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
对于在座的众多诗人来说，我是个陌生的人；我和我的诗，大家也许从来没有看见过和听说过。而我，在这之前也没有见过多少外国诗人。当我走进如此盛大的会场，感到有点不习惯。这次应邀来日本参加第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并能够以纯属于自己的语言谈谈诗，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诗人们，朋友们，谈我的诗，须谈谈我这个人。我的诗和我这个人，可以说是同体共生的。没有我，没有我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我的诗。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如果没有我的诗，我的生命将气息奄奄，如果没有我的人生，我的诗也将平淡无奇。
在这多灾多难的人类世界上，我已经艰难地活了快七十三个年头了。经历过战争、流亡、饥饿，以及几次的被囚禁，从事过种地、拉平板车、杀猪、宰牛等繁重的劳动。直到现在，心神都没有真正轻松下来，冲出使我陷入其中的历史阴影。幸亏世界上有神圣的诗，使我的命运才出现了生机，消解了心中的一些晦气和块垒。如果没有碰到诗，或者说，诗没有找寻到我，我多半早已被厄运吞没，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诗至少有一千个自己）。于是，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
加拿大有一位女诗人安妮·埃拜尔（Anne Hert）写了一首诗，说她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但有美丽的骨头。我为她这一行诗流了泪。她是个病弱的诗人，比我大七岁，但她的骨头闪耀着圣灵的光辉。她恬得很坚强。我的身高有一米九十，像我家乡的一棵高梁。我也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高尚。安妮·埃拜尔精心地保护她的骨头，她怜悯她的骨头。而我正相反，是我的骨头怜悯我，保护我。它跟着我受够了罪，默默地无怨无恨，坚贞地支撑着我这副高大的摇摇晃晃的身躯，使我在跋涉中从未倾倒过一回。我的骨头负担着压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难的重量，当我艰难地跋涉时，能听到我的几千根大大小小的骨头在咯吱咯吱地咬着牙关，为我承受着厄运。每当夜深人静，我感到我的骨头在隐忍着疼痛，我真担心它们会弯曲和破裂。谢天谢地，谢谢我的骨头，谢谢我的诗。现在，我仍正直地立在人世上。就在此刻，我全身上下许多骨头和关节，仍在隐隐地作痛。连高耸的头颅内，都曾因被击打而淤积着血块，我的头一直很沉。我的手心有不少坚硬的茧子，还有一道道疤痕。几十年来，我就是用这双隐隐作痛的手写着诗（我举起了双手，手心朝着听众）。不要以为茧子是麻木的，伤疤无知无觉，骨头没有语言。其实，它们十分敏感而智慧，有着异常坚定不泯的记忆，像经得住久久埋没和腐蚀的刻在骨头上的象形文字。大家都说诗人的感觉灵敏，我的感觉的确也是很灵敏的。但是，我以为我比别人还多了一种感觉器官，这器官就是我的骨头，以及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它们有的如小小的隆起的坟堆，里面埋伏着我的诗，不是埋葬。
我以为生命里有很多伤疤的人比完美光洁的人更为敏感。伤疤形成的皮肉虽有点畸形，却异常的细嫩，它生有百倍于正常人的神经和记忆。我有许多诗，就是由疼痛的骨头和伤疤的灵敏感觉生发而成的。每行诗，每个字，都带着痛苦和信心。它们有深的根，深入到了一段历史最隐秘处。法国诗人夏尔说：在痛苦中的嗅觉是准确无误的，这话我十分赞赏。
上面说过，我的颅内有淤血，血块压迫神经，使我成为一个梦游病患者，已经折磨我半个多世纪。梦游几乎成了我生命和命运的特征。夜里梦游，白天也梦游，我成为一个清醒不过来的梦中人。我痴情地写着诗，在诗中我追求的那个遥远的艺术境界和梦游中幻影般的境界，竟然在冥冥之中毗连着。既真实又虚幻。因而使我更加活得恍惚，分不清我是在梦游，还是在写诗。说我是在梦游里写诗，在诗里梦游，都不算错。我有一首长诗，就叫《梦游》，写了很多回，很难定稿。日本诗人是永骏教授把它译成了日文。但是，由于诗的神奇的作用，梦游中的幻觉和经历，已不完全是由于病症引起的生理现象，倒更多地成为一种与人生的感悟相互渗透的隐秘的心灵活动。近二十年来，我仿佛变成另一个人，我有了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固有的，另一个我是从布满伤疤的躯壳中解脱了出来的。我一生写诗就是虔诚地希望从灾难和历史的阴影中突围出来。梦游和梦游诗给了我信心。
我的祖先是蒙古族，蒙古人不愿定居的野生野长的游牧习性，与我的梦游似乎又有着某种血缘和宿命的关系。我的老祖先能征善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的生涯。他们总骑在马上向远方奔跑，搜索着猎物。我的这种不愿意被安置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或小圈子里的难以驯服的性格，可能有民族传统的基因。因而我的诗总在躁动，总在奔跑，总想游牧到水草丰美的远方。但是命运却使我不幸成为一个在围场中被捕猎的活物。我只能从困厄的命运中冲出去才有生路。这复杂的生命体验引发我沉人一个个恶梦和幻想之中，我已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很难清醒过来。我只能用伤疤去感觉世界，以祖先的习性去游牧远方，这对我已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求生和自卫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没有伤疤和痛苦，还有梦游中望见的那一束雪亮的光芒，也就没有我的诗，这当然是一种悲剧。
我有过单纯的幸福的童年，也有过短暂的明朗的青春世界。现在我的人和诗在世界上已是一块无法愈合的伤疤。在大千世界中，我渺小得如一粒游动的尘埃，但它是一粒蕴含着巨大痛苦的尘埃。也许从伤疤深处，才能读到历史的真实和隐秘的语言。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话得完美，没有悲痛，没有灾难，没有伤疤，为此，我情愿消灭了我的这些伤残的诗。我和我的诗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仅仅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从灾难中走出来。
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虽然古今中外的诗和其他经典，包括后现代主义也读了很多，但我算不上是纯正的文化人。我热爱我国古代的诗人屈原、李白、杜甫；也热爱当前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的诗；我也被惠特曼、狄金森、罗伯特，勃莱，以及布罗斯基等的诗深深感动；从青年时代我就热爱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哈代、叶芝、电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等的不朽的诗篇。我可以举出上百个诗人来。他们像群星照耀着我漫长而坎坷的人生旅途。
人们谈论我的诗，最初总是归人现实主义的大类，后来觉得不合适，说我有超现实主义的情调，还带着某些象征主义的色彩，后来又觉得我这个人太野，拒绝定型，无法规范我。是的，我不属于任何美学的“主义”，不在什么圈子里。
我不是依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导向写诗，我娃以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感悟构思诗的。我的人和诗始终不成熟，不优雅．不规范。我的诗都是梦游中望见的一个个美妙的远景和一闪…闪的亮光，我和诗总在不歇地向远景奔跑，从不徘徊和停顿，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死后升天堂或人地狱，变神或变鬼，想都不去想。这也可以说就是我这个人和我的诗的性格吧！
谢谢！
199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