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说·代管记趣，猪场记情，相亲记憾
题说
清人沈三白，著有《浮生六记》一书，自述一生乐事，其思致之清雅，文笔之隽妙，令人读来爱不释手；今人有扬绛女士者，著有《干校六记》一书，其文笔之清秀，情愫之幽远，更是令人读后三月而不知肉味。不才如老朽，年在花甲，一事无成，又忽发奇想，以笨拙之笔，无华之文字，也想能写出一篇《六记》之类的文章来，也算是东施效颦，遂了我狗尾续貂的心愿。如是，每日苦思冥想，历时三载，勉为其难，最后才写出了这一些破烂章节，说来也真是让人感到自愧弗如了。
其实以吾人之经历，莫说是只写六记，就是写六十记、六百记，那也是可以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的；只是大凡本人亲历之事，皆在“不要多写”劝告范围之内，故几次也想捉笔，但一想到保持一致，便立即又文思枯竟了。只是近来忽觉老之将至，再不将种种亲历事件一一记下，只怕日后，那就要连一记也记不下来了：鼓足勇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如是，就有了《“少写”六记》的这一篇无趣文章了。
身为作家，谁也是愿意写提倡多写的好文章的，只是遗憾，不是老朽不愿意写提倡多写的文章，只是老朽大凡提倡多写的事，都几乎很少有过参加的机会。老朽生于1935年，轮到老朽知事的时候，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年代早巳结束了。18岁参加工作，也算是赶上过50年代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但只可惜这时间太短，还没轮到我走进火热的年代，那火热的年代就开始以那比火还热的烈焰烧灸我了；待到火势稍弱之后，我就被送到如今被劝告不要多写的地方去了。如是，我就除了不要多写的地方之外，提倡多写的地方我洼见也没有见过，直到1980年平反之后，我才有机会遍访祖国大好河山，也才有机会和工农兵坐在了一条板凳之上，以体会种种光荣享受。
但我终究还知自重，大凡不要多写的地方，我一定不会多写，只写六则，也就是一点芝麻盐儿罢了，再不写就有悖于“不要多写”的劝告了。五则、六则都不写，那不就成了不许去写了吗？而谁人又说过“不许写”的呢？可以查一查么，真是无稽之谈。
如是，我就要开始写我的《“少写”六记》了，当然也是以不伤害他人为要紧，尽管人家当年伤害过咱，那是因为要紧跟么，何况人家至今还表示决不忏悔，老朽就更要顾全人家的面子了。
代管记趣
说起来那时候人们是傻，只要领导说句话，那就连一声“为什么？”也不问，便老老实实地遵照执行了。1955年把我定为“胡风分子”，根本就没给我看任何结论文件，作家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在一天晚上对我说：“你的问题定下来了，准备准备到下边去吧。”这样，我就知道我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了，而且对于秘书长所说的那个“下边儿”我也知道是什么地方。于是连夜我就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就跟着来人到“下边儿”去了。这若是在现在，或者是换了王朔呀什么的，他一定要问一问我们的这位秘书长，“凭什么让我到‘下边儿’去？”再不行，他把他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说出来给这位秘书长听一听，说不定，这位秘书长也就不那么厉害了。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问，就这样“低头认罪”了，那时候也不懂上诉呀什么的，也不懂找个地方去讨个说法，就这样傻兮兮地由着人家说什么，咱就认下什么，也就这样由着人家把咱送到什么地方去，咱就跟着到什么地方去了。
最先把我送去的地方是一家工厂，接待我的是人事科的一位科长，这位科长倒不太凶，因为那时侯他还闹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反正上边说，有一个人要送到你们这里来，他也就坚决执行了。见到我之后，他就像是看外星人一样地把我好一番审视，大概是要看一看我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的危险性，放在工厂里可靠不可靠。看了好半天，也许他投看出什么毛病来，譬如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吧，于是就开始和我说话了：“你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他们为什么只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来呢？你应该到另外的地方去呀！”当时我没有去想这另外的地方是什么地方，直到第二年，1957年，我又被定为是右派分子时，我才知道了我到底应该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才合适。
说到1957年的被定为是右派，那也是一种绝对服从上级决定的表现。其实我什么会议也没参加过，更没有向党提过什么意见之类，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和我毫不相干，但到最后，我还是被划到右派里面去了。当工厂的那位人事科长后来找我谈话的时候，他也是对我说：“你的问题定下来了。”我也没有问给我定下来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便也就承认下来了。那时我只是想既然我前面有问题，如今到了最后再说我有问题，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定下来就定下来吧，不全是领导的决定吗？不相信领导，岂不更要错上加错了吗？
这次，我就真到了我应该去的地方了。
什么地方？
劳改农场。
因为我的问题定案得最早，所以把我遭到农场来的时候，农场里还没有像我这样的“学员”。这里，没有进过农场的人就不知道了，农场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政府”，如今听起来好笑，但那时候听着极自然；另一种人就是“学员”，大家以同学相称，绝对不许相互叫同志。学员对“政府”也不许叫同志，也不许叫领导，开会时农场领导讲话时，学员们要说是“政府”讲话，而且对于“政府”的话，那是只能服从，而不许违抗的。
我是在1958年的眷天被送到农场来的，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车子停在农场外面，进农场的一段路全是泥泞，只走了几步，两只鞋子就陷在泥里了，要用好大的力气才能拔出来。不到一里地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钟头，到了看见农场房屋的时候，我早就累得一步也不走动了。
在农场场长的办公室门外，我从鞋底上跺掉了两团儿大泥巴，一下子一双腿轻松下来了，就像是能飞了一样。不懂规矩，我竟然向里面问了一声：“可以进来吗？”等了好久，里面没有人应声，我又敲了敲门，好像是里面有人说话，只是没有人答理我，我又问了一声：“可以进来吗？”还是没有人应声。
大约在外面站了半个小时，我的全身都已经被雨淋透了，再想问一声，我已经没有勇气了；我想这一定是我没有叫对“芝麻开门”
之类的暗语，所以里面的人才不答理我，就这样等着吧，也许迟早里面会出来人的。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了足有50分钟的时间吧，里面终于有人出来了。立即，我忙走上前去，才要向这位出来的人间一句话，不料那人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便恶凶凶地对我说道，“喊报告政府。”哦，我明白了，身分变了，我已经是一个面对政府的人了。
果然这句暗语叫开了门，我在门外“报告政府”的喊声才落，里面就有人应声喊了一句：“进来！”于是战战兢兢的我就走进了办公室，头也不敢抬，只乖乖地等着听发落。
“叫什么名字？”一位矮个子的人向我问着。
我报上去了自己的名字。
“什么问题？”
最初我还以为是问我有什么要求，但立即意识到不会如此轻松，这一定是在问我是因为什么问题才被送到这里来的：马上冷静下来，我站得规范一些，做出一副知罪的神态，向这位“政府”说道：
“右派。”
“还有呢？”显然这位“政府”对于我只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向他报到，还大不以为然，好像我还应该再多一点什么才对。幸亏我还有点小聪明，当即就又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头衔：“胡风分子。”
“这就说全了。”这位“政府”看来对我的情况极是熟悉，直到我把身份说全了，他才和我说话。这时，这位“政府”就向我交代着说道：“今后没有事情不许到这里来，叫你来的时候，先要立在门外报告全自己的身份，然后再说‘报告政府’。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立即答应着说。
听“政府”作过种种的交代之后，我以为报到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于是我就等着分配住处，还等编队编组呀什么的。可是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这位“政府”突然沉下脸来，他向我看了一眼，然后又咳了一声，似是显示他的威风。待到我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已经立在我面前，要向我发训斥了。
“你的问题极端严重，本来应该判刑坐牢，现在政府对你实行宽大，让你到这里来好好改造，从今之后，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地方，你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彻底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听明白了吗？去吧，你的住处是二栋三号，找一个叫什么什么的班长，他会给你安排地方的。”
就这样，我就算是到了我应该到的地方了。
关于在农场里的种种遭遇，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作《十劫须臾录》的长文，曾经发表在几家报刊上，时代出版社还把这篇文章收在了一册书名叫作《回首人生》的专集中；胡风先生的女公子晓风编辑出版过一册《我与胡风》的书，在读书界很有一些反响，这本书里就收录了我这篇文章的部分章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这些书找来读一读，从中也许会得到一点什么启示，由此也就不难得出这类事件何以就应该“少写”的原因了。
本来呢，在农场里的日子也就算过得平平静静，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谁也就不再希望出去了，也不盼着会出现什么奇迹。生活的内容只有两条，一是低头认罪，二是脱胎换骨，全都是没头儿的事，天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是认够了罪，天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脱过了胎又换过了骨。当然没有希望的日子也是好过的，就是一个活呗，活着就是一切，其中既包括低头认罪，也包括脱胎换骨，用句当代的词汇说，那就是“全活”。
在农场里过了大约三年的时光吧，眼看着就到了1962年，这一年上边有了什么指示，要农场对收留的人员进行一下清理，清理来清理去，就清理到我的头上了。一天，还是那位身子矮矮的“政府”，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只是这次他不那么凶了。他先是冲着我看了看，然后脸上又露出一丝笑容，最后他才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呀，也真是太老实了，人家把你送到这里来，你就来了，好歹你也要问一声凭什么要送我到这个地方来吧？”
一听这话，我猜出事情可能出现变化了，但我没敢细问，深怕有企图翻案之嫌，只是老老实实地坐着，等这位“政府”往下面说。
果然不等我提出问题，这位“政府”就开始对我说明真相了：
“你呀，一不是逮捕，二不是劳教。三不是判刑，直到现在，花名册上在你的名字前面也没有红圈儿。明白吗，凡是判了刑的人员，一辈子无论到了哪里，户口册上，还有工作单位的花名册上，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划上一个红圈圈儿。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要管，现在是说你的问题，你是怎样被送到这里来的呢？我们收下你的时候，说下的条件是‘代管’，明白吗，你本来不应该由专政部门来收管，可是单位把你送来了，我们也不能再把你推出去，于是就把你代管进来了。”
恍然大悟，在农场里过了三年暗无天日的日子，我才知道我原来是不应该被送到这里来的。说起来这就怪我了，当初人家送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怎么就不问一个“为什么”呢？早知道这是“代管”，我何必一定要让这里代管呢？这里面代管的日子可是不好过呀，我干么不找个日子好过一点的地方求人家把我代管起来呢？
譬如SOS村呀什么的，不是也可以代管一两个人的吗？
只是不幸，我被专政部门代管了整整三年，我的日子不好过，人家还嫌麻烦，你说说这真是何必呢？谢天谢地，三年的时间过去，人家也总算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了，倘若人家至今不说，那我是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我的代管身分的。好了，知道我是代管就好说了，那以后，我就不那么卖命地干活了，因为既然依对我是代管，那么我对你也是“代干”，全是多此一举的事，大家就马马虎虎地在一起凑合吧。
就是在我一点也不因得知代管真相而忘乎所以的时候，这位场长却对我说了起来：“过去的事，也就没有办法说清楚了，今天只要我们改过来也就是了。你呢，我们把你送回去，谁把你送来的，我们就把你再给谁送回去。”
一听说农场要把我送回去，当即我就慌了手脚，马上我就对这位场长说道：“你若是认为我在这里的表现不好呢，今后我努力干活就是了，你可千万不要把我送回去，我就在里面呆着吧。”
“怎么你不愿意回去？”这位场长大吃一惊地向我问着，“那些劳改分子们，一个看不严，他们就要逃跑，怎么你居然会不想出去？
真是不可思议了。”
“在这儿好，无论是什么代管主管的吧，在这里，大家都一样，比起来我还比那些劳教分子好些，他们见了“政府”只许老老实实地站着，我和“政府”说话还能东张西望。可是到了外边，我就是反面教员了，上千人看着我一个，那可不是什么好滋味呀。”当即我就对这位场长解释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