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跑路之前，神宗其实还想最后利用他一把的。
那就是借他的口推荐王安石上位，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宰相。
富弼却没给神宗这个面子。他推荐了另一个人。
枢密使文彦博。
当然，神宗是不会给富弼面子的——本来就是想利用他的，又岂能被他利用？
于是宰相之位暂时空缺。
这是令人窒息的空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某种僵局的顽强存在。不错，神宗完全有权力直接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可德高望重的富弼跑路之后，朝堂内外开始隐藏着一股可怕的反变法力量。这股力量正在寻找一个突破口，能够撕裂神宗新政的突破口。
但是，在王安石看来，神宗变相地逼富弼跑路完全是一步险招。
因为在此之前，另一大佬欧阳修也因为和王安石政见不和，被神宗一路贬到安徽颍州养老去了。欧阳修的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糖尿病，到颍州时眼睛基本上看不到东西了，这让王安石很是内疚。
世人皆知，欧阳修是他王安石的恩师和伯乐，是其仕途引路人。现如今他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世人会不会说他王安石心狠手辣、落井下石呢？
更要命的是，改革改到今天这个地步，他的政敌已是遍天下：韩琦、唐介、赵抃、吕晦、苏辙、欧阳修甚至还有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被贬、被罢，除了条例司他引进的几个新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在此情形之下，王安石认为，他不做这个宰相比较好。如果他做了宰相，目前僵持的局面就有可能崩盘；如果另荐他人做宰相，改革还能继续往前推。
神宗尊重了他的意见。
一个叫陈升之的人浮出水面，成了大宋朝的新一任宰相。
陈升之原是枢密副使，和王安石一起主管制置三司条例司，此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特点，最大的脾气是没有脾气。老好人一个。
一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老好人做官大多没什么政绩，也没什么政敌，这是老好人做官的辩证法。但是神宗以为，王安石推荐的这个人不错。
因为陈升之在主管条例司期间，从未反对过改革。此次升任宰相后，想必不会突然成为改革的绊脚石。还有一点，一个没什么脾气的人肯定没什么欲望。如果王安石行宰相之实，陈升之当他空头宰相的话，想必他也能接受。
但是神宗的如意算盘却是打错了。
不错，一个没什么脾气的人也许没有什么欲望，却也许有很强的欲望。一切要看他心里怎么想和处在什么位置上了。
神宗不知道，陈升之内心深处不仅有欲望，欲望还大着呢。
很多年来他之所以貌似没有欲望只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
一直是个副的，上头一直有人压着他。现如今富弼走了，王安石又成了他的下官，陈升之突然觉得，他人生的春天他奶奶的姹紫嫣红了。这突如其来的姹紫嫣红让他蠢蠢欲动。所以他要做一件证明他存在的事——陈升之履新后不久向神宗打报告，以机构改革为名奏请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同时恢复中书省的旧权，恢复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应有的权力。
神宗拿着这份报告那叫一个震惊。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叫陈升之的人的欲望。
表面上恢复中书省的旧权，恢复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应有的权力是在拨乱反正，是为中书省等官员鼓与呼，但实际上，陈升之这是在有意破坏改革——条例司没了，改革政从何出？指望三司那些守旧的官员吗？
更何况，陈升之此举用心险恶啊，一方面是架空王安石，另一方面则是争取官心——中书省等官员联名上书支持陈升之的提案，并暗示若不照此办理将展开史无前例的大罢工。
神宗和王安石这才明白，一个没什么脾气的人一旦发飙，那是要出人命的。
打报告要求撤条例司的不止陈升之，司马光、苏轼、文彦博、韩琦、范镇先后上书，1070 年 5 月条例司最终还是被撤销了。
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撤销前，《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相继出台，《免役法》虽未颁行，但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改革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条例司其权归于中书。在王安石领导下，司农寺和中书五房成为变法决策机构，新法通过司农寺予以发布，吕惠卿、曾布主管司农寺。
熙宁二年九月，影响一个时代进程的《青苗法》颁布试行了。该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两成归还谷物或现钱。
熙宁二年十一月，《农田水利法》颁行，法令规定政府鼓励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凡与当地农业利害相关，需兴修或疏浚的水利工程，均按照工料费用的大小，由当地住户依户等高下出资兴修；私家财力不足的，可向州县贷款。凡可供公用的水渠，被豪强兼并独占的，须重新“疏通均济”。
《青苗法》其实是农村“小额信贷”，这比孟加拉“格拉斯”银行早了 1000 年；《农田水利法》大搞农业基础建设，以投资刺激内需。王安石有才啊。
撤条例司是神宗以退为进的一个举措。因为此后不久，陈升之也被罢相。改革继续艰难向前推进。
政治上专唱反调的苏东坡觉得变法毫无用处，“富国之效，茫如捕风。”
岂止无用，简直有害：《农田水利法》使浮浪奸人，争言水利，成则有赏，败者无诛，实在是浪费财力物力，反而造成水土流失。《青苗法》杜绝不了官吏强行摊派，而且借钱的大多是贫苦人家，还不出只好逃亡，这贷款就得担保的邻居负担，真到了天下共恨那一天就来不及了。而尚在试行阶段的《免役法》，很可能造成钱收了，役照服的局面。
这位天生的乐观派大声疾呼：“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文彦博却是一如既往地伤感——不管是富弼跑路还是陈升之被罢，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准确地说，他被神宗遗忘了。
不错，朝廷现在是缺人，缺的却不是他文彦博这样的人，而是王安石式的改革风云人物。
文彦博接下来的命运只有一条——
卑微地存在，或者和很多被贬到地方去的同志那样，老死他乡。
毫无疑问，这样的命运不是文彦博想要的。他决定改变命运。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所谓的改变命运只是个自慰式的口号，响亮是响亮了，却不能做到真正的改变。但是文彦博以为，这一次的情况注定与以往不同。
因为他发现了一条路径，从地方包围中央的路径——神宗不是图痛快贬了大量的京官到地方工作吗？那好，就把他们团结起来，从而成为反对新法的强大力量。
因为一个道理不言自明：新法再牛 B，也需要地方官员去执行，可地方官员要是不执行，或者歪曲执行呢？那结果只有一个——貌似轰轰烈烈的改革将很快流产。改革一旦流产，大宋官场就要重新洗牌，到那时，他文彦博的命运不改变也难。
只是真的要这么做，危险也是很大的——神宗如果知晓文彦博在结党，那毫无疑问，他的命运也将立刻改变——大宋人都知道，结党是灭族之罪。
文彦博便不结党。
不结党并不意味他支持改革，而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反对改革。文彦博开始在京城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口吻和那些与地方官员有联系的人士谈话，说新法好是好，却不太完善。比如《青苗法》就没有规定向农民贷款是自愿还是强迫的，如果偿还有问题是否可以找富户联保，这些问题都没有好好解决。假如下面的官员强迫借贷的话，那些不愿多贷的农户就要多付利息；而急需借贷的农户却借不到钱，这不乱了套吗？这不要激起民变吗？
文彦博说这番话时表情焦虑，忧国忧民，令听者无不动容。
动容之后是心领神会。很快，文彦博所“担心”的那些局面就在全国各地出现了。王安石变法，第一次在政策执行层面上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