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陆英
2008年5月19日下午2时28分，汶川大地震以后的第七天，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一道，向那些静默于废墟之下的生命致哀。这是我们共和国第一次设立全国哀悼日，用国祭的方式表达对遇难同胞的沉痛哀思。这充分体现了对遇难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体现了我们民族伟大的“仁爱”精神。
让我们从这个永生难忘的历史记忆开始，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正是先哲孔子，把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凝练成一个字：“仁”。他用仁者“爱人”把蕴含在人性中最光明最珍贵的精神揭示出来。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悌、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其中孝悌是根本。几千年来，爱生命、爱亲人、爱朋友、爱大众、爱国家，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种精神又升华成为爱祖国、爱人民、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成为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的纽带。无论是遇到天灾还是人祸，每当我们中华民族处于最关键、最危难的时刻，伟大的仁爱精神就会从她的儿女心中迸发出来，汇聚成任何艰难险阻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就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从远古的“天命观”到孔子的“人学”
在远古的夏商时代，人是不被重视的，人们相信宇宙间有一个主宰一切的神，把它叫作“帝”或者“天”，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人的吉、凶、祸、福，都是听命于天的。这就是夏商时代的“天命观”。
到了周代，人们对天的信仰开始发生变化。周公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为了论证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提出了“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认为天命是时常变化的，天保佑不保佑你坐天下，要看你是否有德。周公认为，周朝之所以取代商朝，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有德，而商纣王无德。有一个成语叫“助纣为虐”，这个纣就是指商纣王，他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暴君。周公提出的这个观点，强调统治者的命运主要是靠德性来决定、来维持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
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个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进而对鬼神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他的学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当学生问孔子鬼神之事的时候，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既然怀疑鬼神的存在，为什么又特别重视丧、祭之礼呢？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他的学生曾参也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什么是务民之义呢？就是说为政者要着力引导民众遵循道义、维护正义。怎样才能做好引导工作呢？为政者对鬼神要敬而远之，但是要借助民众信仰鬼神的心理，推行丧、祭之礼。所谓“慎终”，就是丧礼，父母去世了，要按照礼仪安葬他们，为他们守孝。所谓“追远”，就是祭礼，祭祀祖先，以表达敬畏和追思之情。孔子重视丧、祭之礼，目的是为了通过这种仪式教化民众，借以弘扬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和孝道，使民德归厚。在这里孔子告诉我们，为政者的智慧就是要善于因势利导。
孔子对鬼神之事搁置不论，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的研究，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我们把它称为“人学”。为什么称为人学？因为它是集中地研究人的真情实感、人的日常生活、人的品行修养、人的道德教化，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学说。
孔子“人学”的核心是仁爱思想，“人学”的本质特征就是重人事，讲教化，不重鬼神。据统计，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多达109次。这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仁”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并不是孔子的独创。孔子的贡献，在于从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若干道德观念中，首先突出了“智、仁、勇”三种品德，作为君子之道，进而又把“仁”提升为统领各种道德规范的总道德。这样，“仁”就升华为一种贯穿于其他道德规范之中的基本的精神境界。唐朝思想家韩愈在他的《原道》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道统”说，就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他认为这是孔子学说传承和发展的脉络和系统。我认为，韩愈的这个“道统”说总体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把荀子包括进去。荀子是孔子学说的另一位主要继承人，他和孟子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借鉴和吸收了其他各家，主要是道家、法家的一些思想。可能因为这样，后世一些儒家不承认荀子作为孔子学说继承人的地位，这多少有点门户之见。荀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生而具有的本能是相近的，人与人的差别，主要是后天环境的影响和个人努力程度的不同而造成的。基于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对前来求教的各种人，不论是贵、贱、贫、富，不论是哪一个诸侯国的，也不论是智力高低，一律实施平等的教育，这样就把他的思想广泛地传播到民众中去。西方文明由于深受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因而对上帝的信仰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撑和安慰。而在中华文明中，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巨大的影响，对现实世界和人的世俗生活的关注，对人的伦理道德的培养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的塑造，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精神动力的不竭源泉。这是孔子“人学”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宝贵的价值，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没有宗教，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这话非常深刻，值得深思，它告诉我们：第一，孔子的学说不是宗教，而是对人的教化。第二，在中国，宗教只是在民间存在。梁先生所说的中国没有宗教，是指宗教从来没有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第三，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或者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就是“孔子之教化”。
那么，儒学的信仰和宗教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主要有这样三点。第一，宗教是对神秘世界的崇拜，儒学是对人类未来的追求。宋朝人张载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为万世开太平呢？就是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第二，基督教、佛教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来生。我国本土的道教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长生，追求成仙，主张出世。而儒学则强调把握今生的意义。儒家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人生的“三不朽”，认为这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生。第三，宗教是由上帝和鬼神来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儒学更强调理性地看待命运问题，强调把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学和宗教是有区别的。而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却有着很多契合的地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深入地挖掘孔子“人学”的积极意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
孔子论君子之道——仁
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彰显了中华文化关于做人贵在人品的理念，受到社会高度关注。“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社会大变革大发展，人们价值观念趋向多元的形势下，思想道德建设非但不能有丝毫的放松，而且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品行或人品是衡量一个人道德面貌的客观标志。孔子学说的一大特色，就是他关于人品的论述。他竭力倡导和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做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君子，反对那种巧言令色，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伪君子。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虽然是极而言之，但是也说明他把学道和实现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孔子所说的道就是仁爱之道，他一生的理想就是弘扬这个道，培养具有健全完善人格的君子，去担当天下兴亡的责任。
在中国古代，君子特指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人；小人特指被统治者和下层社会的人。这是君子和小人原有的概念，是从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来划分的。孔子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把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称为君子；把道德缺失的人，没有道德的人称为小人。这就突破了以往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评价人的框框，而以道德品质的高低作为评价人的基本标准，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把具有这种道德品质的人称为仁人或者君子。
孔子抓住“仁”这个核心，提出了一整套关于道德教化和社会规范的思想。
第一，“仁”的基础是直。孔子说，“人之生也直”。这个“直”就是人的真情实感，质朴、坦率的秉性，是仁爱思想的基础。孔子赞成那种刚毅木讷的实在人，反对那种巧言令色的虚伪人。我们繁体的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就是强调要从内心出发，用真心去爱。
第二，“仁”的内涵是爱人。学生樊迟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了两个字：“爱人”。这种爱是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孔子解释仁有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叫作“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句话提出了恭、敬、忠三个字。还有一句话：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就是仁，提出了宽、信、敏、惠四个字，这是对仁的内涵的具体化。
第三，“仁”的根本是孝悌。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是人自身的品德，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悌”是最真实的感情，因而是“仁”的根本和出发点。
第四，“仁”的延伸拓展是“爱民”。“孝之放，爱天下之民。”这句话出自1993年10月出土的《郭店楚简》里面。就是说，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推广到爱天下的民众，也就是“泛爱众”。对于尧舜那样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来说，孔子认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比“仁”的境界更高的圣德。
第五，“仁”的原则是“忠恕”之道。基本要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高的标准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具体方法是“能近取譬”，从切近处做起，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第六，“仁”的关键是自己去做。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仁”这种品德就在自己身边，只要真心去做，就能做到。
第七，“仁”的规范是礼。一方面，孔子强调“仁”是“礼”的根本，“人而不仁如礼何”？就是说人如果失去仁爱之心，那还怎么运用礼呢？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礼”是“仁”的规范。仁既然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的一种行为，那就必须有统一的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秩序来加以约束。“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君子要在学礼、明礼的基础上克制自己非礼的欲望，自觉地遵守礼，大家都这样做，天下才能归仁。
第八，“仁”的目的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要体现仁的精神，通过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世间的和谐。
孔子提出的君子之道，就是仁、智、勇“三达德”。他说，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为什么不忧呢？因为他品性高尚、悲天悯人、胸怀坦荡、内省不疚、故而无所忧虑。智者为什么不惑呢？因为他勤学敏思，明道达义，因而无所迷惑。勇者为什么不惧呢？因为他见义勇为，志道直前，因此无所畏惧。这是达到一个君子的三个重要的条件。在这三个条件中，仁是道德核心，思想境界；智是学问和智慧；勇是胆量和行为。仁是体，智与勇是用。关于智与仁的关系，孔子说，“知（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才而无德的人。尤其是一个治理天下的人，如果只是学问和智慧达到了条件，而不能坚守仁德，即使得到天下，最终也必然会失去。关于勇与仁的关系，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就是说，仁者一定是勇敢的，仁者之勇是大智大勇，是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而缺乏仁的精神的勇，是匹夫之勇，他会干出许多伤害仁德的事，是不可取的。孔子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君子把坚守仁德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他们是那种不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的人，是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的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仁者“爱人”不包括老百姓。理由是古代的“人”字指上层贵族，不包括“民”，“民”字才指的是老百姓。因此他们说，孔子在当时既没有爱过老百姓的言论，也没有爱过老百姓的行动。
从仁的内涵上做文章，去否定孔子的仁爱思想，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古代的人字包括不包括民，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不包括，有人则认为，人与民两个字有时候有区别，有时候没有区别。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就持后一种观点。我们没有必要拿这个扯不清的问题去说事，还是用事实说话为好。
如果承认“民”的含义才是老百姓，那么在《论语》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孔子有许多爱过老百姓的言论。孔子曾经高度地评价“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为，这里的“民”和“众”不就是老百姓吗？“修己以安百姓”就讲得更清楚，他说这种行为比“仁”的境界更高，尧和舜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孔子在评论春秋杰出的政治家子产的时候，指出他具有君子的四种美德：“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养民也惠”，就是要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使民也义”，就是让老百姓劳动的时候，从他们的意愿和实际利益出发。“孝之放，爱天下之民”，把“爱”字和“民”字直接联系在一起，更加清楚地表达了孔子爱民的思想。孔子从来不轻易地说某人符合仁的标准。但是他在评论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力”的时候，却连连赞许说，这就是仁啊，这就是仁啊。可见，他认为能够使天下安定，又能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的人，就是仁人。孟子曾经引用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说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如此痛恨，对用活人殉葬就更加反对，这说明在他的仁德中，包括重视人的生命。
孔子有没有爱过老百姓的行动呢？孔子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学在官府”，从事教育，有教无类，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例，并倾注毕生学识整理典籍。孔子为什么能突破学在官府？为什么能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就是因为他的仁者爱人中，包括对老百姓的爱。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对前来求学的人，实施平等的教育。在孔子的弟子中有许多贫贱的寒门子弟。即使在当今社会，办教育，尤其是办面向平民的教育，都被视为重要的民生之举。孔子开创了教育平民化的事业，他的杰出贡献怎么就不能称为爱过老百姓的行动呢？
还有一种观点，以孔子的“仁”是“爱有差等”为理由，来否定他的价值和积极意义。这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学，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被推崇到独尊的地位，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优胜劣汰，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并不否认，儒家学说在汉代以后成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这是它得以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孔子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不要说广大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深山僻野中，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也能说出几句孔子的名言，孔子的思想也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他们。对于这样的现象，是不能简单地用统治者愚弄老百姓来解释的。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孔子提出的仁爱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性根基，符合人们真实的情感。第一，仁爱思想主张以孝为出发点，这就抓住了父母与子女之情这个人心中最深层、最真挚的情感。第二，主张推己及人，把亲亲之情延伸扩展到泛爱众，这就激活了人心中最闪光、最宝贵的良知。第三，主张能近取譬，从自身做起，去实践仁的精神，既强调了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又可以通过教化而得到推行。第四，主张以礼作为仁的规范，实现人际之间的和谐，使仁的推行有了社会认同的准则，既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也符合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由仁爱思想积淀、传承并发展而来的崇尚和谐的中华文化，所孕育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成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精神纽带。
那么，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有什么区别呢？墨子主张的兼爱是“爱无差等”，他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要求人们不分亲疏，无条件平等地去爱所有的人。孔子主张的仁爱是“爱有差等”，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认为爱是人内心的真实情感，人总是爱自己的亲人胜过爱其他的人。这是二者的区别之一。
区别之二，墨子主张先从爱他人做起，然后他人也回报自己以爱。他说：“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孔子主张先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然后推己及人。他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就是说要从爱自己的父母、亲人开始，推广到爱天下的民众，即“泛爱众”，以及世间万物。
在我们今天来看，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仁爱，就其最终的目的而言，都强调关爱他人，是殊途而同归。
墨子的“兼爱说”虽然充满了博大的情怀，有我们应当汲取的精华。但是它脱离了人的情感的实际，缺乏人性的根基。战国初期，墨子的学说被称为“显学”，叫作“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是杨朱，墨是墨子。“兼爱说”兴盛了一段时间，到了战国末期，就销声匿迹、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缺乏根基，好像“空中楼阁”，看起来很高远，但是你想上去，却找不到上去的路。
而孔子的仁爱思想传承了几千年，因为他是以人类最真挚的亲亲之情为根基的，是符合人性、符合人们情感之实际的。一个人，他和自己父母、子女的情感，与其他人比起来，总是有差别的，这是客观实际，要承认这个差别。同时更要看到，孔子的仁爱思想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作为根本，从这一根本出发，再到兄弟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并延伸扩展到爱广大的民众，爱社会，爱国家，爱天下。孔子认为，人的这种境界并不是生而俱有的，一个人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经过教化，必须修身克己。儒家教育人、提高人，就是要使人首先懂得父母、子女之情是最珍贵的，要坚守孝道这个根本。同时又要实现自我超越，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用对父母、子女的爱心去爱天下人。只有经过这样的教化，有了人文的修养，人才会从根本上脱离动物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能实现由小我到大我的超越，担当天下兴亡的责任。这就是儒家以修身为本，把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道理。
儒家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尤其是当它成为封建国家的主体思想以后，也生发出一些遏制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消极因素。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坚持以人为本，对儒学加以总结、扬弃、转换和提升，弘扬其积极意义，摈弃其消极因素，使它在当今时代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孔子论君子之本——孝
“人学”的核心思想是仁，出发点和根本是孝。孝悌之道根源于人类纯真的亲情之情，生长于中国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和家族社会之中，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孝悌之道不仅具有道德约束的功能，而且具有法律条文的性质，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因此，其中既有充满着人性和人伦色彩的传统美德，又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遗产，我们应当去粗取精，古为今用。
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做一个君子，首先要专心致力于对父母的孝，只有把这个本立起来，人与人相处的仁爱之道才得以通行。
孔子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他把孝看作是人的最根本的品德，也是对人进行道德教化的前提和基础。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五种基本关系，这就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称为五伦。从古至今，每一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都是处于这五种关系之中。如今虽然时代变了，但作为人的这些基本关系大体上说没有改变，只不过君臣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了，而被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替代了。在《大学》这部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作了这样的规范：“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个“止”字就是达到的意思。作为君王，你要达到仁的标准；作为臣子，你要敬业，恪尽职守；作为儿子，你要对父母尽孝道；作为父亲，你要对子女行慈爱。与朋友、与同事、与国人相交，要坚守诚信的原则。虽然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规范，但其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仁爱。父母对于子女的爱，称为“慈”，子女对于父母的爱，称为“孝”，“父慈子孝”是相互的、对应的关系。父母对子女付出了慈爱，子女回过头来报答父母就是孝。孔子论述了三年之丧之所以会成为“天下之通丧”的道理。他说，一个婴儿出生以后，需要三年的精心呵护，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因此子女也应有三年的爱心回报他死后的父母。这就是说，孝是子女对父母爱的回报。当今社会，三年之丧的旧礼制作为一个具体的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子女要对父母的爱给予回报，要有感恩之心，这一点，对于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来说，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值得珍视和提倡。
兄弟之间哥哥对弟弟要关爱，弟弟对哥哥要尊重，这就是“悌”，就是“兄友弟恭”，它也是相互的、对应的关系。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的仁爱精神，就是从对父母的孝开始，延伸到对兄弟的悌，对朋友的信，以至于对天下人广泛的爱。同时要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向他们学习。
孔子论“孝”的要义和精华：一是“能养”。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能养就是能赡养父母，这是子女尽孝应承担的最基本的义务。二是要“敬”。孔子进一步指出：“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如果只把赡养父母当作孝，那是很不够的，是一种世俗偏见，就是犬马也一样有人养着。如果没有对父母的尊敬之心，又与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孔子强调的是对父母尽孝要有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要有尊敬之心。三是要和颜悦色。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就是说对父母尽孝难在子女的态度上。如果总是给父母脸色看，即使让他们吃得再好，穿得再暖，他们心里也不会痛快，这就不能说是孝。四是要“几谏”。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个“几”字是轻微、委婉的意思。孔子并不主张子女对父母要绝对地服从，他认为子女侍奉父母，假如父母有过错，应当委婉地进行劝告，如果父母不听从，也要照常地恭敬，不能违逆，再看时机进行劝解，这样做虽然操劳而忧心，但也不能对父母产生怨恨之心。五是要无违于礼。鲁国大夫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了两个字：“无违。”学生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他所强调的是，要以礼事亲，不可违背于礼。孔子教人是很讲针对性的，孟懿子不能遵从他父亲贤而好礼之教，所以孔子针对他讲得“无违”，就是不要违背父亲的教诲，这是就具体情况所做的回答。但是就普遍事理而言，孔子强调的是无违与礼，父母在世，如有不合乎礼的言行，子女是不应当顺从的，而要以合乎礼的方法对待，这是对父母真正的爱护、尊敬。《孝经》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谓“争子”，就是敢于劝谏父亲的儿子。据此可知，孝顺之“顺”，绝不是一切顺从的意思，而是指父子和顺、家庭伦理关系顺畅。有人片面地理解“孝顺”，甚至把孝文化指责为“奴才文化”，这是毫无道理的。孔子强调，孝的精神，还应当体现在父母去世以后，要按照礼制去安葬他们、祭祀他们，这才算子女尽孝有始有终。六是要“尊亲。”《祭义》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就是说，一个人能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使父母受到尊敬，这是最大的孝，是“达孝”。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使父母受到侮辱。再次才是能养活父母。可见，儒家所提倡的孝，最重要的是要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以上各点是充满人性色彩，具有穿越时空价值的伦理思想，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大力弘扬的。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所倡导的孝悌之道，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原则和思想基础，被附加上去一些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内容，甚至成了法律。例如所谓“不孝罪”，就属于“大逆不道”。只要你犯了“不孝罪”，父亲可以处死儿子，一个家族、一个宗族可以动用各种刑罚将其处死。再如，子女和后辈对于父母、长辈必须绝对服从，包括对于子女的婚姻问题，对于子女财产的支配权，甚至“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如此等等，这样一些由专制集权制度附加上去的糟粕，是必须予以剔除的。
由于近代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把孝道一概斥之为封建余孽，影响所及，在长幼关系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尤其需要继承、改造和升华这种植根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纯正情感的人类之爱，让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从2008年起，清明节被国家定为法定节假日。确定清明节为法定节假日，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清明节中所蕴含的尊重历史、孝敬父母和祖先的深刻文化内涵，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敬老孝老精神。
首先，在家庭生活中，应该弘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地履行家庭责任，建设和谐的家庭。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其次，在全社会，要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新风尚。
第三，在子女婚姻问题上，应该摒弃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观念，父母既要关心子女，为他们当好参谋，又要尊重他们的婚姻自由。
第四，在养老问题上，一方面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应该大力倡导敬老孝老的精神，把两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适应老年社会的新路子。为此，突出强调子女和晚辈对于父母和长辈的孝道，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子女不但要在物质上承担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而且应该在精神上去尊重、体贴、关爱父母，多和他们进行感情上的交流，让他们在身心两个方面都得到幸福和快乐。
孔子论君子为仁之方——忠、恕
所谓为仁之方，就是实践仁爱思想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那么，这个贯穿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道”是什么呢？曾参的理解和把握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虽然不能涵盖孔子学说的全部思想，但是，却抓住了“为仁之方”这个道德实践的要害问题。
“忠”和“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忠道，是从积极意义上去实践仁的途径和方法，是一个高标准，也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所强调的是真诚待人的精神，自己想立得住，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让别人立得住，有所作为；自己想通达，也尽心尽力让别人通达。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尤其在我们今天竞争的社会。有些人，当他意识到某人是他的竞争对手时，就要千方百计地去设置障碍，去诋毁人家，这是很不好的。如果你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起码不要给竞争对手设置障碍，诋毁人家，你可以凭自己的真本事和他进行平等竞争。
恕道，是从消极意义上去实践仁的途径和方法。学生子贡问，假如有一个字，能使我终身按照它去做的话，这个字是什么呢？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字啊！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恕道所强调的是尊重他人的精神。你不愿意让别人为你设置障碍，去诋毁你，你也不要用这种方法去对待竞争对手。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做到这一点也是好的，也符合仁的精神。总而言之，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怎样才能行忠恕之道呢？儒家提倡要“修身克己”。修身克己是一个“内省”的过程，也就是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按照忠恕之道办事，并不容易，因为人是有私心的。只有克服掉私心，心中才能容得了他人，才能装得进天下。把孔子的学说概括为“忠恕”二字的曾参，这样总结他的内省体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就清楚地说明，他日日自我反省的要点，就是为他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实守信？对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认真复习？只有通过这样的自我反省，加强道德修养，克服掉私心，才能推己及人，真诚待人，尊重他人，行忠恕之道。
孔子从修己与待人两个方面指明了行忠恕之道的方法：第一，为仁由己。这是强调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都是强调实践仁爱思想要靠个人的自觉，要从自己做起，从眼下看得见的具体事例一步一步做起。
第二，严于律己。孔子向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里的“厚”与“薄”，指的是严与宽。孔子认为，反躬自问，对自己要严格要求，而对于他人，则要宽以待人。他把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看作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区别，“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有了问题以后，君子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小人从别人方面找原因。
第三，见贤思齐。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人要看见自己的模样，就要照镜子。人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需要“照镜子”。这个“镜子”，就是他人。孔子告诉我们，看见贤人，就要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应该自己反省，我有没有同他类似的毛病，如果有，就要立即改正。
第四，见利思义。孔子在回答怎样才算是一个“成人（全人）”时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根本界限。“见利思义”，就是指君子在看见利益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符合不符合道义，自己应该不应该得到。如果见利而忘义，那就是小人。他在论及天下大事时，同样强调了这个观点：“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这样干，也没有规定不要这样干，只看它是不是符合道义，这是唯一可以比对的标准。
第五，慎言敏行。孔子特别重视人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问题，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说话要谨慎，不说好听话、空话，不吹牛，而在行动上则要勤奋敏捷。他认为，古代的圣人不肯随便讲话，就是因为怕说了以后自己做不到。“以约，失之者鲜矣。”常常约束、检点自己，过失就比较少。强调言行一致，说到底是要讲诚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提出“成人（全人）”应当具备的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强调为人要言而有信，即使经过长久的穷困日子，也不要忘记自己平生的诺言。
第六，修己安人。孔子认为，修己不是目的，通过修己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从而更好地造福于百姓，造福于社会，这才是目的。他回答子路问君子的三句话：“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从三个层次上指出了人生的不同境界。第一个层次，对于一般的君子来说，修养自己就要使自己能够严肃、庄重、恭敬地去做事。第二个层次，对于更高标准的君子（仁人）来说，修养自己就要使他人得到安宁和快乐。第三个层次，对于尧舜那样执掌最高权力的圣明君王来说，修养自己就要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宁和快乐。孔子的这个思想，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境界。
第七，约之以礼。修己严，待人宽，是忠恕之道的要义。孔子认为，无论是修己，还是待人，都要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当时是指国家的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孔子揭示了仁与礼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礼的内在根源是仁，因为礼的实行离不开人的自觉的道德实践。而人的行为是不是符合仁的要求，又必须以“礼”来衡量和规范。孔子说：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是要通过广泛的学习而明礼，进而用礼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儒家强调，礼的运用，贵在实现人际和谐的目的。同时又强调，如果只知道和，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说“克己复礼为仁”的原因。所谓“克己”，是讲自身的修养；所谓“复礼”，是讲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克己”是“复礼”的基础，“复礼”是“克己”的归宿，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
忠恕之道对于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具有重要价值。把孔子的仁爱思想归纳为“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其意义在于强调只有认真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自觉地实践仁爱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名言，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乃至保护人类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儒家讲仁爱，首先是爱人，尔后由人及物，扩展到爱惜其他生命，爱惜自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全球伦理宣言》评价为是“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的普世伦理。
孔子的仁爱思想对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传承，发挥着广泛、深入、持久的影响。到了今天，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在抗击汶川大地震中发挥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灾难无情，人间有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地震灾害发生后响彻在中国大地上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人最博大的爱就是爱人民，最深切的爱也是爱人民，最真挚的爱还是爱人民。抗震救灾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