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里常有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走过。所卖皆平常食物，除了油条大饼豆菜包子之外便是那种椒盐饼子跟西洋糕。椒盐饼子是马蹄形面饼，弓处微厚，平处削薄，烘得软软的，因有椒盐，颜色淡黄如秋天的银杏叶子。西洋糕是一种菱形发面方糕，松松的，厚可寸许，当中夹两层薄薄的红糖浆。穿了洁白大布衣裳，抽了几袋糯米香金堂叶子烟，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到日影很明显的偏了西，有点微饿了，沏新茶一碗，买那么两块来慢慢地嚼，大概可以尝出其中的香美；否则味道是很平淡的。老太太常买了来哄好哭作闹的孩子，因为还大，而且在她们以为比吃糖豆杂食要“养人”些。车夫苦力们吃它则不过为了充饥罢了。糕饼和那种叫卖声音都是昆明僻静里巷间所特有。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叫作“西洋糕”，或者正因为叫“西洋糕”吧，总使人觉得其“古”，跟这个已经在它上面建立出许多新事物来的老城极相谐合。早晨或黄昏，你听他们叫：
“椒盐饼——子西洋糕……”
若是谱出来，其音调是：
so so la——la so mi ruai
这跟那种“有旧衣烂衫抓来卖”同为古城悲哀的歌唱之最具表情者。收旧衣烂衫的是女人多，嗓音多尖脆高拔。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常为老人及小孩。老人声音苍沉，孩子稚嫩游转（因为巷子深，人少，回声大，不必因拼命狂叫，以致嘶哑，）在广大的沉寂与远细的市声之上升起，搅带出许多东西，闪一闪，又淀落下来。偶然也有年轻轻的小伙子挎一个竹篮叫卖，令人觉得可惜，谁都不会以为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的。他们多把“椒”念成“皆”，而“洋”字因为昆明话缺少真正的鼻音，听起来成了“牙”。“盐”读为“一”，“子”字常常吃了，只舌头微顶一顶，意思到了，“西洋”两字自然切成了一个音。所以留心了好一阵我才闹清楚他们叫的是什么，知道了自然得意十分。——是谁第一个那么叫的？这几个字的唇齿开合（特别是在昆明话里）配搭得恰到好处，听起来悲哀，悲哀之中有时又每透出一种谐趣。（这两样感情原是极相邻近的）。孩子们为之感动，极爱效学。有时一高兴就唱成了“捏着鼻——子吹洋号！”一定有孩子小时学叫，稍大当真就作此生涯了。
老在我们巷子里叫卖的一个孩子，我已见他往来卖了几年，眼看着大起来了。他举动之间已经涂抹了许多人生经验。一望而知，不那么傻，不那么怯了，头上常涂油，学会在耳后夹一枝香烟，而且不再怕那些狗。他逐渐调皮刁恶，极会幸灾乐祸的说风凉话，捉弄乡下人，欺侮瞎子。可是，他还是不得不卖他的椒盐饼子西洋糕！声音可多少改变了一点，你可以听得出一点嘲讽、委曲、疲倦，或者还有寂寞，种种说不清，混在一起的东西。
有一天，我在门前等一个人来，他来了。也许他今天得到休息，（大姨妈家老二接亲啦，帮老板去摇一次会啦，反正这一类的喜事，）也许他竟已得到机会，改了行业；（不顶像；）他这会儿显然完全从职业中解放出来。你从他身上看出一个假期，一个自在之身。没有竹篮，而且新草鞋上红带子红得真鲜。他潇潇洒洒的走过去，轻松的脚步，令人一下子想起这是四月中的好天气。而，这小子！走近巷尾时他饱满充和的吆喝了一声：“椒盐饼——子西洋糕。”听自己声音像从一团线上抽一段似的抽出来，又轻轻地来了一句：“捏着鼻——子吹洋号……”
一九四七年六月中（原载《益世报》1947年6月28日）
作品导读
汪曾祺（1920—1997），1940年代，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他开始文学创作，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包括《复仇》、《鸡鸭名家》等。1980年代，汪曾祺以《受戒》和《大淖纪事》重新引起文坛关注，其文化小说被视为是“京派”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复活”。
《职业》写了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他那独具特色的叫卖声是汪曾祺非常熟悉的昆明市声。这声音给他以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980年代，他重新改写了这篇小说，来表现他对“这个孩子过早的失去自由，被职业所固定”而感到的“更大的不平”。（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职业》中的孩子，在日常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童真，他的叫卖声中充满着嘲讽、委屈、疲倦和寂寞。只到某一天，当他脱离了自己的职业身份，他那句饱满、充满活力的吆喝，才让我们感受到他人生中难得的“轻松”。这一类普通人、平常事，是汪曾祺最熟悉的题材，他对自己笔下的这类人物充满同情和悲悯，恰如他所喜欢的宋儒的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也因此，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职业》的故事是如此简单，简单得不像一篇小说，而更像一篇散文，这也许恰是1940年代的汪曾祺所要追求的境界。汪曾祺对短篇小说有自己特殊的理解，在写于1947年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他这样说道：“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甚至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亡。”汪曾祺强调了散文化小说和传统小说的不同：它关注小事，呈现生活的片断，它不过分地刻画人物，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结构松散，不重情节，而十分重视语言，它所要书写的往往只是一种意境。
汪曾祺所推崇的这种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实际构成了诗化小说的传统，废名、沈从文、冯至等作家都可列名其中。他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现代的小说美学，刻意模糊小说和其他文类之间的界限，强调语言的诗化和结构的散文化等，成为这类小说的共同特色。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正是师从沈从文学习写作。自然，他也被纳入这一传统之中，且成为这一传统最为出色的传人。
拓展阅读
汪曾祺：《异秉》、《鸡鸭名家》、《职业》（1980年代版）
（凌云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