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在于，”教士回答道，“守门人的头脑简单，因为他不明了法的内部，他只知道通向法的道路，他在路上来回巡逻。他的关于法的内部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他自己也害怕其他守门人，认为他们是拦住那人去路的妖怪。实际上他比那人更怕他们，因为那人听说里边的守门人模样可憎以后，还是准备进去，而守门人却不想进去了，至少据我们所知是这样。还有的人说，他一定已经到过里头，因为无论如何说，他已受雇为法服务，这项任命只能来自里头。这种说法遭到了反驳，理由是，很可能是里头传出来的一个声音任命他当守门人。无论如何说，他在里头不可能进得很深，因为第三个守门人的模样就已经使他不敢看一眼了。此外，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提到那些守门人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说过什么话，能表明他了解里头的情形。也许禁止他这么做，但是关于这一点也没有提及。有鉴于上述种种，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对里头的情形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因此他处于一种受骗状态。在看待他和乡巴佬的关系方面，他也是受骗的，因为他从属于乡巴佬，而自己却不知道他反把乡巴佬当做自己的下属来对待，许多细节可以说明这点，你一定还记得。依据对故事的这种解释，非常明显，他是从属于乡巴佬的。首先，奴隶总是从属于自由人的。乡巴佬的确是自由的，愿上哪儿就上哪儿，只有法的大门对他关着，只有一个人——守门人——禁止他走进法的大门。他接过凳子，坐在门边，待在那儿，一直到死，完全是自愿的。故事里从来没有说起有谁强迫他。可是，守门人却被职责强制在岗位上，他不敢走到乡下去，显然也不能走进法的门里去，即使他想进去也不行。另外，虽然他为法服务，但他的岗位只是这一道门。换句话说，他只为这个乡巴佬服务，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乡巴佬而开的。从这方面说，他也从属于乡巴佬。我们可以设想得出，乡巴佬从小到大的那些年间，守门人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走过场，因为他必须等待一个人的到来，也就是说，要等一个人长大。因此，他必须长期等待，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目的。此外，他还得等那人高兴，因为那人只有当自己想来时才来。守门人职责的期限也取决于那人的寿命，所以，归根结底，他是从属于那人的。故事里始终强调，守门人对所有这些显然一无所知。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根据这种解释，守门人在一件重要得多的、直接影响到他的职责本身的事情上，同样也是受骗的。例如在故事末尾，他提到法的大门时说：‘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但是，故事开头部分却说，通向法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倘若它一直是开着的，这就意味着无论乡巴佬是死是活，这门在任何时候都应敞开着。既然这样，守门人就不能把它关上。至于守门人说这话有什么动机，有几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他说要去关门，只是为了回答乡巴佬而已。有人说这是他强调自己是忠于职守的。也有人断言，这是为了使那人在弥留之际感到懊丧不已。不过，人们还是同意这个观点：守门人没有能力去关门。很多人认为，在智力上他也不如乡巴佬，至少在故事结尾部分是如此，因为乡巴佬看见法的大门里射出了光线，而守门人站岗的位置却决定他要背对着门。何况他也没有说任何话，证明他发觉了这种变化。”
“说得有理，”K低声向自己复述了教士说的几个理由以后说道，“说得有理，我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受骗的是守门人。不过，这不能使我抛弃原先的看法，因为这两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并行不悖的。守门人精明也罢，受了骗也罢，无关大局。我说过，乡巴佬受骗了。倘若守门人头脑精明，也许有人会对此起疑。但是，倘若守门人自己受了骗，那他的受骗必然会影响到乡巴佬。这就使守门人实际上不可能成为骗子，而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立即解除他的职务。你不应该忘记，守门人的受骗对他自己固然无害，但会给乡巴佬带来无穷无尽的危害。”
“对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教士说，“很多人断言，故事本身不能使任何人有权来评论守门人。无论他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他终究是法的仆人。这就是说他属于法，因此他完全超出人们所能评论的范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敢相信，他从属于乡巴佬。虽然他受职守的制约，必须守在法的门前，但是他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伟大得多，别人无法和他相比。乡巴佬只能求见法，守门人却已经固定在法的身边。是法把他安置在守门人的位置上。质疑他的尊严就等于质疑法本身。”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K摇摇头说，“因为，我们倘若接受这种看法，那就必须承认守门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可是，你自己也已充分证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不，”教士说，“不必承认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需当做必然的东西而予以接受。”
“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K说，“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
K用盖棺定论的口气说了这句话，但这不是他的最终论断。他太疲倦了，没力气逐一分析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来的各个结论。对他来说，从而萌生的这一大摊思想都是陌生的，是难以捉摸的。对法官们来说，这是一个正合时宜的讨论题目，但对他来说并不是这样。这个简单的故事已经失去了它明晰的轮廓，他要把这个故事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教士现在表现得情感细腻，他听凭K这样说，默默听取他的评论，虽然无疑地并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们沉默寡言，来回踱了一会儿。K紧靠着教士，不知自己置身何处。他手里提着的灯早就熄灭了。由于银子本身的光泽，数位圣徒的银像在他前面很近的地方闪烁了一下，马上又消失在黑暗中。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太依赖教士，K问：“我们离大门口不远了吧？”
“不对”，教士说，“大门口离我们还远着呢。你想走了吗？”
虽说K当时没想到要走，然而他还是马上回答：“当然，我该走了。我是一家银行的襄理，他们在等着我，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陪一位从意大利来的金融界的朋友参观大教堂。”
“好吧，”教士说，他向K伸出手，“那你就走吧。”
“但是，这么黑，我一个人找不到路。”K说。
“朝左拐，一直走到墙跟前，”教士说，“随后顺着墙走，别离开墙，你就会走到一道门前。”
教士已经离开他一两步了，K又大声叫：“请等一等。”
“我在等着呢。”教士说。
“对我，你还有别的要求吗？”K问。
“没有。”教士说。
“一度你都对我很好，”K说，“给我说了这么多道理，可是现在你却让我走开，似乎你对我一点也不关心。”
“可是你现在必须离开了，”教士说。“好吧，这就走，”K说，“你要知道，我这是出于无奈。”
“我是谁，你应该先知道。”教士说。
“你是狱中神父。”K说。他摸索着又走到教士跟前。他并非像时才说的那样，一定要马上赶回银行，而是完全可以再待一会儿。
“这意味着我属于法院，”教士说，“既然如此，我何必要向你提各种要求呢？法院不向你提要求。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就让你走。”
尾声
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大约九点钟，街上阒寂无声，两个男人来到他的住所。他们身着工装礼服，面色苍白，体态肥胖，头戴一顶大礼帽，似乎一直不脱下来。他们在大门口互相谦让一番后，又在K的房门前更客气地你推我让了一阵。K并不知道他们的来临，这时他正穿着一身黑衣服，坐在门边的扶手椅里，缓缓地戴上一副新手套。他的手指被紧紧绷着。他看上去像是在等客人。他站起身来，新奇地观望着出现在他眼前的两位先生。
“那么，你们是来找我的？”他问。两个男人鞠了一躬，分别用拿着大礼帽的那只手指了一下对方。K告诫自己，他要等的是其他的客人。他走到窗口，再次望了一眼黑漆漆的街道。对面的窗户也几乎全是黑的，许多窗子垂下了窗帘。有个房间的窗口亮着灯，几个小孩在栏杆后面玩耍，他们不能脱离原地，只好彼此向对方伸出小手。
“他们把最差劲的，过时的角色派来对付我，”K自己嘟囔着，又看了一眼周围，来证实这个印象，“他们要把我随随便便地干掉。”
他蓦然转过身来，对来的那两个人问：“你们演的是什么戏？”
“演戏？”其中一个人说，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看着另一个人，仿佛是向他求助。那个人的反应像是一个哑巴在努力摆脱难堪局面。
“他们不打算回答问题。”K心想。他去拿帽子。
当他们依然在下楼之际，这两个家伙就试图抓住K的两个胳膊。K说：“等我们走上街再说。我不是病人。”
一出大门，他们就以一种他前所未见的样子抓住他。他们的肩膀死死顶着K的后肩，但并不扭曲胳膊肘，而是伸直手臂，压住K的胳膊，以一种敏捷纯熟、训练有素让人难以反抗的方式将K的双手压得动弹不得。K挺直腰杆，走在他们中间。这三个人联成一个整体，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被打倒，大家就会一并倒下。只有无生命的东西才能组成这样一个整体。
借着街灯，K一再试图看清他的同行者，眼下尽管离得很近，但要做到这点却很困难。方才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他也没能看清楚。
“他们或许是男高音。”他看着他们鼓囊囊的双下巴，心里想。他们的面庞过分干净，使K顿生反感。人们简直可以认为，在他们的眼角有一双很清洁的手下过工夫，按摩过他们的上唇，抚平了他们下巴上的皱纹。
K意识到这一点，便停了步，那两人也随之停了下来。他们站在一个空旷无人的广场边上，广场上装点着花坛。
“为什么在那么多人里面，他们偏偏派你们来！”他说，与其说他是在发问，不如说是在叫喊。那两位先生明显无言以答，他们空垂着胳膊，站在那儿等待，如同病房里的护理人员守候着在休息的病人一样。
“我不想再往前走了。”K试着说。这句话并不需要答案。那两个人没有松手，而是想法子推着K走，这样就足够作为回答了，但K却进行反抗。
“我需要用力气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就把全部的力气都用光吧！”他思量着，脑中不禁想到了苍蝇，它们想方设法从粘蝇纸上挣脱，直到扯断自己的细腿为止。
“这些绅士们会发觉我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就在这时，博尔丝特娜小姐出现在他们的前面。她离开一条次要街道，那条街地势较低，之后登上数级台阶，走进广场。不能保证一定就是她，然而模样很像她。究竟是不是博尔丝特娜小姐，K并不在乎。关键是他蓦然明白了，反抗是没有什么用的。他即便反抗，给他的同行者制造些麻烦，靠搏斗来换取生命的最终一刻，也称不上是英雄。他开始挪动步子，看守们着实舒了一口气，这种轻松感在某种程度上居然也传染到了他身上。现在他们让他带路，他便跟着走在前面的小姐，向前走去。他并不是想追上她或尽可能使她保持在自己的视野之内，而仅仅是为了不忘记她给自己的教训。
“我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他对自己说，他的脚步和那两个人的脚步一直十分合拍，这更坚定了他的想法，“我唯一可以接着做的事是，由始至终保持理智、镇静和富有分析能力。我总是想用二十只手来攫取世界，我的动机也并不是非常值得称道。难道我现在要让人认为，一年的审判过程竟然不曾教会我任何东西吗？难道我希望，当人们在我死后议论起我的时候将说，我在案子开始时想要它结束，而在案子结束时又想要它重新开始吗？我不愿意别人这样说。我很高兴派了这么两个半哑的傻瓜来陪我上路，我可以对自己说任何有必要说的话。”
这时候，博尔丝特娜小姐已经转进一条小街，此时此刻K已经用不着她了，他顺从地随着押他的人走。月光下，三人步调完全一致。他们走上一座桥。无论K做什么动作，那两人就立即附和。当K略微侧身转向桥栏杆时，他们仿佛是和他连成了一个整体似的，也随之转过身停下来。月色皎洁，波光粼粼，流水在小岛两边分开，岛上树木成林，枝叶茂密，就像缚在一起似的。树林中逶迤着几条砾石小径——现在看不见——，路边有几条舒适的长凳，夏天K曾多次躺在这些长凳上惬意地休息过。
“我并不想停下，”他对同行者说，他们的彬彬有礼和依顺服从使他感到难为情。其中的一个似乎在K的背后温和地责备另一个人不该停下来。于是他们三人继续往前走。
他们经过数条很陡的上坡，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几个警察站着，或者来回巡逻。有时离他们很远，有时就在他们身边。一个大胡子警察手握刀柄，似乎有意走近这一群看上去并不都是没有危害的人。两个先生停下脚步。警察仿佛就要开口说话了，但是K却用力拉着两人依然向前走。他一直谨慎小心地回头张望，看着警察是不是跟在后面。他拐了个弯，甩开警察后，马上就奔跑起来，两个同行者也只得气喘吁吁地在他身边跟着跑。
他们就这样迅速地出了城。在这个地方，城市差不多直接与田野相连，中间没有什么过渡地带。在一座依然是纯城市化的房子旁边，有一个荒凉的、人迹罕见的小采石场。那两个人在这儿站定，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打开始就看中了这个地方，还是因为他们实在累得不想再走了。现在他们松开K的手。K一声不响，站在那儿等着。他们摘下大礼帽，拿手帕擦干额头上的汗珠，同时察看着采石场。月光以其他的光线所不具有的纯洁和宁静映射着万物。
就下一步任务中谁第一个动手的问题，两个人你推我让，仿佛是礼节性的客套一番——这两个受命做事的人，在接到这个使命之时，也许没有什么明确分工，他们中的一个走到K面前，脱下K的大衣和背心，最终又脱下他的衬衫。K身不由己地打了一个寒战。那人在他背上轻轻拍了一下，让他放心，随着把K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似乎它们什么时候还会用得上一样，自然不会立刻就用。为了不让K在凉飕飕的夜风中呆站着，那人拉住K的手臂，带着他来回走了一阵。那人的同伴则在采石场上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找到地方后，便招呼他们过去。和K在一起的那人就把他带去了。这个地方位于悬崖边上，旁边有一块孤零零的大圆石头。那两个人让K坐在地上，背靠着大圆石，头枕在上面。但是无论他们如何煞费苦心，也无论K多么唯命是听，他的姿势总是东倒西歪的，看上去很别扭。于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就请求另一个让他来独自摆布K，但即便如此，也于事无补。最终他们就任凭K那么待着了，此时的姿态以致还不如刚才摆过的那些姿势好。一个人继而解开大衣，从挂在背心皮带上的刀鞘里抽出一把屠夫用的又长又薄的双刃刀，把刀举起，在月光下试了试刀锋。他们又无耻地谦让起来，第一个人从K头顶把刀递给第二个，第二个又从K头顶把刀还给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