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有味忆当年
汪成法
读钟叔河先生的《青灯集》，深觉其文笔之好。这里且举一篇个人觉得最为精彩的《蓑衣饼》为例。文章从儿时读《儒林外史》说起，马二先生游西湖所吃之“蓑衣饼”引起了作者的兴趣，想知道“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饼”，但直到晚年还是不得而知，甚至离休后到西湖旅游，也“仍未能打听出蓑衣饼的究竟，未能解决五十多年前的疑问”；“近来无事乱翻书”，徐仲可《云尔编》、汤传楹《虎丘往还记》、范祖述《杭俗遗风》都有关于“蓑衣饼”的有趣记载，但是也都未能说明蓑衣饼“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饼”，直到在袁子才《随园食单》看到“蓑衣饼的‘打’法”之后，“这才恍然大悟，这岂不是我们长沙也有的酥油饼么？”然后，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又“打电话向杭州的友人请教”，终于得到确证，友人还抄寄了清朝人丁立诚的诗句：“酥油音转为蓑衣，雅人高兴争品题。”文章于是到此结束。
印象中钟先生的文字一向以平实为特色，不料此文居然写得如此波俏：开篇娓娓道来，从儿时读书说到老年游杭，数引古典之后再宣布自己的发现，而最后以有诗为证作结，读来煞是有趣。当读到“这才恍然大悟，这岂不是我们长沙也有的酥油饼么”一句时，我不由一下子就想到小说家汪曾祺《故乡的食物》系列散文中的这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短短一节文字，也是写得一波三折，最后以一声惊叹结束，正是小说家铺排故事的家法本事、拿手好戏。钟先生的这一段表达其发现之愉悦的文字，其峰回路转与豁然惊叹，是不是也借鉴了汪曾祺的“小说家法”呢？其实，虽然主要是以出版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但从本书《自己写的东西》一文可知，钟先生本人在二十岁前也曾写作出版过小说作品，虽然后来终止了小说写作，“小说家法”其实倒也不必假借外人。
当然，钟先生此文更多的是继承了周作人的文章作法。究心名物，“翻书”寻证，正是周作人一系列以风物为题材的散文之主要特色，钟先生文章尤其和周作人早年之《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谈酒》诸文之风格有更多的相近之处。而周作人正是钟先生平素关注最多的一个作家：从上小学时在初中国文读本中初遇周作人散文到一九六〇年代写信给周作人，再到一九八〇年代主持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与集外文、一九九〇年代编印《周作人文类编》，直至新世纪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几十年劳心劳力，沉浸其中，真的就像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所自称的那样是有“周作人情结”了（见本书《讲讲我做编辑的事》），而这一“情结”自然会深深地影响到钟先生个人的写作。或者，正是因为钟先生性情中有着和周作人相近的趣味爱好，才会几十年都在为整理出版周作人作品费心费力，任劳任怨，结下了“一份不了的‘书缘’”。（见本书《难忘结缘豆》）有趣的是，周作人年轻时也写作发表过小说，第一部个人著作就是一九〇六年六月由小说林社出版的文言小说《孤儿记》，直到一九一六年还有文言小说《江村夜话》发表，但一九一七年离开绍兴到北京大学任教之后就放弃了小说创作，和钟先生的创作经历很是有些相似，虽然他们放弃小说创作的原因并不相同。
论及钟先生的写小说和与周作人“结缘”，不能不说到《青灯集》中引起我更多关注的另一方面内容，就是作者自叙生平与答人访谈的那几篇文章。从少年时代的湘北山中读书到一九四九年八月进入《新湖南报》报社，从肃反、“反右”到“文革”中陷身囹圄，从“文革”前靠拉板车维持生计到后来的主持岳麓书社，钟先生这近八十年的人生历程在本书中大都被或略或详地叙述到了。对关心钟先生生平的读者而言，书中第一辑的这一系列文章就显得特别宝贵。可惜钟先生写得太少了，而且每次只在偶然的机会中叙及一些往事的片段，从来没有记述过某一段经历的来龙去脉，更没有写过系统回忆生平的文章。真希望钟叔河先生能够重新拿起他当年写作小说的叙事之笔，将自己一生经历的大小事件一一记下，给后人留下更多值得追怀与深思的历史细节。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这是陆放翁《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一诗中的名句，“白发无情”而“青灯有味”，衰飒中别具生意，周作人因之而成“依然有味是青灯”诗句，钟叔河先生再以周诗为文题书名，可以说是灯灯相照，也可以说是一灯相传。“青灯有味”而往事堪忆，我们且静心等待他的更多回忆文字吧。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文汇报》）
念楼改题
董国和
“看书看皮，看文看题。”念楼主人深明此道，他去年出版的《念楼序跋》，就有十几篇文章改动了篇题。明人不做暗事，他还将原题附录于后，并分别作说明，可对其优劣来进行品悟。
《念楼序跋》分为正文和外一种两辑，正文收自序七十七篇；外一种辑名《念楼读后》，是四十一篇读书随笔，也有几篇序文。改题文章全出在《念楼读后》，它们依次是：《读裘克安〈牛津大学〉》，原题为《牛津的风貌》；《〈沈从文别集〉的装帧》，原题为《看起来舒服》；《读萧乾夫妇译〈尤利西斯〉》，原题为《差距》；《客来谈黄裳〈清代版刻一隅〉》，原题为《老友来谈》；《读〈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读本〉》，原题为《人为贵》；《读李普〈记刘帅〉》，原题为《记者笔墨》；《读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原题为《To philomathes的人》；《读〈晚清社会新闻图目〉二种》，原题为《旧时风物忆江南》；《序程巢父〈思想时代〉》，原题为《为陈寅恪胡适说话》；《几人垂泪忆当时》，原题为《烈士原来是才子》；《展得开》，原题为《喜得展卷之乐》；《读杨振宁的〈曙光集〉》，原题为《过头话》。第一篇写于一九八八年，后一篇也发表多年，他为何还来改动？
答案只有一个，为精益求精。“喜欢改动是我写文章的一大毛病，即在看校样时也总要改，遭排字工人和责任编辑诟病久矣。”（《〈偶然集〉自序》）除此之外，他还自称“无出息”：“我的职业是编辑，写作只是业余的事，自然也只是业余水平。”有此两点，也就有他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文章不厌百回改，反复推敲佳句来，改动后的题目与内容就更加天衣无缝。这从《看起来舒服》改为《〈沈从文别集〉的装帧》，就知道他是如何的呕心沥血。
《〈沈从文别集〉的装帧》，全篇着重写装帧：“用黄永玉的画，张充和的字来装点沈从文的文章，其谁曰不易，当然绝了。但是‘三绝’还该再加上一绝：胡颖的装帧。”“张书黄画都是不争的杰作，非胡颖所能。胡颖之成功，不在于他能画能书，而在于他能‘拿来为我所用’。石非女娲所造，用石补天却成了女娲的神功。这非但不意味装帧设计借力省事，反而正好说明了装帧设计者的高明。”用如此笔墨来“感激为这本书装帧的人”，他改题也意在画龙点睛。
同样，将《差距》改为《读萧乾夫妇译〈尤利西斯〉》，这种用作者和书名来作篇题，也意在“开门见山”。明乎此，也就明白《客来谈黄裳〈清代版刻一隅〉》，《读李普〈记刘帅〉》这些篇题的与时俱进了。当然，这其中也许有被编辑捉了刀，他又恢复了本来面目的篇题。有《〈天窗集〉自序》中的这段文字为证：“书名决定叫作《天窗集》，与前年印出的《念楼集》和去年印出的《偶然集》相衔接。李永平也觉得天窗之为物很有意思，却以为不要‘集’字更好。我说，出书之权在你，你可以出你的《天窗》；命名之权在我，我还是可以叫我的《天窗集》吧。”结果《天窗》出版了，显现了他的从善如流。但对胡涂乱改，他颇不以为然，甚至怕弄巧成拙还有此自律：“我也当编辑，也有‘衡文’的责任，但业余又算半个作家，懂得作文的人的一点心思。所以对于书稿，只有合用与否一层考虑，并不霸蛮去把别人的文章改成自己的文章，干那既费力又不讨好的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设身处地地来为读者考虑，他改动文章才不厌其烦，对尚不完美的篇题也毫不手软。
“文章是自己的好”，这是文人的通病。但自以为好只是一厢情愿，是无自知之明的妄自尊大。文章好坏与否，得由时间和读者来检验；而只有清楚自己的文章有何不足之处，方可成为大家。念楼主人正是“怕后人笑”，他才将自己视为业余的“半个作家”，改动起文章来才不厌其烦，这其中也包括篇名。然而，若论起他的学术成就，这从《走向世界丛书》的影响，即可知其一二。这套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他编辑出版的丛书，不仅得到了钱钟书、李锐、李一氓等知名人士的好评，还走出了国门。凭此，他还被邀请参加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一次会议。用朱正的话来说，“省级出版社来参加这会的只他一人”。他有如此成就又如此谦虚严谨，改题的启示也就不言而喻。
（二〇一一年四月《开卷》）
听钟叔河先生“与之言”
杨向群
我掩卷猜想，《与之言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也许是钟叔河先生较为满意的一本书吧。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书是印出来给人看的，锁线装订才便于展读，内文版式的天头地脚宽松些好，字行距也宜适当疏朗，书不必太厚，最好坐卧可读。
心里一直都好奇：为什么钟先生写的书编的书总不过时，那些看起来不过是大白话的文字，总是那么耐读？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之言集》于我，颇有点“第十个烧饼”的味道。
三十年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过一瞬，尽管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可是思想、观念、文化却仍在纳入世界轨道的缓慢转折过程当中。即便三十年前我有机会参与其事，即便近三十年离开湖南仍有幸得到钟先生几乎所有著作的签名馈赠——但是直到今天，我才对他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初衷恍然有所感悟。怪不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来自北京的、上海的、苏州的、深圳的、香港的等各路记者络绎不绝跑到长沙念楼探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