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货币（即金钱）乃是社会财富随时可用的一种唯一社会形式。”从马克思关于货币也即金钱的一般的社会本质的这个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金钱具备这样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社会财富的代表者：第二，金钱这种社会财富和其他具体的社会财富不同，具有极大的流通性。任何其他的具体的社会财富，其有用性和有效性都要受到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金钱却不然，它可以超越时空，随时可用，具有极大的流通性，在一切交换过程中没有人会拒绝它。由于金钱的这样两个特征，又使它产生出一种特有的魅力，即所谓的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有钱能使鬼推磨”。另外，正如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富兰克林说，“请切记，金钱有一种自我孽生的能力。”也就是说，有了钱可以生出更多的钱来。钱是社会财富的代表者，并且这种社会财富具有不记名性（即持有者的身份和货币的价值无关），这就使得每个人都想得到钱。既然它不记名，那么钱从谁手中拿出来，就足以说明这钱属于谁，于是这钱的主人就可以任意使用这个“社会财富”。金钱又具有极大的流通性，无论在何时、何地，对于何人而言都是如此。这样，平民百姓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扩大他们的消费范围，进入到原来被拒之门外的地方，而特权阶层一方面喜爱金钱，因为它可以帮助他们得到所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金钱，因为它不记名的特点冲击着他们的消费特权。所以货币的出现引起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平民百姓要求商业竞争中排除任何特权的介入；另一方面是消费领域内手中有钱的人要求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扩大金钱的流通产生了人们对民主和平等的要求。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商业最早发达起来的欧洲，也发生在过去的我国。解放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票券最多时达四五十种。不过此时有了钱未必能买来东西（但是这种限制并非起源于消费特权，相反，倒是为了保证平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低价供应），因为当时社会分层为有消费特权的城市居民和无消费特权的普通农民。另外由社会地位决定的消费品供应也个别的存在过，例如三年灾荒时对不同级别的干部有不同的供应照顾，因而有糖豆干部和肉蛋干部之分。长期以来，我国还规定购买机票和软卧火车票必须在某一级别以上的人才有特权。因此才发生了“五个老农买机票的奇遇”。按级别购票的规定曾废除过一段时间，于是许多发了财的倒爷大量涌进软席车箱和候机楼，“打乱”了那里的秩序，结果规定重新被执行。凭级别证明买软席卧铺的规定到1995年秋才废止。可以说废止这些规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而促进这些进步措施发生的正是金钱不记名的特性。正如克洛尔所指出的那样：“货币购买商品，商品购买货币，但是商品不能购买商品”。在货币经济中，货币与其他商品存在着不可弥补的非对称性，即：货币是唯一一种可以购买其他任何物品的商品。换句话说，商品只有在经济活动中能直接与其他所有商品相交换，才能成为充分实现我们目的的货币。中国有句古语：“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说的就是在货币不畅通的时代，人们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生活就会处处碰壁。前几年正是由于金钱的流通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很多人出门旅行为了买车票、住旅馆往往还要托熟人。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达、货币通畅的国家里，出门有朋友固然好，没有朋友只要有钱也不用发愁。
事实上，现在社会中的我们早己习惯了金钱（尽管还不是万能）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方便，从来也没有想一想，一旦废除了金钱，或者哪怕只是减少一点金钱的流通性，我们将面临一个多么尴尬的局面。其实，只要回忆一下三年灾荒和文革时几十种日用品要凭票供应这些往事，我们就会感受到金钱流通的伟大意义了。既然金钱是社会财富的代表，那么拥有金钱就意味着拥有财富；既然金钱流通具有无限性，那么拥有金钱就等于拥有一切。这一系列的推理就必然使没钱的人想拥有金钱，使有钱的人想占有更多的金钱。这种逻辑使得不少人想方设法弄钱，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把获得金钱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钱本来是一个人持有购买力的凭证，当一个人出售了产品，他得到一笔等价于商品价格的钱，这是他通过交换得到的购买力；当一个人出卖他的劳动，他得到作为工资的一笔钱，也是他出卖劳动得到的购买力。既然钱是作为购买力的凭证，那么就有人设法直接去弄钱，而并不提供任何交换，印假钞票就是一个例子。因为钱是不记名的，它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就证明是谁的，于是有人想方设法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弄到自己口袋里，偷和抢是直接了当的办法，骗和赖则是隐蔽一些的手段。很多人正是因为反感类似该种与金钱有关的不良社会现象而诅咒金钱，认为是它扰乱了民心，就像当前的改革开放，虽然提高了人民的收入，促进了社会的富足，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人感叹“人心不古”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难道这些现象真的是由金钱，并且只有金钱才能引起的吗？换句话说，是不是如果没有金钱这一交换媒介，这些欺骗、偷盗等不良的社会现象就不会发生了呢？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金钱，就不会有社会交换和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就不会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就不会有现代社会的产生。如果没有金钱，人类将永远无法走出自然经济那种男耕女织、小国寡民的藩篱，永远无法享受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金钱对人的自由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哈耶克说过，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有了金钱，人们才有条件走出封闭的家园，走出土地的羁绊，走向广阔的社会。正是借助金钱这一媒介，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和具体物质限制的广泛的交换关系，从而既促进了人和社会的丰富和发展，又创造了人自由活动的空间。当然，这仅仅是金钱功能的一个方面。哈耶克说，金钱又是人类最悲哀的自我枷锁。马克思则更深刻地揭示了金钱异化对人格的扭曲。不过，客观地讲，这一切并不是金钱本身的悲哀，而是人性的悲哀。正如圣经所言：贪婪是一切罪恶之源。人类的偷盗、欺骗等和金钱有关的恶劣行径，并不是冲着“金钱”这个实物（或者是金属块状物，或者是各种颜色的纸）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获得那个作为购买力的凭证，所以，无论是什么作为买卖的中介，那些人都会为了它而偷盗、欺骗。换句话说，金钱不是引起这些恶劣行为的原因，真正引起这些恶劣行径的根源在于“人心”。只要他想不通过诚实劳动获得那个交换媒介，无论那个媒介是什么，他都会偷、抢、骗，如果“人心”想遵循按劳取酬的社会原则，那么无论是什么充当这个买卖的中介，这些遭人唾弃的可恶行径就都不会发生了。所以，对于社会上的那些与金钱有关的不良行为，我们要有一个客观公允的态度，对于金钱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要树立起正确的金钱观。
§§§第二节 什么是金钱观
一、金钱观的内涵
所谓“金钱观”，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对金钱的看法和态度。随着货币金钱的产生，也就产生了金钱观，正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一样，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的金钱观也不尽相同的，“金钱万能”、“金钱至上"、“视金钱如粪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都表达了人们不同的金钱观。
做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金钱观具有主体性、传承性和嬗变性三个主要特征。所谓“主体性"是指金钱观不能脱离人这个主体而单独存在，它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主体不同，金钱观不同，主体变化了，金钱观也随之变化。“传承性”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金钱观一旦形成，它的影响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旧的金钱观很难彻底、完全地清除；第二，一个人的金钱观的形成往往受上一代的影响，而他又以同样的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下一代人的金钱观。然而，我们说金钱观具有传承性，并不代表着个体、群体或者一个民族的金钱观是永远不变的。金钱观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内化，如果影响金钱观形成的客观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发生了变化，同样人们的金钱观也会发生变化。金钱观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协调与导向的作用。金钱观可以协调入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金钱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对待自然、他人以及社会的态度。金钱观的导向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需要金钱观的引导，主流的金钱观往往渗透在统治阶级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舆论宣传之中，引导着人们如何看待金钱、如何获得金钱以及如何使用金钱等等。
金钱观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一定的金钱观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并对其产生相当的影响。一个人对金钱的认识和态度，影响到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和态度。错误的金钱观会使人们的三观发生扭曲，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
诚然，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金钱的作用也逐渐凸显，我们不可否认金钱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有了钱就可以有许多东西，就能建立一个在物质上比较富裕的家庭，也就能过较为舒适的物质生活。然而，有些人夸大了金钱的作用，认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而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只要有了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没有打不通的关节，在这样的金钱观的指导下，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扭曲，他们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追求物质财富、积累金钱，因为金钱可以主宰一切。于是，有些人为了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置法律与道德于不顾，而当他们成了“大款”之后，为所欲为，认为金钱可以摆平一切，甚至被关进监狱都可以用钱买出来，这种种表现都是错误的金钱观在作祟。但是，要知道，金钱买不来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每个人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金钱可以用来买房子，但不能买一个家；可以用来买床，但不能买睡眠；可以用来买时钟，但不能买时间；可以用来买书，但不能买到知识；可以用来买药，但不能买到健康。所以说，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观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和对待金钱的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这个问题在我国真正地突出起来，是与我国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系的。在这个过程中，金钱的作用日益明显了，金钱的问题已经不仅是一种经济领域中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树立正确的金钱观的问题成为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中的重要问题。
可见，金钱观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而，我们对钱要有一种正确的认识，既不能像晋朝的王夷甫那样把它蔑称为“阿堵物”，连碰也不愿碰它，也不能为它而疯狂，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它。
二、金钱观的构成
金钱观是关于金钱的总的看法和观点，包括人们获取、占有、安排金钱的方式及与此相关的价值观念、生产观念、交换观念和分配观念等的总和。在内涵结构上，金钱观主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对金钱价值的理解、谋取金钱的手段和安排金钱的方式，简言之，就是金钱价值观、致富观和消费观。金钱观这三个组成部分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对金钱价值的理解是基础，获得金钱的手段即致富观是价值观的表现，它是金钱观的核心，如何使用金钱即消费观是前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说，这种结果又从现实的角度影响金钱价值观的形成。由此可见，这三个组成部分，环环相扣，形成了金钱观的整体。首先，我们看看金钱价值观是如何起到基础作用的。虽然金钱价值观是客观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这种反应支配着主体相关的实践活动。只有主体对金钱价值的理解是正确的或是高尚的，他实际的获得金钱的手段才能是道德的、合法的，相应地，他支配金钱的方式才能真正且自觉地受到法律与道德的规范。反之，如果对金钱价值的理解是歪曲和错误的，那么他相应的致富和消费活动很可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即使主体获得或消费物质财富的活动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也是被动的或是非自愿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没有思想上的清白，也就不可能有金钱上的廉洁。”
主体对金钱价值的理解这一主观思想付诸于客观实践，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主体获得金钱的途径和手段，这就是致富观的问题，它是金钱观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主体的金钱观的健康与否。一个人的致富观如果是符合道德标准的，那他的金钱观一般来说也会是正确的、合理的；反之亦然。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整个社会多数人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采用的是道德的、合法的手段，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将是健康有序的。由此可见，我们要树立积极、正确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金钱观首先在于对致富观的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