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心里的确很受伤。
这是一个前改革者的伤痛。
N 年前，当韩琦还是个热血青年时，他也是旗帜鲜明拥护改革的。当时改革的领军人物是范仲淹范老夫子。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韩琦、富弼和欧阳修都站在了范仲淹身边支持范老夫子改革。但是 N年后，韩琦才知道，改革是革命，革自己所在阶层的命。
那还是庆历三年（公元 1043 年）的事，大宋和西夏打起来了。
结果是大宋惨败。
更要命的问题还在于，很多失地农民蠢蠢欲动，公然起来闹革命。
国事如此艰难，宰相吕夷简却是天天望天，希望上天能给他出主意，以度过时艰。
但是这年三月的某一天，吕夷简不再望天了。因为仁宗下了个决心，要“更天下弊事”。“更天下弊事”第一步，就是要吕夷简把宰相位置腾出来，以待贤者。
范仲淹一屁股坐了上去。头衔与现在的王安石一模一样——参知政事。富弼和他韩琦等为枢密副使。于是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开始了。当时的韩琦就和现在的吕惠卿一样，对改革充满着极大的热情和实干精神，很快就和同志们一起拿出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
这个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朝廷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和现在王安石所搞的那一套几乎大同小异。
但是，改革很快就失败了。
因为革了自己所在阶层的命。
庆历三年十月，在中书省与枢密院共同廷议了几天之后，朝廷首先选拔各路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
这一勾，注定勾出了仇恨与不满。富弼对范仲淹半开玩笑地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道：“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坚决罢了那些不称职官员的职位。
于是，厄运开始如影随形。一些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庆历新政：夏竦、王拱辰、贾昌朝、章得象、陈执中、刘元瑜、李定、钱明逸、宋庠、宋祁兄弟……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一时间，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甚嚣尘上。
韩琦这才明白，改革其实就是一场革命，是需要有人买单的。
只有宋仁宗看上去一脸无辜。这位行新政时才 34 岁的年轻皇帝在犹豫不决了很多天后，很宽厚仁慈地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参与者——杜衍（宰相）、富弼（枢密副使）、韩琦（枢密副使）、欧阳修（谏官）、蔡襄（谏官）、孙甫（谏官）、苏舜钦（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王益柔（集贤殿校理）、石介（国子监直讲），特别是范仲淹说，各位保重了，我其实很珍惜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随后，这场新政宣布失败，苏舜钦和石介搭上了性命。虽然两人都是病死，但石介险遭鞭尸，苏舜钦被削去官职，流落苏州，最终英年早逝。
韩琦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从此对“改革”两个字恨之入骨——改革是什么？是要死人的，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帝国的美好明天，不是靠什么改革改出来的，而是靠真抓实干干出来的。
特别是，不要拿自己所在阶层的人士开刀。
这样的认识，不仅仅属于韩琦，也属于司马光、富弼、欧阳修、文彦博、范纯仁（范仲淹次子）、苏轼、宋敏求……
不错，都觉悟过来了：上述 8 人，有 5 人曾经是范仲淹的政治盟友、坚定的支持者，如今全部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反对王安石改革。另外 3 人——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虽然不是范仲淹的政治盟友，也同样不看好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只有王安石这个大傻瓜，才孜孜以求于变法，拿自己所在阶层的人士开刀，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所以，韩琦悍然决定：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宁和广大官员的幸福生活，他将继续不遗余力地反对王安石改革。
因为，在他看来，这注定是场不成气候的改革。
事实上，司马光曾经以老朋友的身份写信规劝过王安石。
他们做朋友很久了，而且在包拯手下一起做过同事。
司马光知道王安石有多倔头倔脑。所以他这次把规劝信写得很长——史上著名的《与王介甫书》。说介甫兄，你“用心太过”，“自信太厚”，造成了侵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拒不接受别人意见等错误。
王安石不久就回信了——史上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字不多，说司马兄，我没错，错在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够快，错在同志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司马光就此决定不再做王安石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