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佛说人生苦，儒说人生乐 (1)
儒释皆破执，执有不同义
“佛家之破执，是破生命中原来之执，此执在佛家为俱生我执与法执……孔家不但不破俱生执，且认为是根本所在。”
意必固我之人，总以为“非如此不可”，这种态度其实就是落入了佛家所说的“执”。佛家看来，人世的痛苦正是来源于此。佛法说：“世间诸灾害，怖畏及众生，悉由我执生，留彼何所为？”又曰：“由内心执取自我，所以在家人执取五欲，出家人执取种种错误之见解与毫无意义之禁戒。” 执取，又名执著，我执，乃是导致世人产生种种烦恼困苦的根源，是意必固我的代名词。佛家把执分为我执和法执，无论是我执还是法执，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执着，一者执着于我，一者执着于天地万物。
我执有两种：俱生我执（俱生执）和分别我执。佛家要把执一破到底，梁漱溟先生说，佛家之破执，是破生命中原来之执，此执在佛家为俱生我执与法执。所谓“俱生我执”，也就是“与生俱来”的对于“我”的执著。颜子死，子哭之恸，在孔家不算为执，不算为意必固我，但在佛家则以为执。此为生命原来有者，为俱生执。孔家不但不破俱生执，且认为是根本所在。
人们都认为这个“身体”是真正实在的“我”，所以“俱生我执”，就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我”对“身体”的执著；在这方面人们必须获得觉悟才能破除“我执”，获得“解脱”。所以佛家要破“财、色、名、食、睡”这“五欲”，认为他们会是对生命的妨碍，但孔子却说，食色，性也。把被佛家作为俱生执的东西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孔子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所以孔子对于生命是持“在意”的态度的，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很珍惜，而佛家宣扬四大皆空，谓世间万事皆虚，包括人自己，都并不存在。如刀子伤我而痛，在孔家并不认为执，而佛家则认为执，他要一直破到底。
因此梁漱溟先生说，佛家是彻底的无我，而孔家则在直觉之中之我并不排斥。孔子也要破分别我执。“我之观念完全由后天分别而成，有区划范围，指定方向，所以如此之空间，如此之时间而命之为我，此之为分别我执。”人本身应当是一个意味，生命的存在怎么能用时间、方位来限定呢？分别我，就是把他人和自己分开，心中有“私”的意思。平时大家在生活中说“小我”“大我”，其实已经走入了分别我执之中，不知道其实只有一个“我”。在这一点上，儒家和佛家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佛家更进一层，把“我”又等同于万物和外物。
唐朝时，有一位懒瓒禅师隐居在湖南南岳衡山的一个山洞中，他曾写下一首诗，表达他的心境：
世事悠悠，不如山岳，卧藤萝下，块石枕头；
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复何忧？
这首诗传到唐德宗的耳中，德宗心想，这首诗写得如此洒脱，作者一定也是一位洒脱飘逸的人物吧？应该见一见！于是就派大臣去迎请禅师。
大臣拿着圣旨东寻西问，总算找到了禅师所住的岩洞，正好瞧见禅师在洞中生火做饭。大臣便在洞口大声呼叫道：“圣旨到，赶快下跪接旨！”洞中的懒瓒禅师，却装聋作哑地毫不理睬。
大臣探头一瞧，只见禅师以牛粪生火，炉上烧的是地瓜，火愈烧愈炽，整个洞中烟雾弥漫，熏得禅师鼻涕纵横，眼泪直流，大臣忍不住说：“和尚，看你脏的！你的鼻涕流下来了，赶紧擦一擦吧！”
懒瓒禅师头也不回地答道：“我才没工夫为俗人擦鼻涕呢！”
懒瓒禅师边说边夹起炙热的地瓜往嘴里送，并连声赞道：“好吃，好吃！”
大臣凑近一看，惊得目瞪口呆，懒瓒禅师吃的东西哪是地瓜呀，分明是像地瓜一样的石头！懒瓒禅师顺手捡了两块递给大臣，并说：“请趁热吃吧！世界都是由心生的，所有东西都来源于知识。贫富贵贱，生熟软硬，你在心里把它看做一样不就行了吗？”
在懒瓒禅师看来，天地万物并无区别，贫富贵贱、生熟软硬都一样，一切都不过是瞬间的存在。因此，他否认自己的存在，流鼻涕的那个俗人已经不是他了，完全把自己超脱了出来，与万物等齐。故梁漱溟先生说，儒家和道家均属于世间法，他们心中都珍视有个体生命；而佛家则为出世间法，真的超脱于生命之外，把人作为人的特征都看做空空无物。
弦外听儒音
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首诗出自《红楼梦》，说的正是道家那种万事皆无的虚无主义。
乐本无所待，何须身外求
“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实无待找。”
佛家说，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人世之苦是因“执着”太多，贪嗔痴等诸惑皆是执。本来无一物，向前一步便是“执”。梁先生最初也认为自己的痛苦来源于贪。他说十三四岁的自己“仿佛是个野心家……野心者，是一个太贪的心……这种太贪的心，真是厉害，人若是不想名利，无所要求，就没有碰钉子的时候。但有了欲求，就会碰钉子。欲求愈大，所碰的钉子愈甚，我欲达很大的要求，遭到层层挫折，弄得神经衰弱，心中苦痛。”佛学在这点上正好和他当时的心情相契合，他便认为“苦乐是因欲求而有”，“苦乐实起于贪欲；贪欲实起于分别执着。——内执着乎我，外执着乎物”。
王国维先生就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宝玉的“玉”乃“欲”之象征，悲欢离合皆由它起。当时正在研读佛经的梁漱溟应是赞成此说的，他说：“可见苦乐是因欲求而有……生命根本上便是欲求，故人有求生之欲而拒绝痛苦。此种欲求不是在念虑上，乃在生命里便有。”他还立了四条根据：
一是欲念无已时。人容易饱暖思淫欲，只要生命存在就会有欲望的存在。
二是世间苦多于乐。人难以满足，所以生活中觉有所短缺的时候居多，这时就会觉得痛苦，快乐是极为短暂的。
三是振贝子的苦乐与拉车者之苦乐相等。无论地位高低都会有苦乐，而且差别不大，即苦乐与境遇无关，而在于境遇是否为其欲求之所在，也就是说对于当前的境遇自己所持的心态如何，是否有不满而且想着要去改变。
四是欲求愈进必愈苦。人之苦在于欲望难以得到满足，一旦满足便是“乐”，但是欲望得遂后新的欲望又起，而新的欲望比原来的更难得到满足。所以梁先生说：人类愈进化则愈聪明，愈聪明则愈多苦。
这四点都是从佛家看待世人的角度推出的观点，特别是从第四点出发，把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都进行了否认，无疑是很消极的。这些论点的前提就是“欲”之难以消除，而且人把苦乐都寄于欲的满足与否上。
智德禅师在院子里种了一棵菊花。转眼三年过去了，这年秋天，院子里长满了菊花，香味随风飘到了山下的乡村。
到禅院来的信徒们都对菊花赞不绝口：“好美的花儿呀！”
有一天，有人开口，想向智德禅师要几棵菊花种到自家的院子里，智德禅师答应了，他亲自动手挑了几株开得最盛、枝叶最粗的，挖出根须送给那人。消息传开了，前来要花的人络绎不绝，接踵而至。智德禅师也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不久，禅院中的菊花就都被送出去了。
弟子们看到满园的凄凉，忍不住说：“真可惜，这里本来应该是满院飘香的呀！”
智德禅师微笑着说：“可是，你们想想，这样不是更好吗？因为三年之后，就会是满村菊香四溢了！”
“满村菊香。”弟子们听师父这么一说，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像盛开的菊花一样灿烂起来。
弟子们看到的是菊花已空，心中的凄凉来自于对菊花的留恋，这就是欲念，也是执，因此有不满，落入了苦海。智德禅师心中明了，菊花在此在彼其实都并无不同，随缘即好，因此他并没有想要给自己挽留住菊花，菊花不过是一个意味，一个与天地同尘之物。他的一席话其实正是在破弟子之执。
而孔子“他不从改造局面去救人，不是看乐事有所依待，而是走无所依待之路”。梁先生在接触了儒家之后，便由此便对前面的四条做了调整。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境遇无苦乐、大家苦乐相似都没错，但欲念无已和人生苦多于乐两点错了。这两点成立的前提是人的苦乐寄于欲念，欲念无已，故人生常苦。因此，梁先生说，“我当时因不知有不找之可能，故有此说，若不找时，此说便不能成立了，于此可知欲求实有已时……而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实无待找。你找的时候便缺短。若时时待找，便时时苦多于乐，但是若把生活重心放在生活里面，实在时时都是不成问题，时时是满足，时时是畅达溢洋。”所谓的“找”便是欲求，把自己的苦乐寄托在外在的东西上，而忘记了自己的本心。这个时候就会生出苦来。如果专注于内而非外，就不会有苦的存在了。
佛家和儒家都认为苦在人的身上存在，不同之处在于：佛家认为苦是人世间的常态，因为凡人既然常被执所束缚，自然难免就会被欲所困扰，由此便产生了苦。而儒家则不然，他把乐作为生活的本源。生活中虽然存在苦，但那时生活的非常态，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得以解脱。
弦外听儒音
君子三乐：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这三乐与治理天下没有关系。父母俱在，兄弟安好，一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得到天下的好学生，然后教育他们，三乐。
解脱之道：顺生还是无生
“生命是欲求，他（佛家）就根本不要生命……孔子不是如前面所说从取消问题去救人，是从不成问题去，听他感触应付下去，不加一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