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就是等待她被划为“右派”的儿子，从“北大荒”流放地归来，重新回到她因等待而显衰老的身边。
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年轻时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之后的几十年再未回去过。说是生活在大城市，其实连像样的大商场都未逛过，终日在家中忙里忙外的操劳，唯一的爱好也是活动，就是找邻里姐妹们聊天儿。弟弟妹妹小时候上学，放学回来见家门上着锁，不必等待，不必打听，到邻里的某一家去，准能找到串门儿的母亲。
这样一位不谙人间大事的家庭妇女，当然更不会懂得什么是政治运动，因此，当我在一九五七年被划“右”以后，家里人谁也没有跟她说，何况连有点文化的我的父亲都不懂，即使跟母亲说了她又能懂什么呢？
但是，母亲对孩子的惦念，无论何时都是真诚的，如果有一段时间见不到我，她总是要问询的。再说，那时我在北京工作，又是单身汉一条，每到星期日总要去天津看望双亲。突然有一天中断了对她的看望，那该怎么跟她说清楚呢？还好，那会儿正是干部下放的年月，母亲在街道开居民大会时，听说过这类事情，父亲就跟她说，我下放东北锻炼去了，母亲自然信以为真，不再说什么。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唯独我不在，母亲就会显得魂不守舍，做饭常常忘记放盐或放两次盐，却不像对别的事情那样唠唠叨叨。
后来见别的下放干部休假，或者人家可以请假回来，而我，竟然是一走两年不见踪影，母亲实在沉不住气了。这时才疑惑地偶尔说一两句：：他大哥到底去哪儿啦，怎么还不回来呢？人家下放的也回来过呀？”这时全家人心里都明白，只有母亲一人不清楚，她的大儿子——我是个“右派分子”。在当时一些人的眼里，“右派”无异于中国“最坏”的人，怎么能给坏人自由呢？下放不过是个好听的名词，实际是无情的专政严厉的管制，根本没有一星半点仁慈可言。
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且我不是走一时半会，母亲更不会是一般的惦念，她只是不挂在嘴边上罢了。我从“北大荒”回来以后，父亲曾经告诉我，母亲那些年丢三拉四的事情很多，纯粹是因为我的事让她太不放心了。这实在太可怜我的母亲了。在那个黑白颠倒好坏乱分的年代，连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都要遭受如此折磨，被欲加罪过以后的当事人的景况，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这些被当地人戏称“二劳改”的右派，到“北大荒”农场的第二年，正赶上全国人民大挨饿。农场只能给我们每人每天八两带壳的粮食，可是劳动的时间和强度却未减，不时有些身体不支的人死在荒野里。幸亏当时管制“二劳改”的农场领导还算开明，他们破例地允许我们可以做两件救命的事：一件是可以变卖衣物换食品充饥；一件是可以让家里寄钱或寄食品接济，让这些加罪并未判刑的人得以逃生。
我那时没有带来工资，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更没有可变卖的衣物，只好写信找父母要吃食。有些原先级别比较高的人，或者家庭经济情况好的人，那时都有大包小包从北京寄来，里边大都是奶粉、饼干、腊肠、葡萄糖一类的食品，农场每天都要派出马车运送。我盼望许多天以后，总算接到了家里寄的邮包，打开一看，只有一个筒型双层的搪瓷饭盒，里边装着满满的油抄白面，数量、质量都远远不及别人的，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不免埋怨父母不理解我艰难处境。
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人口又多，就是这么一点东西，还是从众人牙缝里抠出来的。后来听父亲说，当时家里既无粮又缺钱，母亲边炒着面边流泪，还一个劲儿地念叨，不知我饿成啥样子了哪。这时我的羞愧之情油然而生，深深感到错怪了母亲，在那种情况下还同别人攀比，实在不该。现在想起来才意识到，正是这种不值钱而又非轻易寄来的东西，更显出母亲一颗比金子珍贵的心，这远比那些有钱可买可寄的东西情意更浓。
我在“北大荒”过着无望而艰难的生活，母亲也就这样一声不吭地等待着，还经常在睡梦中呼唤着我的名字。有次她睡到半夜忽然惊醒，叫我父亲快去开大门，说是我从东北回来了；其实哪有那么回事，是她思子之心过于殷切。在过去那样把政治运动当饭吃的年月实在无理可讲。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哪怕是判刑几年十几年也好，总还会有个时间可以指望，而对于当时的“右派”根本没有时间界定，因此，不仅折磨着我们这些“罪人”的身心，而且也让我们的亲人在痛苦的等待中煎熬，这种做法比之蹲大狱更让人难以承受。我简直没有办法猜测和理解，像我母亲这样爱唠叨的人，竟然默默地忍受多年惦念盼望亲子之情，那该是有怎样的力量支撑着她的精神啊！
从60年代挨饿的日子过来的人，大概都还记得，那时候家家吃饭都是分份儿，掉一颗米粒饭渣都要捡起来。我家那时人口比较多，弟弟妹妹们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分份儿也得让他们吃饱，母亲自然就不会按份儿吃。她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菜，拨给这个一口那个一口，她自己却经常饿得无力地躺在床上。弟弟妹妹也还都懂事，他们总是不肯要母亲给的饭菜，说：“妈，您自己吃吧，您不能饿着。”这时母亲总是说：“这饿啥。你大哥呢？他不定饿成啥样子了呢？”听到这些话，谁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大家知道她在牵挂着我，都希望她说说心里的郁闷，哪怕像对别的事情那样唠唠叨叨，谁也绝对不会感到厌烦。可是她就是怎么也不说，把无尽的思念和深情的惦记，全一股脑儿地积存在她的心中。我的父亲不得不经常写信提醒我，常给家里来信报个平安，免得我母亲总是牵肠挂肚。
这写信的事情，在我父亲看来，似乎并不难。其实他不知道，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在强劳动的“右派”劳改农场，我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写信，写的信又怎么能及时寄出。只要有一段时间我的信寄不到，母亲就会像丢了魂似的，常常是坐在那里自己出神。父亲怕母亲想出病来，有时就找出我的旧信，说是我新来的信，瞎编些内容给母亲读，这时她才会放心，总会有几天，高高兴兴地忙着家务。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母亲无言地等待着我。
我们这些“右派”之所以被放到“北大荒”，主要是考虑当时中苏两党两国是亲密无间的兄弟，有些“右派”就是因为对苏联有看法罹祸的，把这些人放在中苏边境自然放心。不曾想后来俩兄弟闹翻了，反目成仇，放心地区成了“反修”前哨，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这批“右派”若是“乱说乱动”会更糟，上级便决定把我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尽管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我们这些“右派”来说，依然是个天大的喜讯，起码我们可以回家啦。
我想让思念的母亲有个意外的高兴，两年多来头次发了个电报，告诉家里，不日即可离开“北大荒”去天津。在从农场总场所在地发完电报回来的路上，我还想像着，接到我的电报母亲会怎样高兴，说不定很快会告诉邻里姐妹，更会千方百计给我准备些吃食，总之，她一定会用她全部的慈爱迎接流放归来的儿子。
后来听父亲说才知道，跟我想像的恰好相反，我这一纸突来的电报，差点儿让无备的母亲丧命。
送电报的时间是一天傍晚，父亲还未下班，弟弟们还未放学，只有母亲一人在家。母亲像往常一样，做熟了晚饭，乘等待他们的时候，自己收拾她心爱的小院。这时送电报的摩托车的嚷嚷声，由远而近地传来，到我家门口熄火停下，送报人连喊几声“一号电报”，门牌一号的我家无人应声。送报人推开大门一看，见我母亲独自一人倚在墙边儿，脸色煞白，动也不动，送报人急忙走过去，一边呼喊“大娘”，一边又推又拉，最后找来一杯冷水喷在脸上，母亲才渐渐从昏厥中苏醒过来。幸亏遇到了这位好心的送报人，倘若没有他的及时抢救，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岂不是成了受人责骂的千古孽子。
母亲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她一听到送电报的喊声，不知怎么一下子联想到是不是我出事了，不然不会拍电报来，她的两条腿立刻不听使唤了，心里也发慌了，不由自主地倚在了墙边儿。
她还说，这些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我。自个儿者不向好处想，又不便跟谁说，许多话全都闷在心里头了。我的事实在难为我可怜的母亲了，连她的儿子本想给她的意外欢喜，她都没有福气承受，可见我的流放带给了她怎样的痛苦。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以后无论有什么急事，我都不曾给家里拍电报，怕让母亲再担惊受怕，更不想引起她对往日痛苦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