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我虚度75岁，与诗结交近六十个年头了。回忆起来，有两段时间我与诗患难相交，真正到了狂热的地步，诗成为我的第二生命。
1941年和1942年，想奔赴陕北未成，卜居在天水城外北山的一座古寺万寿庵里，青灯黄卷，很像莱蒙托夫怜爱的那个追求自由世界的童僧，经历了一段死寂而又躁动不安的生活。诗成为我反抗命运的救星，企望能在创作的梦境中解脱苦难，心灵得到抚慰。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的一片树林里，写下了《鄂尔多斯草原》、《智慧的悲哀》（诗剧）等长长短短的几十首诗。诗似乎也哺育和激励着我的身躯，由一米六猛长到一米九十以上。
另一段时间是“文革”后期1971年到1974年，管制放松了，成天幽灵般游荡在日渐空茫的文化部干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地从心中觉醒和冲动上来。并不是我清醒地立意要把诗找寻回来，是诗如钟锤般撞醒了我，敲响了我。这时才感知有一个诗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闭在我的心里，几十年的人世沧桑并未把我和诗拆散。此刻回忆一下，不是我返回到孤独的内心世界，而是异常坚定地进入了世界的内心。面对着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华南虎》结尾部分的那只虎），诗是扇动着的翅膀。
再闭目沉思片刻，发现上述的两段时间，我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有不少相似之处：孤独、郁闷、期待，生命的四周出现了非常空旷的地带，恬得很单纯、自在。“文革”后期的这种自在和单纯，是经历过几十年的苦难生涯才到达的境界。这自在单纯与柏年代初的那个单纯有本质的差别。在万寿庵》居时，我不到20岁，当时的单纯跟简单相差不了多少，是近似原生的那种单纯的生命状态。经过30年的苦炼，对人生、历史、世界以及诗，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感悟，才获得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如果回避人生苦难，不是经受人生，绝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因此，我一直不欣赏甚至讨厌“直面人生”这个词，“直面”并非投入其中，仅仅是个不及物的动态。
二
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我生活了五年又三个月。
最初两三年，从事繁重的劳役，后来稍稍清闲点。一个人住一问屋，取名“汗血斋”，在杂记本上草草地记下不止五六十首诗，我在给张洪波的一本随笔集《摆脱虛伪》撰写的序文中谈到了当时的状况。1984年出版的诗集《温泉》中收了二十几首，只一半的样子。这次刊出的八首诗，不记得当时编集子时为什么没有收入，显然不是删汰，多半是以后才整理出来的，来不及编入了。后来竟然将它们忘了，一堆原稿一直搁在书柜的一个角落，其中还有三首长诗的草稿。非常对不起这些跟我一同受过难的诗稿。去年韩国釜山东方大学的金龙云教授和他的两位助手，在社科院文研所刘福春的协助下，译编我的“诗全编”，准备在韩国出版。我当然十分高兴。但是我的诗要想找全，难度极大，柏年代已发表的多半难以找到了，回想一下，那些诗（至少有上百首）大都写得幼稚，肤浅，散失了并不可惜。但是写于“文革”后期的这些在苦难中慰藉过我的汗血诗，却万万不可忘在脑后。
这次刊出的八首诗中，《三月的黎明》、《冬天的青桐》的写作经过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三月的黎明》或许是编《温泉》时有意删汰的，当时的头脑里有不少顾虑，觉得太纤细和清淡了，看不出历史的悲痛，容易引起误会和曲解。
其实这首小诗构思与修改的时间最长，几乎写了半年之久。
诗里的情景完全是实写，写得十分地愉快和投入。这小诗的淡淡的画面、似有似无的声音，以及一瞬间显现的美丽动态都是黎明本身的自然状况，从大自然永恒的生命的脉动中，我感到了一种圣洁一种天性，使我伤痛的心灵得到了深深的浸润和抚慰，全身心得到了一次再生般的净化。我一生极难写得出这样一首“完美”的诗。我有一个奇特的畸形的审美个性，从来不愿自己的诗显出“柔媚”和“完美”。《冬天的青桐》其中有着属于时代和个人的伤残的悲剧心理，构思的时间也很长，不是即兴而作的诗。这棵青桐是我手植的，朝夕相处，我深深地了解它的成长过程和优美的品质，它的生命是一支歌，我从中得到感悟，诗的语言就应当具有青桐的品质，敏感而美丽，通体布满神经，坚韧而不屈，有弹性和力度，天然地生成一个歌唱的灵魂。《坠空》也不是虚构的，几乎是纪实，我和几个少年（出版社干部的子弟）在沼泽地的芦丛中找到了这只坠空的老鹰。它的体重异常轻，躯体小得令人难过，这是因为它一生搏击在狂风暴雨中，耗尽了精血，就如荒原戈壁上的汗血马，在奔跑中倒下时，体躯变得奇小，骑士把它扛到背上埋葬在家乡的地里。人的一生也该如此，写诗的人更应该如此，耗尽精血。记得当时几个顽皮的少年，妄图尝尝这只坠空的鹰的滋味，煮了好久好久，煮不熟，煮不烂，它的筋和肉如骨头那么硬实。我尝了一口，满嘴苦涩的腥气，鹰的灵魂在诅咒我们。《奇迹》1978年艾青看过，后来曾卓也看过，他们觉得诗太“空灵”，不像我牛汉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