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谁支撑了高盛的狂欢
每到年末，华尔街投行红包的大小，总是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财经新闻。年景好的时候，各大投行报出的奖金数额一家比一家高，好似炫耀战绩一般：“美林平均45万美元”、“雷曼平均50万美元”、“摩根平均55万美元”、“高盛平均60万美元”！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华尔街将发放多少奖金更为大众所关注。原本以为闯下大祸的华尔街应该有所收敛了，没料到，高盛率先高调报出公司31000名员工，人均有望人账70万美元，将创下高盛公司136年历史的最高值！令人跌破眼镜！
殊不知，美国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不过5万美元，而华尔街人单一个红包，就接近普通上班族平均年收入的15倍。华尔街闯下连累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大祸，使大量无辜的民众丢掉饭碗，但发起奖金来却依然毫不手软，这种可恶的情形能不令人愤怒吗？
迄今为止我在华尔街扑腾了近18年，前后在大大小小5家投行干过，清楚地知道媒体这种“平均式”的计算方法很不准确，有误导之嫌。在这儿先晒晒自己这些年的收入吧。
1994年10月，我拿到硕士学位后便闯入银行家信托。那时，新人进华尔街起薪5万美元上下。而我由于身份的关系，需要公司担保才能合法工作，我的起薪是3.8万美元。虽然比市场价格低了一些，但这是潜规则。由此可知，需要担保身份的员工，比持有绿卡和美国籍的人就少挣了25%到30%。我自然毫无怨言，反倒因为一举闯入白人的天下而兴奋不已。以为只要身份问题一解决，自然就“同工同酬”了。
以电脑金融软件开发管理进入华尔街的中国人最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常年专做金融软件开发，10年后薪资到达顶点，一般为10万美元底薪，再加2万到3万美元奖金，总收入约为12万美元上下，然后随着通货膨胀的速度增长。不过，如果运气不好遇到金融海啸，也有可能减薪。一般来说头5年的收入增长最快，以每年10%到15%的速度上升，如果每隔两年再跳一次槽，五六年之后，薪水便可翻番。
而在华尔街做金融产品模型的专家，特别是美国名校的数学、物理、电机工程博士，他们15年前的收入，比金融软件开发管理人员的薪资要高一倍以上。后来，由于大量的中国人和印度人进入了这个领域，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目前，10年工作经验以上的模型专家，薪金比金融软件工程师高约50%，总收入为18万到20万美元。
以金融专业进入华尔街的高才生，大多从事证券分析、风险控制和金融产品交易等操作，他们的底薪和做金融产品模型的差不多。但是他们的奖金上下幅度很大。年景好时，可以拿到相当于底薪的半年甚至一年的奖金，也就是说10年经验以上的，总收入可以达到25万美元上下。
这些年，华尔街上纯电脑的职位，几乎全外包到印度、俄罗斯和东南亚等地。因此，在华尔街做电脑软件开发就必须懂得金融，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由于我业余选修了大量的金融课，加上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我可以算半个金融专家，几年前转为投资系统资深顾问，年收入与金融产品模型专家不相上下。
写到这儿大家不禁要问，好像你所说的这些人中，还没人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呀？是的！这就是华尔街上绝大多数普通员工的收入状况。而在华尔街能拿到奖金平均数（约50万美元）以上的，不是MD（董事总经理）以上的高管，就是大牌的交易员、金牌分析师或者高级基金经理，他们每年的红包动辄百万美元，千万上亿也稀松平常。这些人还不到华尔街总人数的2%。可见，这种所谓的平均奖金，是华尔街不到2%的人所得的遮羞布而已，普通人根本就别想。
各个投行98%以上的中低层员工的年收入，表面看上去是比其他行业高出不少。但他们成年累月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周末甚至节假日也经常加班加点。按美国其他行业员工的加班费是基本工资的2—3倍来计算的话，那些奖金只不过是“加班费”而已。所以，华尔街上的普通员工，若按单位小时计算的话，并不比其他行业同等专业的人多赚多少，再加上华尔街工作压力巨大（调查报告显示，华尔街工作十年以上的员工，平均寿命缩短五年），这些奖金根本是得不偿失。更何况华尔街动荡的工作环境，令普通员工的奖金得不到保障，一旦经济不景气，奖金就成了遣散费。
针对美国大众对华尔街巨额奖金的不断质疑，高盛董事长兼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振振有词地辩解道：“我们干的是God"s work（上帝的活儿）”。言外之意，他们的高额收入名正言顺。真是“见过无耻的，可还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
200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金融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是资产证券化。然而华尔街投行最赚钱的，恰恰就是资产证券化和杠杆化的业务。在这个证券化的过程中，华尔街2%的那些稀罕动物，把垃圾包装成黄金，譬如次贷证券化。他们钱赚得越多，广大投资者的亏损就越大。大众的金钱，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自称“为上帝工作的人”的口袋之中。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高盛那些金融大鳄究竟干了些什么样的“上帝的活儿”。
高盛2009年头三个月的赢利分为四类：
（1）金融咨询：3.25亿美元；
（2）股票销售：3.63亿美元；
（3）债券销售：2.11亿美元；
（4）交易和资产投资：100亿美元。
大家请留意，最后那个100亿，比华尔街传统业务总和都要多得多，这个100亿就是高盛的赢利魔术。自从那次金融危机以来，高盛从纳税人口袋里得到了以下的救助：
（1）TARP：100亿美元；
（2）美联储：110亿美元；
（3）FDIC：300亿美元；
（4）AIG：130亿美元。
总共是640亿美元。如果没有640亿美元的救助，高盛就将与其他很多银行一样，绝对无法活到今天。高盛在危机的最高点，获得了这些救助资金，并且再一次利用20～30倍的高杠杆，借到相当于2万亿美元的资金，一跃而成为当时最有钱的银行。而后利用这些钱在股票市场崩溃和各类资产最低价时，大量购进。随后在美联储、财政部以“营救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的名义，投入了23.7万亿美元的资金，再将那些资产重新膨胀，从而获利于用纳税人的钱在最低价时购进的资产，创下赢利纪录。而纳税人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上帝的活儿”。随后再把所赚得的利润的一半——210多亿美元，脸不红心不跳地笑纳进自己的口袋。
高盛是华尔街投行的典范。为了平息大众愤怒的情绪，高盛后来表示，公司30位最高级别的管理者，将不接受2009年的现金奖励，改以股票代替现金。
这些年来，我国内的亲友常劝我回国买房子。他们热情地帮我算了笔账，说我每年奖金一拿就是半个百万，十几年积累下来早该是千万级的富翁了，在国内花500万人民币买个好房子，不就像买棵大白菜一样嘛。无奈我总得大费口舌解释一番：我可不是千万富翁，我那每年50万美元的奖金是“被平均”出来的，实际上我拿的只是普通人的奖金。很惭愧，国内的房子，特别是北京、上海、杭州的房子，我可真买不起呀！事实上，由于房价和生活费用高，在纽约曼哈顿生活，18万到20万美元的年收入，也就只是个中产阶层而已。
7.嗜血时代的投行家
曾经，高盛、摩根、美林、花旗、雷曼，这些华尔街上最闪耀的名字，家财万贯的投行家，它们因贪婪而入场，也会因贪婪而出局吗？
2010年1月13日，华盛顿，国会大厅。
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四位银行家：高盛董事长布兰克费恩、摩根大通董事长詹姆斯·迪蒙、摩根斯坦利董事长麦晋桁、美国银行董事长莱恩·莫伊尼汉，貌似真诚而庄严地举起他们的右手，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召开的首次听证会上，承诺所说的一切均是事实，没有欺骗和谎言。
距金融海啸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现在才来调查和听证，美国政府的效率显然不高，但是，这种努力聊胜于无。这次听证，起码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窗户，在激烈的辩论中，将他们置于道德审判席上，可以管窥那些高高在上的金融家们的思维模式。面对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以及华尔街“嗜血高薪”的谴责，他们首次集体承认在金融危机中未能负起应有的责任，但显然对自己的行为并未流露应有的歉意。这些拥有人类最高智商和最佳口才的金融家们振振有词地辩称：金融危机更像是一场飓风，没有人能够预知它的破坏力；而自由经济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收入跟赢利能力高度挂钩，并且“金融界大部分员工在经济危机中没有错误，不应承受减薪惩罚”。
这些毫无诚意和悔意的言论，真令人大跌眼镜。
尽管，美国金融业在政府救援下，暂时摆脱了2008年的崩溃局面。但在经历了一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徘徊在26年来最高点附近，众多破产者依然处在无家可归的困境之中。华尔街又迅速燃起了原本式微的嗜血本性。如果不是因为越来越愤慨的舆论压力，华尔街高管们在粉饰2009年财报的同时，早就等不及地发放高额奖金了。据称，美国各大银行已经拨出500亿美元，用于奖金派发。即使受限后的奖金，摩根大通公司员工也将平均每人进账46.3万美元，而高盛员工口袋里的这个平均数字，将高达59.5万美元。在许多普通投资者一年前的创伤正渐渐平复的同时，华尔街高管的“高薪门”无疑又在大家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诚然，金融是现代社会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无可替代的杠杆，只有金融才能如此高速地聚集巨大的财富，也只有金融才能如此有效地支配资源。然而，金融也是一个环节众多的链圈，每个环节都承担着影响全局的风险，它的破坏力和创造力一样影响深远。掌握着巨大资源和能量的金融家们手中的权力和所负担的责任远不对称。
即使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等替罪羔羊们已经轰然倒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幸存下来的投行大亨们却变本加厉，少了许多竞争对手的当权派赚起钱来更加得心应手。他们更愿意沾沾自喜地谈论股价的强劲反弹，利润的快速回升，却鲜见从骨子里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或者对金融监管及风险控制进行推动。
只要这种将“人祸”看作“天灾”的观点，在投行大亨心目中还是主流，就不可能避免下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政府所做的努力、舆论的监督、各阶层的反思，长远看来，还将有重要价值。摩根斯坦利已经宣布开始改革薪酬制度，让奖金与利润和股价，而不是与交易额挂钩；与会高管也纷纷承认过度放贷的责任应该由政府监管者来承担，但监管者缺乏足够管理市场的权力，未来应该积极探讨这方面的可行性。这些积极的信号，正如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主席菲尔·安吉利迪斯所说的那样，制度和信誉的重建，非一朝一夕完成，但希望的火花，总是在一次次摧枯拉朽的博弈中迸现。
高盛CEO布兰克费恩——失色的金字招牌
恶劣经济环境下的出色业绩，并没有为高盛掌门人带来似乎应有的声誉。作为一名意志坚强、精于算计的投行大鳄，布兰克费恩赢得了政府援助和市场，但作为连续多年全球薪酬最高的职业经理人，他也赢得了无边的怒火。
听证会上，当另外三位银行家保持缄默或应有的谦和时，高盛董事长兼CEO布兰克费恩却在慷慨陈词，与调查委员会主席安吉利迪斯针锋相对。
安吉利迪斯：“去年高盛为何强迫AIG对低于票面价值的债券提供全额赔付？”
布兰克费恩：“我从未收到过监管机构有关降低掉期合同价格的要求。在我能够回想起的任何对话中，我都对此毫无印象。”
安吉利迪斯：“高盛让AIG为次贷抵押证券埋单，你不认为这无异于出售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然后再给买家买一份保险？”
布兰克费恩：“我们很抱歉这种交易导致一些人亏钱了，但这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实践，直到目前这种产品仍有需求。”
安吉利迪斯：“投行可以说是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你们为何还要向员工发放巨额奖金？”
布兰克费恩：“高盛还未公布今年的奖金计划。当然，股东赞成员工分享利润成果，自由经济收入跟赢利能力挂钩天经地义，并且我们大部分员工在经济危机中没有错误，不应接受减薪惩罚。”
这些软硬兼施的钉子，令调查委员会两个小时的质询大打折扣。
无疑，布兰克费恩的同行在暗暗叫好，因为他说出了他们想说却又担心公众反感的心里话。
金融危机逐渐远离之后，这位秃顶、一脸滑稽相的小个子男人显然已经成为各大银行家的主心骨。
与此同时，鉴于高盛强劲的赢利能力，以及人们对它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而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的怀疑，高盛和布兰克费恩成了华尔街贪婪的象征。
《滚石》杂志作家马特·泰比甚至将高盛描述成“一只缠绕在人性面孔上的巨大吸血乌贼”。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中，布兰克费恩反应镇定，行动有如长袖善舞，赢得了政府的支持，高盛合伙人的追捧，以及股神巴菲特的援手，并获得了高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