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传媒业整体的意识形态性比较强，所以要走向产业化之路，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获得政治的支持。我国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底之间的20多年时间里，大众传播媒介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媒介”，所谓的产业化也无从谈起。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带动了包括传媒行业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为传媒体制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和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同时，政治上的变革也为传媒体制上的改革提供了诸多借鉴。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大的背景，其内容、成果、模式都对作为子项目的传媒体制改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情形下，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平衡器从以往的倾向政治控制一端开始向经济利益一端平衡，政治上对传媒产业化行为的认可已经是呼之欲出。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将广播电视业纳入到第三产业中来，这是最早的将广播电视业列为产业的国家正式文件。
（二）经济动因
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社会生态环境变化是推动媒介变革的深层动因。1978年开始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国家的决策者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出发，全面地改变同社会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此，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在这一革命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变化对媒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是一种高消耗的行业，需要大量的社会财富才能运作，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物质资源的补给都是由国家财政收入来实现的，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对大众媒介也开始逐步“断奶”，失去“天然奶水”对当时的媒体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新的历史条件逼迫媒介自己必须去寻找新的财源。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大众媒介也被纳入其中，这成为其在市场中寻求利润的压力和动力。
其次，社会生产的迅速扩大使得以前的生产不足问题得以解决，但是当生产扩大到买方市场逐渐出现时，生产者又出现了销售压力，这就需要不断扩大需求市场。同时消费者面对越来越多的可选择的商品，也需要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对市场需求的扩大和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获得，必须依赖一个强有力的中介进行，而大众媒介毫无疑问具有充当这一角色的能力与条件，成为市场的有力参与者。
最后，以电视媒介为例，作为电视产业微观细胞的电视频道达到了一定的数量规模。电视产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系列以电视节目的生产、经营、播出和相关服务为主要业务范围的组织及其在市场上相互关系的集合。在我国电视台是集节目制作与播出于一体的，是电视产业的主体，没有电视台，谈不上发展电视内容产业。
（三）社会文化动因
一直以来，中国的媒介都是以“精英文化”载体的面貌出现的，虽然它们所应代表的是普通大众的利益和意愿，但是其所传播的内容却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灌输，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70年代末期，“伴随着社会的改革，乌托邦的迷人魅力逐渐消退，世俗化取代乌托邦成为人们新的追求对象”。“世俗化”的大众文化虽然仍“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性，但是同中心意识形态相比，大众文化并不对社会成员产生强制性，而且大众文化绝对是回避中心的”，对中心的回避将导致文化多元化的出现。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民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表现得日益明显，这最终导致了社会精英权威性消减的注重消费、同中心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的“大众文化”产生。美国评论家麦克唐纳德（D.MacDonald）将大众文化称之为由“商人雇佣的技术人员所编造；其收受者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选择只有买与不买两种”。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得作为大众文化最好载体的大众传媒逐渐远离精英文化，逐渐从意识形态媒介向商业媒介发展。
生活的多元化也对信息需求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更多地关注经济、关注自身、注重消费的社会成员对以往社会信息量小而且多集中于政治信息的不满转化为对经济信息、消费信息等非政治性信息的需求，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信息需求的规模市场。社会信息的发展促使媒介产生对其信息组织属性的自觉。在当代中国信息早期，媒介因工具论被否定和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对以往单纯传播政治性新闻的信息传播模式就开始突破，而随着整个社会信息的增加和信息需求的增加，其传播的信息更为丰富，信息传播也更加自觉。媒介越是发展其信息传播行为，就越会淡化其意识形态媒介的色彩，虽然其信息传播活动和所传播的内容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传播丰富的、并非完全归属意识形态范畴的信息的媒介，已经逐渐成为独立的信息传播机构而不是完全依附于意识形态的“工具”和“喉舌”了。
（四）媒介全球化因素
从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到现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传媒领域内的全球化、国际化程度也日渐提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传媒力量的不断进入，对中国传媒改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迫使中国传媒行业打破长期的封闭发展模式
中国传统的传媒结构布局，使传媒行业形成了以行政区化为界线的发展范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时代的浪潮给这一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迫使其进行改革。传媒世界性发展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更新了中国传媒领域的思想观念。传媒不仅仅是工具，不单是形而上的东西，更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形而上的同时，更是一种形而下。国外先进的传播思想的传入，促进了中国对传媒发展的认识，也推动了中国传媒行业的改革。
2.国外传媒行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刺激了中国的传媒行业
在国外，特别是西方传媒业发达国家，由于历史上对传媒产业商业性质的确立，传媒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批跨国传媒巨鳄的出现，让世人感受到了其产业发展的威力。中国的对外开放，使国人认识到自己在传媒业发展中的差距，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必须加速自己的产业化进程。
2001年，美国传媒巨鳄时代华纳公司的总收入为272亿美元，维亚康姆公司为152亿美元，迪斯尼公司为102亿美元。而集中国诸多媒体于一身的中国广电集团年收入仅有13亿美元。中外之间的差距可见一斑。国外传媒机构的发展，对海外市场的占领，创造的巨大经济利润对中国的传媒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2001年以后，我国兑现加入WTO的承诺，全面进入全球化的市场体系。虽然我国在进行入世谈判时中美之间达成协议，15年内中国的传媒业的对外开放程度由自己决定，但是，在国际传媒业全球化蔓延时，“狼来了”早已是国内对境外媒体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基调。对于这些国外媒体进入中国，我们应该辩证地去对待。一方面，对于尚处于弱小阶段的中国电视产业来说，中外媒体在资本、技术、理念等方面有着短期内无法跨越的差距。一旦这些传媒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势必对中国的电视内容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际传媒机构进入中国会带来丰裕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全新的理念，这些对我国传媒行业的发展必将起一个推动促进作用。此外，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走出去”，扩大对外出口成为传媒业新的增长点。压力与动力的结合，成为推进中国电视内容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路径
很长一段时间，媒体在我们的观念里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具有单一的政治属性，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工具和舆论喉舌，担负着文化教育和社会监督的职能。
作为从事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部门，媒体与产业经营无缘，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媒体的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传媒要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国家领导层开始认识到除了政治属性外，传媒还具有文化属性、信息属性和商品属性。
（一）政策引领下的传媒体制变迁
我国传媒业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不断寻求自身的改革发展之路。按理说，传媒改革也应包括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我国的传媒体制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协调的，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没有实质性突破之时，我国传媒业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很难改变，改革也难以深入。进行具体的、微观的改革即局部突围是唯一出路，在阶段性的政策制约下，传媒体制变革时快时慢，时松时紧，媒介发展的张力和实践与政策的收缩或扩展相互作用，使多年来的传媒体制改革并未触及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这种先易后难模式的渐进改革的思路，在改革初期是一种必需的次优选择，但传媒体制变革不能只在微观领域里面转圈，必须从整体上解决关键问题，必须推进宏观领域和战略层面的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在这种政策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开始了传媒体制的真正改革与创新。
1.传媒结构布局的调整
从报业的角度来看，1983年12月1日，中宣部发出《关于清理整顿报纸的通知》，对报纸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清理和整顿，要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深入检查报纸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事隔两年，198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关于整顿内容不健康报刊的请示》，再次整顿出版物，这次主要是针对书刊市场，当然那些宣传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封建思想和色情、低级趣味的报纸也在检查整顿之列。198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1987年7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根据中央精神再次整顿报刊。这次的动作比较大，出台了若干具体政策措施：“根据现有报刊的情况，……报刊总数拟压缩百分之十到二十（包括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严重、格调低劣，以及重复浪费、不具备办刊条件需要停办或合并的）。根据这个比例测算，全国现有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综合性报刊四千余种，约可压缩四百种至八百种左右。……有些地方和部门从实际出发，压缩比例超过上述幅度的，应予以支持。压缩指标商定后，各地、各部门自行确定具体调整方案，包干完成，由新闻出版署统一发放登记证。……各类报刊社应集中力量办好本身的报纸、期刊，一般不要附带去办其他报刊。中央一级主要报刊和省一级党报、党刊，确有余力，能保证质量，并符合报刊的合理布局，已经附带办的报刊可以适当保留一些，办得过多的应予压缩；跨地区、跨行业的报刊，必须有确定的能真正负起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这些强制性的政策措施，“一刀切”式的做法，使政策界限不十分明朗。在今天看来，这政策措施确有可探讨之处，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我国的报纸种数由1986年的1359种下降到1987年的1022种。
1989年10月，中办发（1989）15号文件要求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并要求到1990年底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报刊，也不得扩大报刊篇幅和增加刊期。报纸种数在1988年有所反弹后再次有所下降。报刊经过十年间的四次整顿和压缩，不仅经历了数量上的起落，更是经历了政治上的风雨，使报纸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也使报纸在20世纪90年代更热衷于尝试经济风险，而绝少再去冒政治风险，这也是中国报业成长的“代价”。
中国报业先后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调整，力度一次比一次大。2003年的报刊治理工作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报刊业最深刻的一次变革。全国纳入这次治理的党政部门报刊共有1452种，其中停办的有677种，划转的有302种，实行管办分离的有310种，改为免费赠阅的94种。由于“管办分离”新思路的提出，党政部门所办行业报和大部分县级报纸的取消或划转，我国传统的四级办报模式向三级办报模式转变，加之政策上禁止摊派发行的力度越来越大，权力开始真正逐步退出报刊市场。所有这些都加快了报业的产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