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儒墨谁是“大功利” (2)
“凡靠趣味去生活的结果，都成为一个非功利派，他的动作完全靠当下所感之趣味。”
梁漱溟先生说：“凡靠趣味去生活的结果，都成为一个非功利派，他的动作完全靠当下所感之趣味。个性特别的人，里面充足的人，他的直觉很强，都是靠趣味生活，结果都是非功利派。所以不应看非功利派是一个很严的态度，很冷的样子，其实他是顶富于趣味的。”因为功利非功利只是态度之别，所以与人行为之出世或入世并无所大关系。趣味在心而不在境遇，人的心只应当守在当下方能安定，方有趣味可言。这种趣味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心里时时都是开心快乐，而是就“顺畅”而言的，这样的人也就是性情中人。
这种非功利的态度在宋朝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的身上往往集儒释道于一体，内在的充足使得他们不论在官在隐都能够以从容自在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自然是苏东坡。
苏轼曾说自己：“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也就是全凭自己的心去做事，不去计较这些言行会为自己带来祸或者福。带着这样心态去处世的人，生活自然是丰富而充盈的，因为内心很充实。
苏东坡的一生因党争而仕途连蹇，晚年时还被贬地方。已经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身处异乡的他却并没有为自己的得与失去做账册，反而自我嘲解道：“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消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明明是朱颜已逝，却被他写成了一个自得其乐的老顽童，青春不可再逮，乐趣却不曾消散。
被鲁迅先生称为“名士的教科书”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很多文人雅士的超俗行迹，其中有一篇是写王子猷的“任性情而行”的。
王子猷弃官后住在山阴，一天夜晚下大雪，他睡觉醒来，打开房门，命仆人酌酒，四周望去，白茫茫一片。就起身徘徊，吟咏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戴安道（戴速字安道）。当时戴安道在剡县，王子猷就在夜晚乘小船到戴安道那里去。走了一夜才走到，到戴安道门前却不上前敲门就又返回了。有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王子猷回答说：“我本来是乘兴而来，现在兴尽就返回家，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
对于现在奔波于尘世之中那个忙忙碌碌的人来说，谁还会不计成本不计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纵然是心向往之，也难以真的落到实处去。其实，这种有趣味的态度才是对生命的认真，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乐的，能从中体味到这一点的人才是真正享受生活的人。红楼梦里的妙玉对宝玉谈及喝茶之道时说：“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这样的人，懂得收藏生命的每一点每一滴，生活就渐渐变得丰富起来。
梁漱溟先生说：而利害，讲实利，反不免干枯无味，正以理智之冷硬有以致之。人生如果总是计算功利生活的情趣难免大减。与生活的情趣相对的是理智。梁先生说，“理智常是一个数量的计算，计算就是找东西。”在找的时候，就会把心空中想等待一个还未出现的虚幻的东西来填满，于是就失去了当下的趣味。因此梁先生指出：墨子之非乐、节葬、短丧的态度，通统是看实利，即是计算数量。因他只在符号上去辗转，便失掉情趣矣。
因此梁先生就说：“天下最危险的事，就是怕人没有生趣。一个人觉得他没有生趣，便要闹大乱子，社会就要掀动。让人丧失生趣的就是算账，就是功利的态度。”因为乐本身无高低之分，并不能用来计算。手里拿着一朵玫瑰的女孩所感到的幸福并不比戴着钻戒的所感受到的少，但是若用计算的态度，换算成金钱，鲜花还能给人带来多少的快乐？如果住在草棚子里的人认定住别墅的富人生活更快乐，能保证他们不做出引发社会动乱的事情来吗？儒家之所以持不计较的态度，正是想让人们去看生活本身就是乐的，而乐是无法计较、计较不来的；而不是着眼于可用数字来衡量的境遇等外在之物。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陶醉在当下自己的心情中，有没有酒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活如此美好。而墨子却会盯着酒看，思索这种酒是否很贵，是否会太过奢侈。墨家在细枝末节上专做文章，反而忽视了人生活之可贵可爱，故而干枯无味，不是因小失大吗？我们所有的就只是生活本身而已，还有什么东西比生活的情趣更重要的呢？
弦外听儒音
晴雯撕扇：《红楼梦》中，撕扇成了晴雯的性格的标志。对此，宝玉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在他看来，生活中的事物都是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存在的，撕扇也罢、摔盘子也罢，能从中获得乐趣就好了。
刑罚：利一时，弊一世
“刑罚这个东西是让人生去走功利的路，根本与孔家冲突……拿法律刑罚去统驭社会，实在是把人生建立在计较利害的心理上，建立在不正当的功利态度上，结果使人的心理卑陋鄙劣。”
孔子说仁，但是矢志不移地在政治上推行仁政的其实是孟子。推行仁政是大利，却很容易被人当做是功利之行。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家吗？”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为什么定要说到那利呢？只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封邑？’士人平民说‘怎样有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百辆兵车，不算是不多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梁惠王的问题功利性很强，目的很明确——把国家治理好，这是目标，他希望孟子能够给他指点一二，告诉他实现目标的手段。孟子则认为推行仁政，即行王道就能够治理好国家，因为王道合乎人心，尽自己的心去做就可以了，无需再把目标放到别处，所以认为齐宣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有仁心，便可以“王天下”。目的与手段合一，这正属于非功利派的路子。但是梁惠王一直没能从“功利”的斤斤计较中摆脱出来，才有五十步笑百步之说。这种计算都着眼于手段而非目的。在施政中更大的计较是与王道相对的霸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尚刑罚，重利害。
孔子是反对这种行为的，他说：“用政令来训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饬百姓，百姓只会尽量地避免获罪，却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教来整饬人民，人民就会有羞耻心而且归顺”。
梁漱溟先生同样也反对刑罚，他说：刑罚这个东西是让人生去走功利的路，根本与孔家冲突……拿法律刑罚去统驭社会，实在是把人生建立在计较利害的心理上，建立在不正当的功利态度上，结果使人的心理卑陋鄙劣。
汤显祖以一曲《牡丹亭》名动天下，“令《西厢》减价”，与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王实甫一样，他也受到当时心学的影响，认为天地之间无不有情，“尚情”成为他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基点。因对当朝首辅张居正的拉拢无动于衷，他两次科举名落孙山，张居正死后才得以考中。因不肯攀附权贵，并且对时政上书直谏，被贬入地方为官。
在浙江遂昌任知县期间，他把自己对“情”的理解付诸实践。人是有情人，世界是有情世界，生活在这样有情世界中的有情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在除虎患、抑豪绅、建书院、劝农耕之外，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他对待监狱里犯人的措施了。除夕之夜让狱中囚犯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元宵节组织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花灯，称为“除夕遣囚”和“纵囚观灯”，一时“绕县笙歌”，无论是官还是囚，都沉浸在“与民同乐”的氛围中。而且这些犯人中没有一个因此潜逃的，他的理想实践得到了成功。
汤显祖懂得人性本善，这些并不是刑罚可以让人意识到的，他所做的就是“感化”，让囚犯回归自己心中去找寻人生的真谛，他也不愧为儒家心学之传人。
刑罚是一种强制的措施，暂时把人的恶行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却是治标不治本，不知道人之所以“恶”是因其原本清明的仁心被弄污浊了，只有澄清污秽才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刑罚却把人导入了计较的道路：因有了刑罚之后，人不再从自己的心出发去过生活，而是用法这种外在的东西来束缚自己。比如夫妻之间本是相濡以沫，是一种情感的默契，这应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不能使用家庭暴力却是怕担法律上的责任，纵然是相敬如宾到底意难平，生活的乐趣不知被消解了多少，更为重要的是，人如果习惯于跟着刑罚走而舍弃了自己的心，一世都难挽回。
自古道“刑不上大夫”，因为士大夫都受过正统的“仁义礼智信”之熏陶，用刑罚会是对他们品格的否认和践踏。另一句相对的话是“礼不下庶人”，带有些“愚民”之意，认为对普通百姓施之以礼也无济于事，只能用刑罚来约束，这和儒家的学说自然是相悖的，因为儒家认为，从自己的心出发，生活就能过得很好。梁先生甚至认为小孩子和乡村之人的生活更容易快乐，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计较的缘故。故梁先生说：“以后只有提高了人格，靠人类之社会的本能，靠着情感，靠着不分别人我，不计较算账的心理去作如彼的生活，而后，如彼的生活才有可能。”这也是汤显祖的理想。只是这种美育非几世没有效果，所以很多没有预见力的人，就以为不如刑罚立竿见影，这实在是大谬。
弦外听儒音
连坐：中国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所谓的灭九族、株连三族其实都是属于连坐。唯有明朝的方孝孺被灭了十族。他因忠于建文帝，不愿跟随明成祖，朱棣下令把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而杀害。这是一种极为不人道的刑罚制度。方孝孺至死也未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