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同盟国的情报部门监听欧洲电台播放流行音乐的数量和类型，并把德国电台与其他德国占领区内电台的音乐节目进行比较，以推测欧洲大陆上盟军反攻的情况。在太平洋战场上，传媒的讯息也常用来分析战争情况。但当时更多的研究仍然使用历史文献，对文献进行比较。战后，内容分析主要用于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方法和效果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发表的《传播研究的内容分析》一书，显示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从那时起，美国的电视研究专家康姆斯通（Comstock）列举了超过250种关于电视节目的内容分析，显示电视节目对儿童的影响，而美国《广播与电子媒介》杂志在1977～1985年期间的研究报告，有20％以上运用的是内容分析方法。
拉斯韦尔进一步完善了内容分析法，使之成为传播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广泛使用的研究工具。但当时这种方法较多地是为美国情报人员所使用，每年花几百万美元购买报纸进行研究，很少人在商业性研究中使用，奈斯比特是第一个在商业性研究方面使用这种方法的人。他的“预测咨询公司”订了200份美国各种报纸，每天进行分析综合。经过几年的积累，从中归纳出美国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的十大趋势，并最终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美国社会进行预测，奈斯比特是第一人。
现在，这种研究方法已运用在多个社会政治分析研究项目中，还发展成为研究各国媒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重要工具之一。内容分析研究讨论的范围更广，包括世界传播和信息新秩序、文化帝国主义、发展传播学、全球化和信息交换与影像流等等（Srebemy-Mohammadi，1984）。
“内容分析是一种客观、系统、能对明确的传播内容进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简单地说，“内容分析就是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分析与描述的一种方法。它亦是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内容分析主要是运用统计的知识对传播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目的是为了描述传播内容的固有倾向，说明信息来源的特征等，属于定量研究的范畴。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内容分析主要用于深入了解信源、媒介与文本的固有倾向。”
（二）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Case Study）是了解某一特定现象，在其特定范围内、特定时间内的综合情况的研究方法。个案研究也是一种调查方法，或调查的一种类型，是和统计调查法相对而存在的。一般而言，个案研究的实施通常需要6个步骤：研究设计、预研究、研究实验、资料汇集、分析资料和提出研究报告。
在传播学研究中，个案研究主要用于传播者的研究，即关于人（法人）的研究，包括编辑、记者、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编辑部等。个案研究一般不用于实证什么，因为个案研究事先没有假设，结果也不能得出假设。但个案研究可用于调查某些行为。例如北京奥运会期间外国媒体转发中国通讯社或媒体的首发稿件的相关研究，可以归纳出中国媒体在世界信息空间中发言权和主导权较之以往有很大的提升。
1989年，梅里姆（Merriam）提出了个案研究的四个特点：首先，特殊性（Particularistic）。个案研究着重于一种特定的情况、事件、节目或现象，以研究现实问题。其次，描述性（Deive）。个案研究的结果或最终结果是一份关于研究课题的描述性报告。第三，启发性（Heuristic）。个案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被研究的主题是什么，提出新的观点、新的解释、新的意义，虽然这种结果不能作为规律性的结论。第四，渐进性（Inductive）。个案研究是依据归纳和推理的过程，并在检测大量资料中形成原理和普遍原则，许多研究在于发现新的联系，而不是证明存在的某种假设。
（三）民族志方法
民族志的定性研究要求具有一种对社会的超然态度，这种态度允许社会学家去观察自我和他人的行为，去理解社会过程的机制，去理解和解释为什么行动者和过程会是它们现在的样子。任何关于合适的民族志调查方法的有意义讨论，都预先假定了这种社会学态度的存在（参见Adler&；Fontana，1991；Hammersley，1992）。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产生于对理解“他者”的关注，然而，它们也致力于理解自我。如果因循着符号互动主义的信条，承认他人仅仅可以被作为与自我关系的一部分加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运用民族志和定性研究的不同方法，该方法在定义上重新创造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他者——的关系，把观察者设想成是拥有自我身份的。
在整个过程中，研究任务既要求观察，也要求把这些观察结果与他人交流。产生于这些过程的关系不仅是最终研究成果特性的决定因素，而且是社会学方法的竞技场。社会学方法很容易对习俗化的理解进行处理，关于过程的资料永远不能在总体上加以描述，因为这些“田野故事”本身就是正在进行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中每时每刻的经验是难以重述的。作为目标来说，对收集资料方法的总体描述将会改变民族志的参考框架，进而替代达到结果的方法。当研究方法的精确性比实质性社会学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的时候，这种替代就会发生。
所谓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ic Methodology），来自于文化人类学，又称为“田野调查法”或“人种学方法”。研究者通常采用参与观察的方式，深入到特定团体的生活中，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从而询问或观察所发生的事物，然后从内部观点对其意义做出说明。如果从研究的历时性来考察，它其实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选择研究分析的对象；其次，提出民族志的问题；再次，通过参与性观察、访谈等途径搜集资料；再其次，进行民族志分析；最后，书写民族志。在此之后，经过反思，进入新一轮的第二至第五项研究过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将更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用于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比如王琰博士在《民族志方法在电视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的运用》一文中指出，我国国际电视媒体影响力严重匮乏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国际电视传播受众研究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和缺乏充足资金，另一方面，缺乏系统和有效的受众研究范式也影响了对外国受众的文化接受心理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科学化、程序化的研究，从而使我国国际电视传播在文化对接时由于对海外受众的文化及其社会语境的疏离与陌生，从而导致了传播效力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