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
宋蓉塘评香山诗，谓其“忆妓多于忆民”，梁晋竹称之为“腐论”（见《两般秋雨庵随笔》）。腐者，迂腐，也就是不够开放的意思。
宋氏的话，对香山居士明显怀有贬意，对于只读过《卖炭翁》等几首诗和总想从《长恨歌》中找人民性的人来说，恐怕不易认同。但若将白氏全部诗作二千八百一十二首分类统计，则不能不承认“忆妓多于忆民”确是事实。
白居易诗中所“忆”之妓，有官妓，也有家妓；有正在走红的妓，也有已经过气的妓；有十六岁的“女道士”（“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也有十四岁的“小尼姑”（“头青眉眼细，十四女沙弥”）。唐代之女冠女尼，有的本是变相的妓女，可公开接客，应召侑觞。诗多不具录，只举其《不能忘情吟》一首为例：白居易七十岁时，“既老，又病风”，本拟将家养的一匹马和一名妓女（就是“樱桃樊素口”的樊素）转让，据说此马此妓都眷恋老主人，不肯离去，于是改变主意，继续留供己用，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吾疾虽作，年虽颓，
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而别虞？
乃曰：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
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七老八十的人，尽可以搞他的黄昏恋，但若凭致仕尚书的权势，或凭二千石的财势，或凭大诗人的声势，像畜犬马一样畜着此“年二十余”（《不能忘情吟》诗序自云）的靓女，让她们提供性服务。“既老，又病风”，则可以转让给别人；“幸未及项籍之将死”，又可以继续留供自己。这种诗的本事虽真，总难说是美，也难说是善吧。
当然，正如西儒在《道德观念变迁史》中所云，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的准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九一九甚至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男人狎妓纳妾，都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作古正经如贾政，于王夫人之外，也还有一个周姨娘，一个赵姨娘。薄命司中又副册上的袭人、香菱、平儿一干人，也就是白香山的樊素、苏东坡的朝云了。这种家庭里的性奴隶，实在比浔阳江头、秦淮河上做生意的还要可怜。同属买卖行为，前者既经“买断”，恐怕连不肯的自由也没有，倒不如花魁娘子有时还有“倒贴”的权利也。
上面所说买卖的是性，还有没有情呢？贾政之于赵姨娘，恐难说有情。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除了性之外，总还需要有情。张爱玲虽是女人，但她从父祖辈男人的生活中见惯了海上花开花落的情形，有一段话实在说得对男人们够体谅的：
有产阶级的男子，既没有同本阶级女性平等社交的自由，这种自由就只有到长三堂子里去找了。
精通东西文化的辜汤生说得更不客气却也更幽默：
中国人之召妓，有如西洋人之求爱；中国人之娶妻，则如西洋人之宿娼。明乎此，自知何以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
如今大兴古学，大捧古人，古典文学比陈独秀鲁迅时代更吃香了。我却希望积极学古的青年朋友能看到，在古典文学里有《卖炭翁》，也有《不能忘情吟》，这里无妨套一下公式，也就是所谓精华与糟粕吧。白乐天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一面，硬要把七八十岁老人御女说成多么美好伟大，说樊素、小蛮、女道士、小尼姑等人也沾上了伟大的光，硬要请她们来当什么戏的主角、做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就更加可以不必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三日《文汇读书周报》）
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
舒芜
钟叔河先生的《忆妓与忆民》（载一九九六年八月三日《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栏）里面，介绍了白居易的《不能忘情吟》，那是白居易七十岁之年，“既老，又病风”，本拟将家妓樊素和家养的一匹良马转让给别人，据说此马此妓都眷念老主人，不肯离去，于是老主人改变主意，继续留供己用，并赋此吟。钟叔河先生论之曰：“七老八十的人，尽可以搞他的黄昏恋，但若凭致仕尚书的权势，或凭二千石的财势，或凭大诗人的声势，像畜犬马一样畜着此‘年二十余’（《不能忘情吟》诗序自云）的靓女，让她们提供性服务。‘既老，又病风’，则可以转让给别人；‘幸未及项籍之将死’，又可以继续给自己。这种诗的本事虽真，总难说是美，也难说是善吧。”又论樊素、朝云、袭人、香菱、平儿她们的命运曰：“这种家庭里的性奴隶，实在比浔阳江头、秦淮河上做生意的还要可怜。同属买卖行为，前者既经‘买断’，恐怕连不肯的自由也没有，倒不如花魁娘子有时还有选择顾客的权利也。”钟先生此文极妙，我完全赞成，这里作一点补充。
首先要说的是，中国古时家庭里的性奴隶，可分为好几等，家妓是最下一等。大致说来，如贾琏之娶尤二姐，是正式的“二房”，凤姐对她也以“妹妹”相称（虽然心里是要置之死地），是高等。如平儿，香菱，是通房丫头，是次等。这两等都不可称为“家妓”。而处于最下等的家妓，则有两个特点：一是其服务以技艺服务即歌舞之类为主，当然也逃不了性服务的义务，但主职不在此；正如当二房的和通房丫头若能歌善舞自然更好，但本职亦不在此。二是家妓还作为待客的工具，宴客时以歌舞娱宾，乃至奉主人之命为客人提供性服务，不算门风之耻；若是二房之类，通常不见男客人，若与男客人有偷情之事，则为门风之耻，为主人所不许。
白居易诗中，大约五十四岁任苏州刺史时，始有关于家中妓乐的记载云：“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呕吟任所须。金嘶衔五马，钿带舞双姝。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歈。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对酒吟》，顾学颉校点本《白居易集》卷二十四）此诗主意实是仕途不太满意的牢骚，青春壮盛之时没有，到这一把年纪家中才有妓乐，总还胜于到老无，也是牢骚之语，但是，所写的以乐舞待客，听凭客人点歌，听凭客人调戏，情形如见。这些家妓，十二三岁，最多十五六岁时买来，并不会什么歌舞，主人家得费一番教习功夫。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正如白居易所说：“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有感三首》其二，《白居易集》卷二十一）这是说，买来现教，虽然年轻，毕竟费功夫，还不如买人家教好了的来现成享受，虽然年岁大一些。何况，青春壮盛之年就能养得起家妓的毕竟不多，像白居易那样年过半百，才买了家妓，费功夫教成歌舞的，自己又能享用多久呢？于是，白居易慨叹了：“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应不得多年听，未教成时已白头。”（《伊州》，《白居易集》卷二十五）还有更叫他感慨的是：“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感故张仆射诸妓》，《白居易集》卷十三）简直替张建封恨不得将那些家妓统统给他殉葬才好。
话虽如此，像白居易那样有高级欣赏力的大诗人，当然还是要欣赏亲自指导教习成的歌舞，不屑于享用别人教成的。试看，“小园斑驳花初发，新乐铮 教欲成。红萼紫房皆手植，苍头碧玉尽家生。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不饮一杯歌一曲，将何安慰老心情”（《南园试小乐》，《白居易集》卷二十六）。这样踌躇满志，有一种艺术家欣赏自己的杰作之乐，当然不是买别人教成的来听所能有的。白居易家中大养家妓，是他五十八岁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后，他自此长住洛阳，俸养优厚，家中声妓，颇有可观。如《小庭亦有月》（《白居易集》卷二十九）中，虽自称“贫家”“蓬门”，却有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也。”当时白府中这几个家妓，有幸在大诗人的诗篇中，这么留下名来。更有名的当然是樊素、小蛮，即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她们善唱《柳枝》曲，所以又称“两枝杨柳”。此外没有机会留名的，当然更多。
钟叔河先生说：“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的准则，从古到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九一九年甚至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男人狎妓纳妾，都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明乎此，则知何以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杨玉环、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这一番议论我也都同意。可是，说到这里，就不能不举出这样一首诗：
【追欢偶作】追欢逐乐少闲时，补帖平生得事迟。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鬓丝。（芦管、柳枝以下，皆十年来洛中之事。）
此诗在《白居易集》卷三十四，乃其六十七岁时之作。看到“三嫌老丑换蛾眉”之句，我实在忍不住愤怒，觉得在中国古时男子狎弄女性的诗文中，这是少见的无耻恶劣，钟叔河先生的话对这句诗应该是不适用的。听听：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几年，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了。这是什么话！说得这样得意，这样自夸，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我没有忘记，这是作《上阳白发人》《陵园妾》《井底引银瓶》《琵琶行》等诗的同一诗人，因此更觉得可恶。当年他同情“入时十六今六十”的上阳白发人，同情“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浔阳江头琵琶女，现在他买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当家妓，才玩了三几年，人家也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一批新鲜货色，一而再，再而三，还公然写进诗句，公然以此自炫，别的不说，他对得起自己当年那些为女性代言的诗篇吗？我读诗少，只就我读过的范围来说，即使《疑雨集》那样最肉欲地狎玩女性的诗，也总要竭力替自己装点几分“多情种子”的色彩，或者扮一点“醇酒妇人”的牢骚，而“三嫌老丑换蛾眉”这样赤裸裸的老流氓之句，真还没有在别处见过。比较起来，《红楼梦》中薛蟠公子的“女儿乐”名句，似尚未曾过于如此老淫棍式的绝对男性本位也。我很抱歉，在白居易身上用了“老流氓”“老淫棍”这些字样，但说到这里，如箭在弦，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并不认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等篇是虚伪之作，他没有虚伪的必要，出自虚伪之作也不会作得那样好。人当少壮之年，观人论事，往往比较能衡以公心，明是非，别善恶，有同情，有理解。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欲日深，既得利益日多，而来日无多，这就往往丢掉是非善恶，只顾自己，不复关心他人的苦乐，不再考虑他人的意见。这不一定是普遍规律，但乃是不罕见的情形，特别是在两性问题上，在男权制度下男子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上，最容易表现出来。此时，妇女观的老化朽化腐化恶化，实乃整个人生观趋于老朽腐恶之表征。知堂尝谓，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可惜老年的白居易，在这个测试面前，也远远没有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