也有成人，主要学习阅读圣经和教义问答。1728年，清教徒皮哥特也曾声明设校，向黑人儿童传授读写技能和教义问答。
建国后，卫理公会也逐渐介入黑人教育，他们利用主日学校对黑人进行宗教教育和基本的读写算训练。1857年，有172名卫理公会的教士投身到黑人教育中，到1860年，人数增加到335人。在1845～1860年间，教会用于在有色人中传教的费用为130余万圆。1856年辛辛那提的卫理公会联合会还创办了威尔伯福斯大学，使部分黑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浸礼会早期几乎未从事过黑人教育，但他们早在1778年就在南卡罗来纳的白银崖（Silver Bluff）建立了黑人教堂。在南北战争前，黑人教堂稳步发展。
在实行奴隶制的时期，教堂在黑人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黑人被排斥在当地的政治生活之外，且受教育机会极其有限，因而教堂就成为多种活动的训练场所了。教堂多附设主日学校、夏季圣经学校或日校，传授宗教知识和基本的读写算技能。浸礼会还在巴尔的摩建立了中学，使得一些黑人孩子也能接受到较好的教育。教堂一方面给予黑人们精神上的庇护和安慰，另一方面也给了黑人培养领导人物的难得机会。正是这些出自牧师的黑人的领袖在开启民智，争取种族权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南北战争之前，大多数教派教育黑人的目的是使其适应美国的社会，但长老会教育黑人的目的却是促使自由黑人重返非洲。他们认为黑人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只有非洲才是黑人的根之所在，因此要帮助愿意重返非洲的黑人在非洲建立殖民地。1816年，纽约和新泽西的长老会宗教会议决定在新泽西的帕斯帕尼建立“非洲人学校”（African School）为此培训教师和教士。这是美国第一所为黑人建立的专业学校，修业年限为4年，课程包括神学和世俗教育的内容，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这所学校生存了10年。1818年，长老会最高会议（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不但要求其成员对奴隶进行宗教教育，而且要求奴隶入主日学校学习。内战爆发前，宾西法尼亚州的长老会宗教会议筹资建立了艾仕曼学院，为“有色男青年”提供古典、神学及科学方面的训练。1856年学院建成招生，主要为美国向非洲拓殖培养教师和传教士。现今的林肯大学（Lincoln University）其前身便是艾仕曼学院。
天主教在殖民地和建国初期教徒一直很少，到1790年人数不足4万。但据文献零星记载，17世纪40年代马里兰为天主教徒设立的学校中有些也招收黑人和印地安人。1727年，新奥尔良乌拉苏拉会修女们开始教育黑人和印地安人，后在1734年为黑人开办了一所学校。
尽管各教派出于宗教的目的为黑人零星开办了一些学校，这些少得可怜的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也非一帆风顺。白人殖民者或担心黑人读圣经做礼拜会耽误生产劳动，减少经济效益，或恐惧黑人有了文化知识，难于驾驭，会争取自由平等，动摇奴隶制度。在种种顾虑的干扰下，就连宗教训练也难以进行。1712年爆发了黑人起义，尼奥为黑人开办的学校就被指控为罪魁祸首，虽经严格审查没有发现任何黑人与暴动有关，但学校躲过了被关之灾，却逃不掉被指责的命运。
第二节种植园经济与黑人教育
南北战争前，奴隶制与种植园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奴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种植园的经济收益，因此尽管奴隶主反对奴隶接受教育，但在实际生活中却需要把奴隶训练成高效率的有更多生产技能的劳力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同时奴隶主为维护奴隶制，也需要在思想意识方面控制奴隶使其安于被奴役的地位，这样种植园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使奴隶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一、职业技能
远离城镇的种植园往往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种植园主除了需要在农田间劳作的奴隶，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匠和手艺人，如木匠、石匠、机修工、铁匠、铜匠、锡匠、轮匠、鞋匠、细木工、泥水匠、织工、裁缝、厨师等。对奴隶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可以追溯到17世纪，1649年佛吉尼亚的一个种植园主就曾在自己的种植园教授40个黑人学习纺织和制鞋。一个新泽西的种植园主也曾提到在17世纪70年代他曾使用有经验的黑人炼铁。当然，这种教授黑人技艺的“学校”只是出于种植园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许多奴隶主认识到训练他们的奴隶从事手工活是聪明之举，因为这既可以满足种植园内的需要，又可以提高奴隶的价值。活儿少或没活儿的时候，他们可以受雇于附近的生意人或其他种植园，为主人获得额外的收入。而且在出售他们的时候也可以获得比一般的田间奴隶高一倍的价钱，因此奴隶主往往有目的地培养一些奴隶。他们会挑选一些儿童使其在种植园跟随其父母或其他奴隶或白人工匠学习，甚至有时还会挑选一些有培养前途且忠诚可靠的奴隶，花钱使其跟随师傅学习某些特殊的技能。阿班尼司在其著作《种植园学校》中就曾提到一个种植园主花费500圆让一个奴隶跟随白人技师学习机械，学成后让其管理和维修种植园的所有机械。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曾将他的一个奴隶海尔蒙斯带到法国学习法式烹调，等他将技艺传授给另一个奴隶，杰弗逊便使其获得了自由。
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而且通过学徒制度学习技艺的奴隶是极常见的。1850年，有40万奴隶生活在城镇地区，可以认为他们大多从事非农业性行业。1848年查里斯顿的工业调查表明奴隶木匠和铜匠的人数多于自由黑人和白人。在被调查的50种行业中，自由黑人从事的有8种，而奴隶有13种。还出现了奴隶发明家，1835年和1836年，马里兰黑人亨利·布莱尔发明了两台玉米收割机，杰弗逊·戴维斯的奴隶本杰明·蒙哥马利曾发明了一个船用推动器。虽然发明是黑人创造的，但专利却授予了他们的主人。
至于学习的起始年龄各种植园有所不同，有的与一般的学徒一样从9岁或10开始，有的则等到成年。马里兰的一个奴隶就曾回忆他9岁成为一个泥瓦匠学徒，到成年后又接受培训成为了一个铁匠。对奴隶来讲，能够成为有技艺的工匠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这毕竟能使他们免除繁重而乏味的田间劳作，而且拥有技艺使他们受到尊敬，在奴隶中地位得到提高。另外有技艺的奴隶有较大的可能支配自己的工作并展示才华。所以，奴隶们更多的是寻求接受各种培训的机会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主人们的安排。
有些奴隶主出于各种原因对训练黑人奴隶使其掌握专门技能持保留或反对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些奴隶更关注自身的价值和地位，而且会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渴望更高的地位，这无疑会对奴隶主的统治构成威胁。有一位铁匠就曾为佛吉尼亚东海岸的一次奴隶起义打造了300只枪头，1741年纽约城奴隶谋反的部分领袖也是工匠。尽管有恐惧，大多数种植园主和奴隶制度的领导人还是支持和拥护培训奴隶，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仅提高了奴隶的价值，而且如果各行各业都广泛地使用奴隶，奴隶制就可以得到更广泛更热烈的支持了。
由于社会条件所限，奴隶制时代能归入技术工人的奴隶不过5％左右，而且19世纪以后，种植园的工匠比例逐渐下降。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奴隶主们不用花费几年时间去培训奴隶以生产日常所需，他完全可以购买工厂生产的农具、服装和鞋帽。当种植园对奴隶工匠的需求日益下降后，越来越多的奴隶认识到获得读写能力是改变其处境的途径之一，尽管这对于绝大多数奴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