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科学都反映生活，但在是否反映生活的整体性问题上，文学与科学分道扬镳。艺术是人对世界掌握的重要方式之一。一般认为，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的掌握方式共有三种：一种是物质实践掌握，如通过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以达到对物质世界的了解和利用；一种是精神掌握，如通过哲学、科学理论研究等认识活动，达到对世界固有规律的把握；一种是精神实践掌握，如通过宗教、道德和审美活动等，达到对人的世界的意义的了解和评价。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人的精神实践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用哲学、科学掌握世界时，人的理智处于活跃状态，欲望、情感、想象等心理机能则处于次要的地位或睡眠的状态。但在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人的感知、欲望、情感、想象、理智等一切心理机能都处于兴奋、活跃和开放的状态中，人的精神力量全面展开。在这两种不同的活动中，人的心理机能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别，与它们掌握的对象不同是密切相关的。在哲学、科学研究活动那里，世界被有意地切割开，它已经不完整了。但在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世界，活生生的人的世界，永远是以整体性的面貌出现的。整体性是文学对象的一大特征。怎样理解文学创作对象的整体性，怎样把握对象的整体性，是本章要讲的重点问题。
文学创作的对象是人的社会生活，也可以说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作家要处理的是人的世界，而这个人的世界是以整体的面貌出现在作家面前的。文学创作对象的整体性特征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说明：
1 外部与内部的统一
文学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而人的世界是人的活动的过程，因此，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人的世界的整体性必须从人的活动结构中求得解释。一般地说，人的活动由两个因素构成，即主体的外部活动和主体的内部活动。考虑这两个因素又可分为若干个因素，其大致的情形是这样的：
第一，主体的外部活动：认识，评价，劳动，交际。
第二，主体的内部活动：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创造，自我交际。参见[苏]鲍列夫：《美学》，171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这里所说的“自我交际”，是指内心磋商和意识与下意识之间形成的关系。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认识”、“自我认识”都是广义的，即包括了感知、情感、想象、理解、意识、无意识等。人的“‘外部’和‘内部’的活动是相互联系的。人在进行劳动、认识、评价和交际活动时，便扩充、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自我评价、自我认识、自我创造和‘自我交际’不仅是形成和建立个性的过程，而且必然要使人的活动深入到生活。”同上书，172页。科学在研究人的活动时，可以将人的外部活动和内部活动分开来研究，而不顾及人的活动的多样性和完整性。但文学创作在面对作为人的世界的活动结构时，总是从人的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的联系中、交汇中、融合中来反映人的多样的完整的生活活动。作家在描写人的外部活动时，也总是把它们当做人的内在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来加以把握。作家在写人如何改造、征服外部世界时，不仅仅把这种行为当做一种单纯的知识对象、评价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它当做一种赞叹的对象或感慨的对象。这样，在文学创作中人的外部活动与人的内部活动不但搭上了界，而且被融合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譬如一部写工业生产劳动的作品，假如一个作家把生产劳动过程写得极为精致，把它单纯地当做人的外部过程来写，尽管其中也包含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知识，但这部作品肯定不会成功，因为它没有写出人的活动的、人的世界的整体性。但如果作家把生产劳动过程作为情感的对象，写出它的“精神性”，写出人的感受、情怀，那么这部作品就会把人的生活活动当做一个整体推到读者面前，他就有可能获得成功。法国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说：
梵·高（Van Gogh）画的椅子并不是向我叙述椅子的故事，而是把梵·高的世界交付于我：在这个世界中，激情即是色彩，色彩即是激情……[法]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这就是说，椅子在梵·高的画中，不仅是作为人工制造物而存在的，而且是作为画家的完整的生活世界而存在的。同样的道理，曹雪芹在描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人物的言谈举止，描写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时，也是把他自己的世界交付给了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对象不仅是人的外部活动中的可见物、可触物和可听物，而且是人的内部活动中的“情感物”，也即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物以情观”的“物”。
例如，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分为“春日”、“晓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组，每组12首，共60首。表面上看，这是写农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生活情景，似乎是写人的外部活动，实际上，诗人是把农民的活动当做一个整体来写，与《诗经》中的《七月》一诗有很大的不同，如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这首诗中的确写了“耘田”、“绩麻”的劳动生产活动，但诗人想要告诉读者的并非是农民“耘田”和“绩麻”的过程和技术，而是诗人所理解的农民的既充满辛劳又充满情趣的完整的世界。这是范成大的世界，“耘田”、“绩麻”、“种瓜”已不再是一种物质生产的说明，而是一种情绪物、精神物，是人的完整世界的组成因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创作是人的生活活动的形象模式，它通过人的内部与外部活动的联系、交织、交融和统一“译解”活动，从而再现人的世界的多样性与完整性。这是文学创作区别于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2 现象与本质的统一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文学创作的对象是人的生活的整体。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生活是分层次的：首先是表层，即生活的现象；其次是深层，即生活的本质。匈牙利著名文艺理论家卢卡契说：
现实有各种不同的阶段：有表面的瞬息即逝的不再重复的暂时的现实，也有更为深刻的现实因素和倾向。它们虽然随着变化着的情况而变化，但总是规律性地一再重现。引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1卷，27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
这就是说，我们直接感知到的生活现象，是生活的低级因素，而生活中一再重现的规律性，是生活的高级因素。文学创作既不是现实生活低级因素——现象的机械的复制，也不是孤立的抽象的高级因素——本质的概括。文学创作所反映的生活是现象与本质融为一个整体的生活，即生活的低级因素和高级因素的和谐统一，直接性和规律性的和谐统一。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具体的一般”。创作实践已充分证明，在文学作品中，生活是以整体性特征出现的。作家尽管也力求揭露生活的“一般”、“本质”、“规律”，但一般是在个别中出现，本质是在现象中呈现，规律是在感性中显现。所以卢卡契正确地指出：“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画像，在这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匈牙利]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现实》，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42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正因为作家笔下的生活形成了现象与本质、直接性与规律性、具体性与概括性相融合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每一部作品所写的生活都是一个完整的“自我世界”。这个“自我世界”既不同于普通的实际生活，也不同于其他的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它是一个独特的、有机的、有生命的完整体，其中的一切都是依据必然性规律整合而成的，没有任何武断的随意的东西，既不多什么，也不少什么。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所说：“我的作品有它的地理，正如它有它的谱系和家族，它的地区和物产，它的人物和它的事实一样；正如它有它的盾徽，有它的贵族和它的市民，有它的手艺人和农民，有它的政治家和花花公子，有它的军队一样，总之，它的整个社会就是！”[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见《巴尔扎克论文学》，7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巴尔扎克这样说，不仅是讲他的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面之广阔，更重要的是讲他的作品有它自己的世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所反映的本质，并非事物的物理本质，而是经过人的情感过滤和评价过的那种诗意的本质。说到底，文学揭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不是外界事物的那种可一层一层加以认识的本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王维并没有揭示什么荒漠、烟炊、长河、落日的客观本质，如果说这里有本质的话，那不过是王维心中所蕴涵的关于这些事物的诗情画意。
反映整体的生活，是创作客体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外部与内部、现象与本质、直接性与规律性、具体性与一般性的统一中把握住生活的整体性，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创作才能的重要表现。缺乏创作才能的作家，往往把握不住生活的整体性。他或是抓住了生活的一些表面的枝节，进行琐碎的描写，不能触及生活的本质，或是抽象地抓住了一些关于生活本质的概念，而不能把它溶解于具体的动人的生活画面之中。总之，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外部与内部、现象与本质、直接性与规律性、具体性与一般性或者是对立的，或者留下了两者联结的人为的痕迹，不可能使两者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为什么说以“司空为优”呢？韦应物诗句中的“将老”、“已秋”，都是概念，是一般性的，这样一般性就未能融入具体性、个别性中，因此现象与本质在这里是割裂的。白居易的句子比韦应物的句子要好一些。在这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也达到了某种统一，但从用词构句的角度看，用了“日”、“时”相对，“初”、“欲”相对，也似可有可无，这样在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联结上就留下了人为的痕迹。司空曙的句子形象、自然、现成，写的全是个别、直接的现象，但一般、本质也在其中，两者实现了完全的契合与统一。总之，作家把握的是高度有机的流动着生命的生活整体，在作家这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是无法分割的。俄国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
生活明显地指出两种范畴的人——艺术家和思想家。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一些人是各种类型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美术家等等，他们能从整体上全面地、完满地把握现实，毫无割裂、毫无分离地把握生动的现实。另一些人是思想家，他们恰恰是把现实分割开来，而且仿佛以此消除现实，把现实造成某种暂时的骨骼，而后只是慢慢地重新把现实的零碎部分集拢起来，努力用这种方法使它们变活起来，然而他们又总是办不到。[苏]柯瓦廖夫：《文学创作心理学》，2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艺术家整体把握现实，思想家分割现实，巴甫洛夫清楚地说明了作家和科学家把握生活的不同特点。
中国古文论对文学创作中这种现象与本质、直接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整体思想，也有深刻的论述。如“形神”论，“形”是现象，是直接性，“神”是本质，是规律性，形神兼备，实际上就是整体论。荀子在《天论》中说：“形具而神生。”形与神不可分。范缜在《神灭论》中说：“神即形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因此，真正的好诗，既不能一味形似而无神骨，但也不可过分重神轻形。明代屠隆在《论诗文》中说：“诗道之所为贵者，在体物肖形，传神写意，妙入元中，理超象外，镜花水月，流霞回风，人得之解颐，鬼闻之欲泣也。”清代宋大樽在《茗香诗论》中说：“有形无神者无论矣，形神离合之故云何？陶贞白有言：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这种形神相合论深得诗道之精髓。中国古代文论中还有一对范畴，就是气象与精神，它们的关系与形神关系相类。诗要有气象，或者说气象氤氲，气象雄浑，才是好诗。但气象背后，又必须隐含精神，精神超越，精神深厚，才是好诗。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
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出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
这就是说，要通过写气象来寓含精神，把外在的现象与内在的本质统一起来，构成一个浑然相成的整体。例如，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气象自然、充足，而诗句背后的精神也饱满厚实。写的仅仅是篱下采菊，抬头见山，却透视出了人的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和一种完整独立的生活方式。
3 整体性与作品结构的有机联系
反映生活的整体性，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注意所描写生活的整体结构联系。就真正的文学作品而言，这种整体的结构联系必须是有机的，贯彻于作品的始终。整体结构联系制约着局部，局部必须从整体结构联系中获得意义，但局部的缺失松动和误置反过来又必然会破坏整体的完善。
在诗的创作中，每一个字都是诗的一个局部，局部结构纳入整体联系中。如果局部与整体失去联系，那么诗的整体也就遭到了破坏。如贾岛的《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名句。“敲”字是韩愈给定夺的。但究竟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要从诗的整体情景出发。如果考虑到庙里可能只有一个和尚，或考虑到敲门会打搅人与鸟，也许用“推”更好一些。关于这一点，王夫之对韩愈表示不满，他说：“‘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姜斋诗话》）就是说，并非用“敲”就一定好，要看当时的情景和诗人自己的艺术感受来定。朱光潜也认为：“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如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朱光潜：《咬文嚼字》，见《艺文杂谈》，3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
关于叙事作品，特别要注意结尾问题。结尾处才能显示出作品反映生活的完整程度。卢卡契说：
一部小说或一个剧本的实际的最深刻的联系，只有在结尾才显露出来。只有结尾才完全地真正说明了开头，这是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效果的本质之所在。可是，到达这一成为顶点的结尾所要走的道路，如果不是在每一阶段都直接地显现出来，那么，这部作品的布局是完全错误的和无效的。因此，一部文学性的艺术作品所刻画的那个世界的本质规定性，是在一种巧妙的连续和提高之中显露出来的。但是这种提高必须是在从一开始就直接地存在的现象与本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之中进行，而且它必须在这两个要素越来越具体化的过程中，使它们之间的统一也越来越紧密、鲜明。[匈牙利]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现实》，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430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我这里想谈一谈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苏贝在冬天到来的时候，想通过犯法住进监狱，以度过寒冷的冬天。为此，他煞费苦心，骗吃骗喝、砸窗子、调戏妇女、当小偷、乱喊乱叫、扰乱治安，连续干了六件违法犯法的事，可警察偏偏不予理睬，进监狱的愿望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如果小说到此为止，那么这里所描写的生活就缺乏一种必然性和生活固有的逻辑性，生活就变成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砌了。但作家的笔力恰好就表现在他所构思的结尾上。结尾是流浪汉苏贝听到了教堂的动人的赞美诗，使他的灵魂突然起了奇妙的变化，他决心不进监狱，找事做，重新做人，可此刻警察却在他什么也没干的情况下找他的麻烦，送他进监狱去了。这一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结尾，使一堆似乎是偶然的事件，提升为一种必然的整体。在小说的结构中，有两种逆转。第一种是主人公苏贝的逆转。当他想进监狱时，他故意犯法，但无论怎样都进不去；可当他不想进监狱时，却反而立刻就被抓了。第二种是代表权力集团的警察行为的逆转。在苏贝犯法时他不抓人，在苏贝没有犯法时倒抓人了。这两种逆转互为条件，构成了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生活的整体的联系。特别是结尾的转移，深刻地显示了开头和中段的意味，而开头与中段又为结尾作了最深刻有力的铺垫，这样作品的整体结构就达到了极为完美的境界。这里重要之点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整体透视和深刻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