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好些访谈从前在各种报刊上读过，但集在一起就产生了令认识飞跃的效果。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的愚钝，一方面也印证了钟先生所言，传统文化保守性的难以转变，何况我辈学文科的是从“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在这本“像口述自传”的访谈录中，读者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出版家的形象：在抗战的乱世中发蒙，十五岁就用文言撰写《蛛窗述闻》，十八岁因为对一个女孩子有好感而投考“新干班”，解放后一心想办党外民主报纸，因四十八条“右派”言论被开除公职扫地出门，继而因攻击“文化大革命”获刑十年，出狱两三年就因为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而享誉海内外，又力排众议争取《曾国藩全集》列入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成功出版《周作人散文全集》……但我却更在意这些人生起落中主人翁的思想轨迹：他如何在因言获罪之后认识到，这不过是国家与世界发展脱轨所带来的悲剧，如何思考自己的命运与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现在在物质上走向了世界，在内心是否也走向了世界？我们是否融入了全球文明，是否接受了普世价值？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是钟先生喜欢引用的一句“子曰”。这本书带给我许多重返现场的回忆，除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关于张德彝海外述奇的法语报道、一九八五年香港书展专程到岳麓书社现场拍专题片、钟先生亲自撰写“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广告语的情形，还有钟老师言犹在耳的说道。
钟氏幽默在其笔记文集中较难领略，而访谈是说话的记录，他的机智随性便得以显现。他认为郑和自幼被阉入宫，根本不可能学会航海，明朝皇帝只是觉得割掉生殖器的人没有野心不会造反，才让他去“监军”的，若是如今却要将一个宦官说成是“伟大的海军总司令”，岂非笑话？在结束“曾国藩应在康梁之上”的谈话时，他对记者说：“你们要写曾国藩，就写得深一点，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写。现在拍曾国藩的电视剧，我没有一部满意的，里面欧阳夫人叫自己的丈夫道，‘国藩啊……’”在聊到“惟楚有才”和台湾史语所藏《致春君》简牍时，他调侃说：“湖南人的心思都用在记账和向上司问好上面了。”再谈到《念楼学短》的今译：“比如我说苏东坡被下放，他便说下放是党锻炼干部的措施，贬谪是封建帝王惩治臣子的手段，‘二者不是一回事’，以他之察察，对我之叨叨。” 想象他不急不缓的语调，每每忍不住笑出声来。
在关于《书评和书话》的谈话中，钟先生说“书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熟人之间互相吹捧”。幸好我这样的读后感不能称之为书评，而且从不寄给他看，怕惹他“讨嫌”。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七日《羊城晚报》）
“用古今浇灌之”
乔志明
北宋黄庭坚在《答宋殿直》信中说：“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意思是，人若不经常接受古今好思想好文章的洗礼熏陶，胸中就会沾染尘俗，照镜子会感到面目可憎，与人交谈会语言无味。这道出了读好文好书，受其浸染，就是接受“古今”之“浇灌”，为净化升华自身不可或缺之真谛。
近读钟叔河先生的《笼中鸟集》，读后就深有得“古今浇灌”之感，获益颇多。此书为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大家文库》丛书第一辑当中一本，是钟先生自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八年前后二十多年发表文章的自选集——按他的说法，是他“遇事抒情”和“借题发挥”的随笔。
言此书可谓“用古今浇灌之”，依据在于，全书文章，无论“遇事”还是“借题”，都探古察今。几乎每文都采撷古人的一段精彩篇章，或史书的一段记载，娓娓道来，然后再联系当今时弊加以针砭。特别是所用大量史料，多采自古人随笔、札记、笔记、书信、日记、游记、诗词、方志、族谱等，这些来自稗史、民间、杂事类的记述，丰富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继而与今日现实相互印证，使人感到别开生面，情趣盎然，读来既获启迪，又长见识，难得之至。
这也体现了钟先生倡导的将史学由“精英”推广到“大众”的意向。文中谈事，要追根溯源，讲清来龙去脉；说人，会道出其出身经历、嗜好脾性、文风人品；论书，会讲清作者、版本、影响、地位等，同时要进行精彩点评。其中蕴含了大量文史知识、珍贵史料、名人逸事、有趣掌故，展现了古代的平民生活、市井风情，甚至涵盖市场行情等，间或还有对一些古典文字的训诂，对地方风土、民俗风情的考据，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治学之道。
书中《百年前的平产党》一文，谈到了清代北京同文馆培养的第一代译员张德彝一生八次出国，每次都写一部“述奇”。其中“三述奇”主要部分写于一八七一年，“是中国人目击巴黎公社革命唯一的实录”。“五述奇”介绍了一八八八至一八九〇年德国的政局和社会，“是中国人对欧洲共产党（张德彝称之为平产党）最初的记述”，但迄今仍是存于钟先生手中的一部未刊稿，其作为史料之珍贵可见一斑。又如书中《溃堤以后》一文，联系今天行政官员问责制度的推行，介绍了《清稗类钞》中记述的清代道光年间苏北发大水后，朝廷对防灾救灾不力的时任两江总督、南河总督双双革职查办的史实，使我们知道行政问责在我国古代即已存在，今天更需坚持、完善，科学施行之。有意思的还有书中《湖南的官》一文，讲述了清乾隆年间两任湖南巡抚廉洁节俭的故事，涉及与当今相仿的公务接待。其中一位抚台大人巡视工作，随从因不满地方接待简朴，故意延时不开饭，以图使抚台受饿而训斥地方，不想这位大人专心办公，午饭直拖至下午四时，随从饿得顶不住了才开饭，而抚台却终无愠色，一如平常。另一位同是乾隆年间的湖南巡抚，把盐商奉送他的例银转送书院接济贫困学生，上司湖广总督莅临视察，却不陪吃。总督不但不计较还亲自登门看望，见其正在吃饭，只有韭菜、豆腐两菜，巡抚不愿沽名，只说当地祈雨吃素。总督回到行馆，见满桌酒席，骂随从怎么不知当地祈雨，令撤下酒席。
《陈后主和晋惠帝》也许是最能体现钟先生风范的一篇文章。文中对报载季羡林先生《漫谈皇帝》一文中将晋惠帝的事张冠李戴给了陈后主，直陈其错讹，毫不避讳。然后顺便讲述了陈后主与晋惠帝二人的诸多掌故，极富趣味性，还引用了史上多人对此二人的评价和相关诗作，使读者对此二位历史人物不仅有了基本的了解，而且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文章结尾处，钟先生特意自曝自己的文章中也曾出过错漏，并不讳饰。文中涉及史料文献之多，让读者真切领略到作者知识的渊博；既不讳贤，又不饰己，则显示出磊落坦诚的胸襟和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隔溪高树散轻阴
邱向峰
黄裳曾评价钟叔河的文章：“很沉痛的话，却闲闲落墨，别无渲染。”钟叔河行文，绝无渲染做作，虽悠闲落墨，却绵里藏针。读过他的多部散文随笔集，浸沉在他天然去雕饰的笔路里，仿若是在隔溪高树下漫步，缕缕凉风拂过，散去，树影婆娑，阳光斑驳，读者在绿阴下纳凉，悄然接受他文字的恩泽，不觉间，一种踏花归去马蹄香之感涌上心头。
这本《念楼小抄》延续钟叔河的一贯风致，是他近年来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文汇报·笔会》《新京报·书友》《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南方都市报·大家》等多家报纸文化副刊的专栏结集，书中共收录一百四十三则小文章、读史笔记。念楼，即钟老先生读书所在；小抄，即写作形式，从所读古书中抄出一段，加以今文注解，最后则是对古文的引申、生发、联想。
他在中国典籍间自由穿梭，“捡到篮里都是菜”，题材虽有些散漫，内容也杂乱，但好在信手而成，初不加意，因此读来格外轻松洒脱。他并不喜欢读“散文家”“做”出来的文章，因为那不够自然，刻画装点过多。他的文章都是真情之作，“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镂”。作文亦如此，经过真情浸泡的文字，泛出的是珠玉之光，温润而纯正，会无声无息地漫过人的眼底心间。我读钟叔河，最喜欢他那些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犀利、敏锐的感慨，读着读着，不经意间教人在轩窗里意识到云起，有种在久旱中呼吸到雨来的酣畅之趣。
书中的文大都很短，短则五六百字，长则不过千字。他对短文是极其偏爱的。在他看来，写得短不等于写得好，但即使写不好，也宁可短一些，彼此省时省力，功德无量。看文如同看人，身材长相毕竟不重要，吸引力还在思想、气质和趣味上。他自认为，要用短短五六百字把事情或道理说清楚，把自己要讲的话都讲出来，而又写得不像作战命令或图纸说明那样焦干梆硬，既要言不烦，又疏密有致，给人留下思索和咏味的余地，那就不大容易。钟叔河的文章短小精悍，能借古论今，针砭时弊，其中的深意，没有明说，需要读者自己去揣摩和领悟。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读古书是为了今日事，钟叔河爱学古，痴迷古，希望的是能为今天的时代进步助一份力。比如，他由曹奎式大袖袍想到“在上者提倡某种精神，宣传某种思想，若要收效，莫如身体力行，而不在多言”。（《特大的袍袖子》）由杨钧谈识别假字画之不易，想到“如今书画拍卖盛行，有点‘名气’的书画家都成了‘所谓巨眼’，四处请了去‘鉴定’，‘一经品题，身价十倍’的例子触目皆是”，意在批判如今的所谓鉴赏早已成了商业行为。（《杨钧谈字画作假》）由郑板桥虽是“七品官”却能以书画谋生的豁达心态，来批判“如今有官做便有了一切，不做官便没了一切”的不良现象。（《谈谈职业和业余》）
钟叔河从古书的片断中读出一些特别感慨，读出当年与今日之“短”，通过对“短”的学习了解，更多的是想到应该如何去补救。他的语言风貌不是激烈疾呼状，但力量却不容小觑。追根溯源，这种文风，恰如黄裳所言：“可以到东坡、山谷、放翁的题跋里去找。有如人的面目表情，有的只是一微笑，一颦蹙，而传达情愫的力量却远在横眉怒目之上。”
周作人自道：“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这用来形容钟叔河的文章也十分熨帖。他的文字真实，“我手写我心”，铅华洗尽，自有一份别致之美，自有其独特价值。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