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民族志研究范式逃离了结构主义的宏大叙事，更为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出决定和创造意义，因此，它更适合透析简单知识背后的复杂机理，探寻社会结构性变化幕后的偶然性成因。同时，民族志方法可以避免研究者因为对本文化的共鸣和偏好而影响其价值判断，有利于克服“自我中心”和“文化中心主义”。相比更为经常使用的文本分析和个案研究，民族志方法在特定研究样本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应用价值。
（四）实地（田野）访谈法
实地访谈又称为田野访谈，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定性研究方法，它能揭示访谈对象对自己的传播行为的想法和感觉。实地访谈并不仅仅局限于提问和回答这样的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带有指导性的、与访谈对象对话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获得访谈对象对某事、某物的观点和看法。有时，实地访谈被称为“长时间访谈”（McCracken，1988）或“深度访谈”（Berger，1998）。它是揭示人们如何梳理世界和评价世界的非常有效的工具（Peterson et al.，1994）。进行实地访谈时，研究者尽量要实现下列一个或几个目的（Lindlof，1995）：
研究者要了解的事件无法通过直接观察而实现；
研究者想从访谈对象的角度来了解传播事件或传播过程；
研究者想与访谈对象建立某种关系，并一次推断相关传播事件的性质和过程；
研究者想求证或确认来自其他来源的数据；
研究者想检验某个研究假设；
研究者想揭示访谈对象在自然传播情境中运用的语言和传播风格；
研究者想提高数据搜集的效率。
实地访谈法包括8个研究步骤（Kvale，1996）：界定研究设计的各个概念并提出研究问题；设计访谈问题；为研究问题寻求解答；事实访谈；（如果做了访谈录音）转写录音内容；分析数据；确证数据；报告对访谈内容的描述和分析。以实地访谈法进行研究的一个明显优势是访谈对象就在你眼前，而且，这种存在会持续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你可以更深入地探寻和追问访谈中即时出现的你感兴趣的话题。实地访谈的另一个优势是，对某些传播现象无法进行直接观察时，它是可以对之进行数据搜集的唯一方式。
由于以上优点，访谈经常可以产生大量的需要阅读和分析的数据。因此，使用实地访谈法实施研究，你应该同时掌握相应的数据分析方法。数据分析方法可与文献检索相结合。这样，编码方案和程序必须在数据搜集之前确定。同时，数据本身对数据分析方法也会有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根据数据来决定数据编码方案。
实地访谈主要以一对一的谈话方式进行，因此，也会出现许多一对一谈话常见的问题。如比较容易跑题（特别是访谈对象）。如果访谈对象跑题了，则应小心、礼貌地让对方回到访谈话题上来（Mason，1993）。但不要太急于打断他们，因为他们有可能提供新的信息，使你对背景更加了解。另一个问题是，访谈对象可能同意访谈，但访谈时却不大愿意多说。对此，有两个办法：一是用多种方式问同一个问题，这样更有利于他们理解问题；二是如果对方不能回到具体的问题，就通过更加宽泛的问题（如“请说一说你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先让对方谈起来，然后再提具体的问题，引导对方进入你的研究内容。
（五）影像分析法
近年来，国际传播事件中影像与图片的跨国传播作用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严格地说，影像与图片也属于文本研究的一个范畴，即图像传播有其“文本性”（Textuality）。学者们普遍认为，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所谓影像分析方法，而是存在着聚焦于某些具体问题或具体目标的影像分析方法。比如“作为失真的新闻影像”；“作为象征的新闻影像”；“作为符号系统的新闻影像”和“作为认识论一种增加认识可信性的新闻影像”。
比如“作为失真的新闻影像”的分析。通常人们认为，电视新闻比报纸新闻更可信，部分原因即在于其不断增多的“现场实况”的运用。如果对新闻图片在真实记录和反映现实方面的能力植根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新闻影像对于专业新闻记者所标榜的公正、客观报道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为了迎合政治利益和职业记者对一个故事的看法及其佐证而对图像进行明显的有意的伪造或歪曲，就构成了“失真的新闻影像”。如果可能的话，可以通过观察新闻图片制作过程中的两个关键时刻判断影像图片是否失真。第一个时刻是当研究者伴随并观察记者、摄影人员和图片记者在采访现场捕捉选择可能的新闻图片——这也是研究者对新闻现场见证后获得的第一手知识。第二个时刻是观察随后的新闻制作处理过程，包括最后选定、编辑决策以及把不同的图片扔进垃圾箱。
再比如“作为认识论一种增加认识可信性的新闻影像”的分析。电视新闻图像，和我们现在把它作为意识形态场域的常识一致，提供了一种看似中立无偏的现实视角，一种实际上取决于各种意识形态性质的解说和制作的视角。制作者的“编码”和受众的“解码”都涉及积极的解读和意义生产过程（Hall，1980）。但只要图像似乎只是简单地记录和独立证明伴随画面出现的评论和解释，受众就容易受到新闻制作者对新闻意义的特定建构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与职业记者声称图像是其电视新闻故事的中心相反，研究似乎显示，不仅电视画面是高度依赖于与之相配的新闻评论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电视中压根就只有很少的图标性画面（GUMG，1980；Davis and Walton，1983）：“实际上，在电视新闻中，全部镜头中只有相对很小比例是图标式的或直接反映作为新闻文本主体的人物、地点和事件。更多的镜头和解说词有一种特殊关系；它们只是指示性地或象征性地‘代表’了新闻主题。”
在分析具体的国际传播现象和个案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的研究方法经常得以采用。和国际传播的理论构建一样，国际传播的方法论构建体系也是博采众长的结果。
国际传播应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多个子系统（各个国家的对外传播系统）构成，各个国家的对外传播系统相互依存并实现着信息转换，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同时，这个复杂的系统又受到更大的系统（全球传播环境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并与之产生交互作用。
同时，国际传播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过程，因而需要时刻关注由各种变化因素引起的国际传播形态与内容相应的变化，在事实的变动与发展中把握它的脉络，认识它的内在规律与特征。
总而言之，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是有关研究的具体技术方案，所以研究方法的选取决定了研究本身的可操作性及其价值。任何一种方法都并非万能，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局限性和盲点，所以应该多样化地、适当地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有效的研究。
国际传播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由其学科特征决定。这就意味着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国际传播学的核心基础。因此，这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国际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来源与构成之一。
国际传播是一个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结合紧密的学科，崭新的国际传播事件既需要运用传统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解读，又需要与当前的国际背景、对象国或地区的国际关系的情况结合起来。因而，灵活、多样且动态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是进行国际传播研究的基本准则。
思考题：
1.国际传播的理论与方法是否有其独特的体系？
2.常用的几种国际传播理论和方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