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肖凤文集(散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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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客居韩国(13)

四十三、忌讳

民俗真是既奇特又顽固的事物,它通过代代相传,保留下来,纵使你觉得它很不合理,很不科学,它还是能够流传久远。

比如,一部分中国人在家里吃梨时,就不能切片吃,而要整个吃,因为“梨”与“离”同音,“分梨”与“分离”同音,犯忌讳,亲人不愿意分离,所以一个梨不能分着吃,而要整个吃,一人吃一个。

又比如,有的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和香港人,喜欢“八”这个数字,因为“八”与“发”的发音相近,认为“八”就是“发达”的征兆,所以结婚也爱选在八月八日,聚会也爱选在八点,甚至连发音与“发”字相近的“發菜”,也成了令人喜爱的食品。而有的北京人则喜欢“六”字,因为“六”字与“顺溜”的“溜”字同音,由此认为“六”就是“顺利”的同义语,因而有“六六大顺”之说。结婚喜欢选择在六月六日,商店开张也喜欢选择在六月六日,如果谁的生日恰巧是在六月六日,则会受到众人的欢庆。有的北方人也很喜欢“九”字,因为“九”这个数字与长久的“久”字同音,“久”字就是天长地久的意思,因此“九”字也就受到了人们的偏爱。

我初到韩国时,有一个发现,就是楼房里没有第四层楼,三层之后再上一层,就是五层了。第一次去高大文学院的塔楼上课,因为有丁玟声博士领着走路,没有注意。第一天自己去时,因为记着教室是503号,所以一层楼一层楼地数着数字,从三层楼的楼梯迈上去后,忽见501即在眼前。我觉得纳闷。下了课后,我仔细瞧,从五层楼下去,下了一层,见迎面而来的教室标志牌上写着301,方才悟到这座楼里没有第四层楼。我觉得奇怪。到另外一座教学楼里上课时,也发现三层楼上就是五层,楼楼如此。于是我请教韩国朋友,为何没有第四层楼。他们告诉我说:因为在韩语里,“四”字的发音与“死”字相同,所以人们忌讳“四”字,楼里干脆不设第四层楼。这个发音与汉语惊人的酷似,在北京话里,“四”与“死”的声母、韵母也完全相同,只是声调不同而已——在中国,也有不少地方的人不喜欢“四”字,原因也是它与“死”字的发音相同。可见,有的国家,有的民族之间,有些民俗会多么相似,尤其是在亚洲人中间。西洋人不是不喜欢“十三”这个数字吗?据说如果哪一个月的“十三”号又恰逢是“星期五”,这两个数字碰在一起,西洋人就认为是最不吉利的日子了。

这样的民俗,其实只是一种心理现象。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普及,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会愈来愈以更为轻松的心态来看待它们。但是,理解自己国家和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别国和别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则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教养。韩国的大学生们告诉我说,现在,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特别忌讳“四”字了。

四十四、扫黄

韩国民众与政府都十分讨厌“黄”事,这和我国的情况十分相似。

常常从KBS或MBC的电视新闻节目里,看见这样的镜头:在某一天的傍晚,或某一天的深夜,韩国警察突然袭击某个地下室或某座建筑物,当场抓住那些从事黄色活动的男男女女,把男人抓走,把女人遣散。电视记者们也跟随着警察先生们前往“抓拍”,毫不客气地把这些情景摄入镜头,让那些不知羞耻的男男女女,在电视屏幕上不光彩地曝光。不像我国的电视记者那样,有时还给那些男女留一点面子,对人物头像进行技术处理,让观众看不清他们的长相。

大学生们都很关心祖国的未来。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污染与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同样关注。他们讨厌艾滋病,也恐惧艾滋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因此他们对“黄”事,也就格外反感。在1993年底的期末考试中,我让学生们做了一次自由命题的中文演讲。我的学生朴贤澈就选择了有关艾滋病的题目。他用心地搜集了很多中文资料,然后旁征博引,用发音标准的普通话,向他的同学们讲解了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及其在亚洲地区蔓延的危险性,然后提出“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抵制消灭这种病症”,及“洁身自好”,“反对黄色”的口号,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鼓掌赞同。

有一天,我在KBS的新闻节目里看到一条消息,因为我听不懂播音员说话的内容,所以不明白这条消息的全部含义。但我看见镜头上有一本书,这本书上画着半裸女人的插图,书外还有一位很瘦削的带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头像。我明白了,这是关于一个人,和他写作的一本书的事情,这本书的内容一定是有关男女关系的。但是,为什么要把它们曝光呢?为此,我请教了自己的学生。他们告诉我:原来这位先生,是延世大学国文系(韩文系)的教授,是文艺理论学家,是第一个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坦率地写“性”的教授,他写了一本小说,书名叫《快乐的安娜》,当局(此事发生在1992年秋天,那时还是卢泰愚总统执政)认为这是“黄书”,就把作者逮捕了。此事在大学生们中间反响复杂。他们都反对“黄”书,从来不看,但认为当局不应该对作者采取这样专断的做法。一位文学博士对我说:“如果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不好的书,就把作者抓进监狱,不是十足的专制统治吗?况且什么是黄书,什么虽然写了‘性’而不能算黄书,是个很细致的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并不喜欢马教授写的书,但是我们反对当局对马教授的做法。”恰巧,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的第三天,我的两个学生开车带我去参观延世大学,我在这所大学的校园广场上,看见了学生们用白布横幅拉起来的大标语,那上面用蓝色的字写着:“我们需要马教授的课。”这条标语就挂在图书馆前面的广场上。

看来,文化问题是个很细致的问题,处理时必须掌握好分寸。

但是对于“扫黄”,韩国民众和政府的态度,和我国的情形相似,是非常坚决的。

四十五、橘子族

一次,在课间休息时,与学生们闲谈,一位出身农家的外省学生,突然问我:

“老师,您知道什么是‘橘子族’吗?”

“橘子族?”——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高丽大学校是韩国私立大学中的第一名牌,学生们都是凭高分考进来的,这里聚集着高智商的青年群体,他们从全国各地汇集京城,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作为生活目标,所以,对自己国家里面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非常关心的。

在认识韩国社会方面,我和学生们的位置颠倒了过来——当然,他们是老师,而我成了学生。

经过他们几次指点,我才知道,原来所谓“橘子族”,是他们对一群身份特殊的“问题青年”的称谓。

这些“问题青年”的数目不多,相当于我国的纨绔子弟,或者是暴发户子弟。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分特别。他们都是暴富了的人家的孩子,非常有钱。可是不务正业,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泡在高级餐厅,或高级咖啡屋,或高级时装店里,大把大把地花钱。听说穿在他们身上的流行服装,就是领导韩国时装的“新潮流”。他们的消遣方式,也别具一格,除了惯常的舞厅、卡拉OK等之外,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是:购买高级轿车,带着常换常新的女朋友,在特定的地段兜风比阔,看谁的汽车更名贵。他们的年龄大都只有二十岁左右,这样的孩子当然考不上大学,不过他们自己觉得没关系,反正父母有的是钱,可以供他们任意挥霍。

据说汉城南部的“狎鸥亭”区,就是“橘子族”们活动的地段。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的一个学生开着他自己的小汽车,载着我到这个富人区里去观光。大概是因为来去匆匆,时间太短的缘故,我并没有机会见识这些橘子族员,只是看到了这个新开发的居民区,建筑得非常气派,座座公寓大楼和幢幢花园洋房,都显得雅致、富丽、堂皇,很现代。

勤奋的韩国大学生们,对不务正业的橘子族员非常反感,他们很想治愈这个社会痼疾;韩国的大众媒体对橘子族员也持批评态度,电视台曾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向公众曝光。据说,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这些金钱的“发烧友”,对自己的行为也有些羞愧。他们为了避开大众媒体对自己的追踪,已经从“狎鸥亭”地区,悄然转移。可见在韩国,正派的青年群体和媒体舆论,对不好的事情,具有多么大的威慑力量。

四十六、世界末日教派

1992年的10月中下旬,KBS和MBC的社会新闻节目里,经常出现如下的镜头:

在汉城市的某座教堂里,一群穿着白衣白裤的人,光着脚板,神情激动,在集体进行与众不同的祈祷。这些人中,既有青年人和壮年人,也有老年人、妇女和孩子。有个孩子,从屏幕上看,年龄大概仅有十岁左右。他们的祈祷方式与我过去曾经看到过的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别具一格。他们的神情都很激动,动作都是大幅度的。其中有的人将双臂伸向高空,有的人用双脚轮流重踏地面,有的人则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们每个人的眼睛,差不多都是闭着的,好像很痴迷的样子。他们每个人的嘴巴,都在激烈地诉说着什么。最激动的时候,很多人都同时哭泣、嚎哭、表现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

这样的新闻镜头,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如此痛苦。我尤其不能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一个十岁左右的天真小孩子,也会表现出如此痛苦的表情?

带着疑问、不解和困惑,我请教了衣建美女士,她的丈夫是宗教界人士。她告诉我说:原来这是汉城的一个教派,一个相信1992年的10月28日就是世界末日的一群人。他们相信了一个牧师制造的谎言,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捐赠给了这个制造谎言的牧师,于是怀着虔诚的悲哀,在忏悔自己所做的错事,并等待着10月28日的到来,准备与世界同归于尽。有人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一到27日夜里24点,就实行自裁。

27日的午夜,是很紧张的时刻。从电视屏幕上,我看到教堂的外面站着焦虑的人群。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信徒们的亲属,他们是来劝导和帮助自己的迷途家人的,想接他们回家。这里还站着不少警察和救护车,是为那些痴迷的信徒们准备的,以防有人出于不理智的冲动,做出自残的行为。等到子夜的时辰到来之后,地球依然如旧,世界上并未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亲人们和警察们也渐渐地步入了教堂,那些痴迷信徒的情绪,才开始渐渐地冷静下来。有的人跟随着亲人回家去了,特别执拗的人也在警察的帮助之下,不情愿地离开了教堂。

几天之后,我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了一个长着马脸型面孔的男子,被韩国警方逮捕。衣建美女士指点我说:这个马脸男子,就是那个制造谎言的牧师。

四十七、美国佬真会做生意

美国佬真会做生意。

没想到,在北京的前门、东四牌楼吃过的肯德基家乡鸡,到了韩国的汉城,又吃了两次。

同样是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胖老头雕像站在大门口,同样是美国风格的店堂装修,同样的桌子和椅子,与中国的服务小姐穿着同样制服的韩国服务小姐,同样播放着的美国摇滚乐,同样味道的鸡肉块、土豆泥、菜泥沙拉、小圆面包,同样干净的卫生间和洗手设备,也同样是开在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段——我光顾过的两家,一家开在被韩国教授喻为是“汉城的王府井”的明洞,另一家开在国际商业街梨泰院——这里是美国人、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各国来客,特别喜欢光顾的街区。

与北京的肯德基餐厅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汉城的肯德基餐厅,座位要比北京少,店堂面积要比北京小得多。楼上楼下,大约各层只有30平方米左右。桌子与桌子之间,距离很近,显得比北京要挤。

可是顾客盈门,大多数是年轻人,或是带着小孩子的青年夫妇。

鸡的质量很好,热得烫手,服务也热情亲切。

坐在汽车上,也曾在不知名的路段,两次看见过麦当劳快餐厅外面坐着的美国小丑,说明这家公司,也像肯德基家乡鸡一样,在韩国落了户。根据历史猜想,不论是小丑,还是肯德基少校,在韩国落户的时间,肯定要比在中国早许多。不用进去,就知道会是同样的装璜,同样的巨无霸、麦香鱼、牛肉汉堡、炸土豆条等等。

于是想到:中国的烹调文化,历史悠久,堪称世界第一,论述此种文化的文章和专著也为数不少,为什么我们的国人,不让中国的食品走遍世界,到处开花结果呢?

为什么我们的全聚德、狗不理,一到了外国,价码就贵得吓人,好像外国人都是阔佬,而令人数众多的普通食客大众,望而却步呢?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麦当劳或肯德基那样,也来它一两种食品,既便宜又好吃,既卫生又有特色,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老百姓,都趋之若鹜,流连忘返,一来再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