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都承载了儒家道统，以及“二程”对儒家道统和孔孟之道的认识。在游酢看来，“四书”记载了圣人之言，体现了天地之理。也就是说，圣人之言就是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就是天下之理。所以，游酢认为，学子必须先读懂圣人言语所表达的意思，然后更应体会超越言语之外的“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游酢对“四书”的讲解有其独到之处。这体现在他的《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和早已亡佚无存的《中庸解义》、《论语解》、《孟子解义》等著作里。
从游酢把“四书”作为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以及他独到的讲解，我们可以看到游酢在治学和教育教学实践中已形成了他的以“四书”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体系。这对南宋理学各派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朱熹就用毕生之力系统训解、论述“四书”，在宋淳熙九年（1182年）首次把“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这“是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四书”合刻后，朱熹对《四书章句集注》作过数次修改，直到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标志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不仅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建立了“四书学”，还意味着中国儒家经典诠释从此由诠释“五经”为主迈进了诠释“四书”为主的时代。
此外，游酢也重视“五经”的教育教学，尤其是重视《易经》和《诗经》的教育教学。他为帮助学子理解和掌握《易经》、《诗经》的思想，著了《易说》和《诗二南义》。
3.教育教学方法与特点
游酢是教育家，深懂教育教学方法。因此，宋哲宗皇帝在元祐元年（1086年）任命他为太学正录，主持太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宋哲宗对游酢说：“古之教学之法，肄习以时，而难易先后，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则不能以成其业。具官某事朕初载，以直谅闻。凡有职于成，均皆士之秀。今学者言尔讲说训导，可以为师。朕欲观汝之道，至于有成。欲假尔大邑之佐，使禄足以充，然后安然克终其业。可不勉哉！”宋哲宗称赞他是士人中的俊杰，又深懂教学之法，说他的讲说训导可以为师，所以任命他为太学的正录，给他丰厚的俸禄，勉励他安心办教育并做出成绩。
游酢的治学和教育教学方法极具特色，为“二程”洛学的南传和发展提供了保证，对南宋理学教育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教育教学方法多种多样，这里仅择其要者叙述如下：
一是修道明道，狠抓根本。道，是事理、规律，是事物的本质、根本。游酢说“学之为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体夫道者也，故不器。不器则能圆能方，能柔能刚，非执方者所与也”。意思是说，学习是为了穷理，而修道穷理是学子重要的治学方法。什么是道？什么是修道穷理？游酢认为，形器（感官所感知的具体事物的形体）之上的叫做道，有形体的具体事物叫做器。君子能体验到器之上的道，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这样就不会在具体事物上纠缠不清，而是能圆能方，能柔能刚，不被具体事物的形体所限制。这是教人看问题不要纠缠在枝节上，而是要抓住本质和主要问题，纲举目张，具体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修道穷理，当然也是要抓住根本问题、本质问题。什么是修道穷理的本质问题或根本问题？游酢说：“修道之谓教也。或蔽于天，或蔽于人，为我至于无君，兼爱至于无父，则非教矣。知天命之谓性，则孟子性善之说可见矣！”道的修养就是教育，而道的修养，要抓住人性这个根本，懂得天命就是性，孟子的性善说也就清楚了。很明显，游酢强调要抓住人性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教育。修道穷理，就是抓道德的修养，穷人性之理。坚持道德修养、人性修养，从根本上提高道德意识、人性意识，立志向善，立志为仁，立志做圣人，而不是在于看其一件一件的善事。这样，做起事来就能站得高、看得远，处处从大局、从全局、从整体出发，既能把事情做好、把问题解决好，也能处理好左右前后各种各样的关系。游酢的这种教育教学观点，是极深刻的。
二是注意难易程序，循序渐进。游酢办教育坚持古代传统教育制度和分难易程序、循序渐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在学制上分小学和大学。在小学（包括童蒙教育），主要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礼节和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和技能，以培养学子的德行和智慧，但更主要的是道德教育，教之如何做人，使其长大后始终能具有诚信朴实的品德，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大学（包括书院教育），则是教之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在“四书”、“五经”的教育教学上，游酢也注意分难易程序，做到循序渐进。这些，游酢都做得非常完美。如对“四书”的教育教学上，游酢牢记老师“二程”的教导，“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将《论语》、《孟子》先于其他经书，即先《论语》，后《孟子》，再后《大学》，最后《中庸》。在“五经”上，游酢是先《诗经》，后《尚书》，后《易经》，再后其他经书；而在《诗经》上，游酢选择宣扬礼义伦常、促进修身齐家、充满道德意蕴的诗篇进行教育教学，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提高人的道德意识，由“内圣”而“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如《鹿鸣》中的《四牡》、《皇皇者华》等篇。游酢说：“有德以道之，则尊君亲上之心笃；有政事以道之，则劝功乐事之意纯。”这是说，有道德的修养，尊敬君主亲爱长辈的心就会厚实；有政事的治理，劝勉功业喜欢做事的想法就会纯正。
游酢的这一教育教学方法对朱熹也有直接影响，但朱熹难易程序与游酢有些不同。朱熹主张在教育教学与治学中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先后次序进行。朱熹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并认为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宜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着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朱熹说的“定其规模”，就是定“三纲”、“八目”的修己治人的思想规模；“立其根本”，就是打下理学的思想基础；“观其发越”，就是理解理学义理的进一步发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求得那个古圣人的“微妙而难见”的道心，即求得理学思想的极致。这说明朱熹既继承了游酢“分难易程序，循序渐进”的教育教学方法，而且又有了超越。
三是熟读、温故、积累、体验、知新。游酢办教育还坚持让学子对“四书”等经典要熟读，要温故。熟读了，才能常记在心头；常记在心头，才能反复寻思；反复寻思，才能有得；温故了才能知新。孔子教人，也只是“学而时习之”。游酢说：“温故而知新，所以博学而详说之也。”温习旧知获取新知，才能博学，才能详细解说。“时习之则时有得矣。”时时温习，则时时有得，时时积累，时时知新。只是熟读、温故必须要诚敬、专一。游酢说：“主忠信者，学者之要言也”、“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这是说，忠实诚信，是学子学习的要旨；学习之道，必定要以忠诚信实为主。游酢接着在《中庸义》里又说：“至诚之道，精一无间。”至诚，就是精微专一，没有别的东西掺杂在里面。“彼夫利欲、斗进、躁竞、驰逐者，去道日远。苟能收敛此心，鞭逼向里，勿为外物所动，则其本立矣。故濂溪明道二先生发明为学之要，必言静者，以大本所当先也。”游酢认为，只有收敛各种利欲、斗进、躁竞、驰逐之心，“鞭逼向里”，内心不被外部的物欲所干扰，才能为学。这就是专心乃为学之本。周敦颐、程颢二先生讲为学之要，“必言静”，其实就是讲心要精微专一，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掺杂在里面，这首先是从学子自身心性的“大本”来考虑，为的是能找到入学的门径。
游酢关于学习要亲自体验之说很多，散见于《宋.游酢文集》若干卷中，现择其精要者，以明本旨。游酢说：“读书，须要切己体验。”“诚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犹言自本自根也。”“然须藉穷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圣域之理。不然休说。”游酢勉励学子要用主敬的心态，坚持用体验、穷理的工夫去学习，才能得道进入圣域，否则休说。
游酢这一方法也影响着朱熹。朱熹说：“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学者当守此。”朱熹提出三条读书原则：熟读，体验，不责效。学子须坚守这三原则，因为“读书看义理，须是胸次放开，磊落明快，恁他去。第一不可先责效。才责效，便有忧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结聚一饼子不散。今且放置闲事，不要闲思量。只专心去玩味义理，便会心精；心精便会熟。”
四是学思结合，精于研究，勤于比较，重在力行。学，是学习；思，是思考，包括研究、比较。游酢说：“多识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验今者，学也；耳目不交于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则知敏，敬以直内，而中有主；学则知义以方外，而外有主。学而不思，则所学者不能以为己，故罔。罔者，反取诸己而无实者。思而不学，则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应于事而不安也。”什么是学？什么是思？学与思的关系怎样？游酢认为，多见识前人的言行，并且考察其在古代的情况来验证当今，这就是学。耳目不与客观世界接触（不靠外力），而全心意地靠自己去寻求，这就是思。要知“道”并“考古以验今”，不“学”不行，不“思”也不行，而且“学”要学得透彻，“思”要思得深刻。“学”之透，“思”之深，胸中就有主见，对外就有主张。学了不思，那么所学的东西就不能成为自己的，因而就成虚妄；只思不学，所思的东西不能用来处理事情，所以就会懒散。在深思过程中，不必拘泥于陈言师说，而当有所疑，在解疑中增长见识，增长才干。游酢强调学思要结合。
游酢认为，“思”不能没有研究和比较，只有研究和比较的“思”，“思”才能深透，也才会有得。如他的儒、佛之辨。在《文集》中有2篇是游酢儒、佛之辨的文章。一篇是《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易》书非佛书并也。佛自立一说，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爻象彖系，何尝无人伦哉！某欲拜孔氏庙，不宜以佛书加之于‘易’。”胡康侯向游酢借佛书《周易》，游酢回信说：《易》书不属于佛书的范畴。佛教自立一说，要人和亲属割断，独立在一切皆空的境界之中。易书中所说的各种卦象都是现实社会的事情，何尝没有人伦呢？某要去拜谒孔子庙，就不应当把佛书的定义强加给《易》书。另一篇是《答吕居仁辟佛说》：“儒者，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尽其分，罔有不合道者。释氏谓世间虚幻，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异，而声可入，心可通。此其说之谬妄矣。吾道岂若是哉！敢以管见陈白。”儒家守着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各尽自己的本分，没有不合于道理的。佛家说人世间一切皆空，要人们违反常情和道理，宗旨不同作用不一样，一听到声音，心灵就可相通。佛家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我们的学说哪里是这样呀！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游酢对儒、佛教义的区别是很清楚的，而且指出了佛教的反常合道，旨殊用异的谬妄所在。这说明他对佛教有深入的研究和对比剖析，否则是难以对儒、佛作出这样深入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