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出狱后本应该回报社上班，可他觉得报纸的宣传鼓动、舆论引导规定动作太多，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当发小和难友朱正先生推荐他去湖南人民出版社，他二话没说就愉快应承。朱先生的慧眼识珠，造就了当代出版界这颗璀璨明珠。
先生刚一上班，就提议编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他二十多年的收藏积累派上了用场。当时没有电脑，先生就请人抄稿，然后一字一字校对，一句一句标注，还加旁批、做索引，写平均一万多字的导读，付印前看三两次校样。这最初一月一本的出版速度，先生忙得脚打后脑勺却不亦快哉。
丛书自一九八〇年八月初版至一九八六年二月结束，共出版三十六种计八百余万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触东西洋文化的这些前驱者，以宽广的视角全面介绍了欧美及日本文化，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宝岛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台北百川书局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繁体字本。海上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赞曰：“他的这一套专题书藏确也显示了独特的识解。多年来我也跑跑书坊，也常常遇到这类书，但不能认识其文献价值，都轻轻放过，箧中不存一册，想想又不能不使我感到惭愧了。”
先生打这个组合拳，其目的就是想“为改革开放打打边鼓而已”，“起到一点帮助打开门窗又防止伤风感冒的作用”。他说：“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
丛书甫一面世，立即好评如潮，先后荣获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和湖南省优秀图书特别奖，成为先生出版生涯的扛鼎之作。
乡党李普先生最早主张将导读聚集单独出版。他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时，给先生写了四页纸的长信，“我很想鼓动你干这件事，如何？”并表示书可交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李先生彼时就任新华社副社长，有条件促成此事。
李一氓先生在不知先生为何许人的情况下，就点名先生进京参加学术会议，多次肯定丛书整理编辑工作的学术价值，两次给先生写信：“这套书这样一弄，真可以传之万世了。你写的那些导言尤有意义。可惜搞改革的，搞近代史的，多没有注意及此，是否再搞些宣传工作？”“每卷内各篇你的前言，集合起来，印为一册，尤便翻览，未审尊意如何？”
钱钟书先生亦为丛书所激赏，主动委托《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女士约先生谈谈，于是先生一九八四年元月与钱先生第一次见面，从此结下文字因缘。钱先生建议将叙论结集单行，并表示愿意为之写序。先生回长沙两月后就收到钱先生所写序言，附信道：“弟素不肯为人所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其序云：“差不多四十年前，我用英语写过关于清末我国引进西洋文学的片段，常涉猎叔河同志所论述的游记、旅游记、漫游日录等等，当时这一类书早是稀罕而不名贵的冷门东西了。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我又心粗气浮，对那一类书，没有像他这样耐心搜罗和虚心研读。”他还手录旧作《山斋凉夜》送给钟先生。
如今，杨绛先生已寿过期颐，她们一家与先生保持了近三十年的书信往来。二〇一一年初夏，先生将杨先生的最近来信给我看，百岁老人的字迹依旧娟秀而流利，只是字里行间有了些许感伤。她信中说：“我十分羡慕你有朱正一般只大你三天的好友，我的朋友都七八十了，百岁老人能有几个呢！你有四个女儿，朱正有三女二子，可惜我只一个女儿，如健在，也有七十了。”杨先生特意提及钱先生作序之事：“他平生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先生的这些叙论当年都以谷及世（古籍室）、何守中（钟叔河倒念）、金又可（姓名取半）等不同名字发表，如今又纷纷回到先生名下。当时社内舆论“不赞成编辑搭车发表文章”，所以本应由岳麓书社出版《从东方到西方》，作为丛书附册发行，“这样才能起到‘宣传’丛书的作用。可是，它却只能在上海出版。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这样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在我却不免更增加一分对一氓先生的歉意了”。
这套丛书原计划出一百种，后来先生精力不济，便将所剩藏书转让给岳麓书社，留给他人付梓。先生认为，这些先哲们的笔记很有文献价值，比许多有思想有文才的学人游记更有价值。
二〇〇八年初，先生偶巡书市，发现丛书所收的薛福成、张德彝诸人著作被某出版社明目张胆地翻印了，误排失校形成的错字也一字不易地照错。他反躬自省，认为丛书未能及时重印乃翻印者这样做的客观原因，“于是，从书市回来，我就拨通了有关的电话”。二〇〇八年十月，岳麓书社修订重版十卷本《走向世界丛书》，售价已从最初单本几元钱涨到全套一千二百元。这跟先生当年“让读者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出版理念相去甚远，也与他希望再版当年读者喜欢的小本本的初衷背道而驰。但他还是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能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我想肯定会的，先生的第三代开枝散叶，不早已呈现出“走向世界”的局面了吗？
第二套组合拳，《周作人散文全集》。
我藏《知堂序跋》，先生跋之曰：“肖跃华君正编，钟叔河壬辰春前。”这是我一九八九年执行首都戒严任务间隙，闲逛书店的偶然所获。我一口气读完此书，划了很多横线，根本没有注意编者是谁，哪能想到廿年之后我会成为此书责编家中常客。
先生很早就读周作人先生的作品。一九五〇年暮春，他读到《鲁迅的故家》这本厚书，不禁为作者周遐寿的文章《一幅画》叫好。后来他又读到《希腊的神与英雄》，译者也叫周遐寿，书里面神的译名，像爱神维纳斯、宙斯、阿波罗这些，都跟以前译本不同。于是，他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写信，问为什么换译名。出版社将信转给周先生，周先生给出版社回了信，出版社又把信转给先生。就这样，先生知道周遐寿即周作人，也知道了他的地址，于是就给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的周启明先生写信。
“……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而且都爱不能释……我一直以为，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他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最难得有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
此信落款“十一月二十四日”，当写于一九六三年，周作人日记此年此月此日记载：“上午得吉光二十五日信，钟叔河二十四日信”。先生这个时候拉板车养家糊口，买不起像样的纸笔，只好到街头小店买了一分钱两张的材料纸，一角二分钱一支的毛笔和一小瓶墨汁。周先生很快回信，还赠送先生书法条幅和签名书。“如果没有这封回信，谁会相信在那个蒙昧年代，一个穷困潦倒的三十出头的青年，竟然会与素昧平生、年近八十的知堂老人通过信？谁又能料想到二十年之后我还会编周先生的书呢？”
先生重操旧业后，首先想到的是重新出版周先生著作。他与周先生儿子周丰一先生取得联系。丰一先生整理先父遗物时，偶然发现先生寄来的那封信，遂将影印件寄给先生，原信赠送鲁迅博物馆。
周先生在中国学海军，在外国学建筑，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训论衡，狂言笑话等，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中外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先生慧眼识珠：“在我所读过的这类文章中，周作人可算是写得最好的。”
英雄所见略同。斯诺书面采访鲁迅先生，问了三十六个问题，其中“最好的散文家是谁？”鲁迅先生写了“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巴金老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亦说：“周作人的文章写得好……人归人，文章还是好文章。”胡适先生晚年亦感叹：“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
于是，先生第一个吃螃蟹，一九八六年四月出版了建国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书《知堂书话》。他于序尾说：“我所明白无误确确实实晓得的，也就只有这两点：第一，周作人‘已死’；第二，‘他读得书多’。至于别的方面，还是留待能够说和愿意说的人去说吧！”这本书一版再版三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偏爱。
《知堂书话》出版后，社里内部反映总编辑不应该亲自编书。可先生一不爱做官，二不爱向上打报告对下作报告，三又缺乏参加没完没了各种会议的精力和兴趣，于是又紧锣密鼓出版了周先生的《儿童杂事诗笺释》《知堂谈吃》等，还为陈子善先生出版的《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等作序，仿佛是周氏著作的“总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