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和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先生一九八四年开始整理印行周氏著作时，曾在北京的报纸上刊登这则广告。后来因为岳麓书社“海选”总编辑，先生未能保住职位，这件事表面上中断下来。张中行先生“推想人亡政息，继续刊印周作人著作的豪举总不能不放弃。不出所料，以后就不再有周作人著作的新印本寄来……直到见到钟叔河先生，才知道情况并不是水流花谢，而是水已汇成巨流，花将开得更大”。先生毕十一年之功，编成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和四卷本《周作人文选》。后又“历时十载始最后改定”十五卷《周作人散文全集》。先生于周氏著作整理出版孜孜矻矻、矻矻孜孜，筚路蓝缕、功德无量矣。
我曾亲见吴小如先生抱病翻看《周作文散文全集》，他埋怨说：“书太沉了，拿不起来。”我将此意见报告先生，先生一脸无奈：“出版社如此运作，我也无能为力。”先生曾专门就此撰写文章，称喜欢看桌上展得开，只手拿得起的书，文尾自言自语道：“这点卑微的希望还有不有实现的可能呢？”我看渺茫大于希望，希望亦是渺茫。
先生还珍藏着《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等周先生在解放前出版的全套作品。他说：“我信奉胡适和周作人的自由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个好东西，但不要强迫别人信仰，不要搞思想上的大一统。解放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暴风骤雨，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要回到老路上去，而且越走越远……”
我记下了先生这段话，但没有附言。
第三套组合拳，《曾国藩全集》。
小孤桐轩主藏有清代佚名密奏，想转让于我。密奏从内容和时间推测，当写于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挥师北上武昌之际，正是江西乡试主考官曾国藩赴任途中接到母亲去世家书，改道回湖南湘乡治丧的时候。密奏所参高官、所议时事、所提对策，非湘籍高官、文章高手莫能为，我初步推断为曾国藩所书。
庚寅正月，我回长沙探亲，呈上此奏请教先生。先生看了看说：“字体有曾氏痕迹，内容有史料价值，比你收藏的信札（曾国藩致沈葆桢）重要多了。”他还说，“早些年前我在南京买到咸丰皇帝朱批的曾国藩奏折，是请安问候之类的，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不如你的语关实事，洋洋洒洒三四千字。”
我深以为然，返京后立即付款成交。
先生少读《曾文正公家书》，觉得生动诙谐。弱冠后再读，更觉此人非同寻常，尤其是他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曾氏乃中兴名将，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女可是正牌的高干子弟，然而却没有一个纨绔子弟。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自学精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英年早逝，然其研究古算学已取得相当成就。曾氏儿辈个个成材，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大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这样的大学者、曾宝荪这样的教育家，打破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二世而亡”的周期率。
晚清民国，曾氏著作颇受推崇。新中国成立后，世人对曾氏的评价从“勋高柱石”“古今完人”一下子沦落到“汉奸刽子手”，二者判若云泥、形同冰火。这些评论，从不同时代要求和不同政治利益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什么领袖人物都不能不承认曾氏个人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先生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刘伯承、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亦充分肯定曾氏的治军为政之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要求学生人手一册《曾文正公家书》。可见曾氏名望之高、影响之大、“粉丝”之多。
范文澜先生将“汉奸刽子手”这顶帽子扣在曾氏头上，先生认为并不合适。曾氏生于一八一一年，上距明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一百六十多年，中国由满人做皇帝已历经顺、康、雍、乾、嘉五世，他爷爷的爷爷早已是清朝臣民。他生活在那个体制内，不为满清卖力为谁卖力？如果硬将满汉统一两百多年后食朝廷俸禄为国家办事的人称为汉奸不可，那么胡林翼、左宗棠自然是汉奸，林则徐、魏源也是汉奸，严复、康有为更是汉奸，连义和拳的大师兄们也只能算是汉奸“志愿军”，这样汉奸也未免太多了。所以，先生为余藏郑孝胥伪满国歌手迹题跋亦持此论：“变幻黄龙五色旗，海藏楼上目低迷。今日同舟原敌国，忠奸判断别华夷。骂郑孝胥是很容易的，我却想从另一角度来看看，成四句呈萧君正之，念楼钟叔河。”他认为郑孝胥有别于吴三桂，曾国藩有别于郑孝胥。
基于这些认识，先生早早提出整理出版《曾国藩大全集》的建议（建议被采纳，但书名最后仍定为《曾国藩全集》）。一九八二年初，国务院召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谈会，特邀北京、上海、湖南三家地方出版社负责人参加。当时先生因《走向世界丛书》已名满天下，举办方拍来电报，指名道姓请先生出席，并声明如本人不来就不要派其他同志。当时冀淑英先生还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先生通过她介绍去那里查资料。图书馆没有曾氏手稿，但有台湾版影印本，先生持此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引起强烈共鸣。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〇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正式将《曾国藩外集》（辑轶）和影印《曾文正公全集》同时立项。
先生风尘仆仆，快马加鞭。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了《曾国藩教子书》，一时洛阳纸贵，时隔十六年再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先生校点重印《曾国藩家书》，“为了给等不及全集出齐和买不起全集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精简的本子”，此书两个月后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印行了繁体字竖排本。一九九○年十二月，先生出版了《曾国藩与弟书》，此书多谈治军为政之道，深得国共两党高级将领赏识，时隔十二年再版。一九九七年八月，先生出版了《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三卷，此书最大特色是增加了别人给曾氏的来信，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八月再版时只字未改，书名却换成《钟叔河评点曾国藩家书》，先生甚为不满：“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出版前又不给看校样，乱加‘评点’二字，简直莫名其妙！”
曾氏著作一出来有很多人反对，报纸上也有很多批评文章。其中一部分人确实是从信念上反对出曾国藩，这些人大多解放初期进大学，特别是学文科的，都是一个模子里训练出来的，不太愿意接受新生事物。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单位的人，他们不是反对出曾国藩，这些书他们可能看都没有看过，但反对钟叔河，望他不顺眼，打起架来抄起曾国藩的书就是棍子。还有当时有“老同志”状告湖南出版了“三种人”：周作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有的书很快被禁止发行，出版社负责人也受到牵连。这其中“两种人”与先生有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还是他提供的一九三六年版本。
《曾国藩全集》的出版重任，后来落到了唐浩明先生身上，但先生始终关注着这名晚清的风云人物。当曾湘乡（国藩）摇身一变成双峰人，他公开表态反对这种做法，说“这两个字改得很没有文化”。先生告余：“程千帆先生本是宁乡望族，后来突然变成望城人，程先生坚决不认这个籍贯。还有善化县历经元、明、清和民国，有九百多年历史，南下干部一句话就改成望城县，而且望城坡还不归望城管，你说有多么滑稽。”先生认为，地名属于当地居民的公共产权，如果改变所辖权或重新命名，首先得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想改就改的官僚作风只能割断历史，令当地文化无法延伸、逐渐消失，这种野蛮行径的文化“强拆”应该坚决予以制止。
我是举双手赞同先生的意见的。我所熟悉的学者书法家范敬宜先生落款不用苏州用吴郡、赵宝煦先生落款不用绍兴用会稽，这就是对乱改地名、割断历史的无声抗议。
“念楼钟寓”乃先生寓所，“念”与“廿”同音，乃二十之意。先生住二十层，户户外貌咸同，特集周作人先生书法刻四字悬于门，以便新知旧雨登门。《念楼集》《念楼学短》等皆先生乔迁新居之作，各类书店颇有市场。近些年来，去念楼拜访、采访先生的人越来越多，知道念楼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对不爱热闹炒作的先生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念楼楼主是足以令当代某些所谓“国学大师”失色，甚至汗颜的重量级人物。他编的书，他写的文章，他不为世人所左右的独立人格，在当今文化界实属罕见。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清醒睿智的认识，对古今华夏儿女深入骨髓的剖析，以及他深厚的人文学养和苦难的人生经历，都令晚生五体投地、佩服之至。先生所居之念楼，分明是一部浓缩的现代中国政治的风云史、斗争史，分明是一部浓缩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奋斗史。
后记：如果说鄙人主编的《三老吟草》（中华书局二〇一三年一月出版），还对得起百岁老人周退密先生、九十晋二老翁吴小如先生，以及四年前驾鹤西归的何满子先生，那么钟叔河先生就是最大的功臣。当初我不满意他人设计，拿着诗稿赴长沙请教先生，他热情举荐设计人选、反复推敲版式编排、极力主张宣纸线装，书样前后看过两三遍。他对不速之客的不情之请如此满腔热情，其宅心仁厚、古道热肠，《三老吟草》可鉴。
（原载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文汇读书周报》。收入本书时，经作者同意作了必要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