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爱尔娜写信告诉我的，”叔叔说，“她不常与你会面，这我清楚，你对她不大关心，我很遗憾，我不得不这样说。但是她还是听说了。今天上午我收到信以后，便立即乘上头班车，赶到了这儿。我来这儿没别的原因，不过，仅这个原因就已经足够了。我可以把她信中提到你的部分读给你听听。”他从皮包里掏出了信。“就在这儿。她写道：‘我很久没见到约瑟夫了；上周我去银行里找他，但是他很忙，我见不到他；等了将近一个钟头，后来不得不离开那儿，因为我得去上钢琴课。我很想跟他谈谈，也许很快就会有机会的。他寄给我一大盒巧克力，祝贺我的生日。他真好，考虑得多周到。我当时给你写信时，忘了提此事，只是当你这次问起我时，我才想了起来。这个原因，我告诉你：巧克力在寄宿学校里不翼而飞了，礼物丢失后，你是很难想起有人给你送过东西的。关于约瑟夫，还有件事情我想应该告诉你。刚才我说过，我那天没法见到他，因为他被一位先生缠住了。我老老实实地等了一阵儿之后，问一位侍从，他俩的谈话是否还要延续很久。他说很可能是这样，因为这大概牵涉到襄理的一件案子。我问是什么案子，他是否搞错了。他说他没搞错，是有一件案子，案情还很严重；但是，除此之外，他也一无所知。他自己倒很愿意帮助K先生，因为K先生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可是他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只好盼着某个有影响的人物会站在襄理这一边。当然，事情是会顺利的，最后结果一定是事事如意。但，他从K先生的心情推测，现在情况好像很不好。我自然不会把此事看得太严重，所以让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放心，与此同时也请严守嘴巴。我坚信，他说的话只是无稽之谈罢了。无论如何，亲爱的父亲，假如你下次进城的时候能去了解一下，那就太好了。你会很容易地查清楚事实真相，假如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请你的一些有地位的朋友管一管。即便在你看来没有必要这么做——这是很可能的——至少你也可以给你女儿一个机会，提前用亲吻来欢迎你，她想到这种可能性，顿觉心花怒放。’真是个好孩子。”K的叔叔读完了这封信后说，随即擦干了泪水。
K点了点头。最近他遇到很多麻烦事，早把爱尔娜抛到脑后了；至于巧克力的事，明摆着是她瞎编的，只是为了给他在叔叔婶婶面前留点面子，这真令人感动。他本来想要定期给她送戏票，以示回报，但看来这显然是很不够的；到寄宿学校里去找她，和这么一个不太懂事的十八岁少女聊天，现在也不合适。“你现在有什么要说的？”K的叔叔问。女儿的信使他忘了自己的繁忙与不安，看来他在重读这封信。
“是的，叔叔，”K说，“都是真的。”
“真的？”K的叔叔叫了起来，“怎么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是什么案子？一定不是什么刑事案件吧？”
“是一桩刑事案件。”K回答。
“既然一件牵涉到你的刑事案件至今还没有解决，你怎么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呢？”K的叔叔大声问，他的调门越来越高。
“我越冷静，结果就会越好，”K不耐烦地说，“你别担心。”
“你的这个说法可真妙，”叔叔嚷了起来，“约瑟夫，我亲爱的约瑟夫，为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为你的亲戚们想想吧，为我们家的名誉想想吧。到现在为止，你一直是我们的骄傲，你可不能给这个家带来不幸。你的态度，”他稍稍抬起头，看着K，“让我很不高兴，假如还有理智的话，一个无辜的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的。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好帮你。一定是和银行有关吧？”
“不对，”K说着，站了起来，“你的声音太夸张了，叔叔。我敢说，侍从就在门口听着呢，我不想这样。我们最好还是到外面找个地方吧。我会尽量回答你的一切问题。我很清楚，我应该对全家作出解释。”
“好，”叔叔大声说道，“很好，不过，你得动作快点，约瑟夫，快走！”
“我还得向他们交代几件事。”K说。他打电话要他的几个助手来；数分钟后助手就到了。K的叔叔很激动，对助手摆摆手，意思是K叫他来的，这其实不用说也能明白。K站在办公桌旁边，抄起几份文件，低声对助手解说；助手冷静而专注地聆听着，当K不在的时候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叔叔瞪圆了眼睛，神经兮兮地咬着嘴唇，站在K身边，这让K感到很不自在；叔叔并没有听K在说些什么，而他那一副似乎在听的模样却足以使K心烦了。后来他就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经常在窗口或者某幅挂在墙上的画前停一会儿，猛然迸出一句话，比如“我一点也不明白”，或者“天知道这事会怎么样”。
助手好像什么也没觉察到，全神贯注地听着K的指示，并记下要点。K说完后，助手向K和K的叔叔点点头，走了出去。这时候，K的叔叔恰好背对着他，双手抓住窗帘，看着窗外。门刚一关上，他就叫起来：“这个笨蛋总算走了，现在我们出去吧，总算可以走了！”
他们来到正厅，这里站着几个办事员和侍从，副经理恰好迎面走过来。在这里，K的叔叔就想马上了解案子的情况，倒霉的K无法阻止他住口。“现在是时候了，约瑟夫，”叔叔开口说，门厅里恭候着的办事员们向他鞠躬致意，他点点头表示回应，“坦率地告诉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案件。”K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笑了笑，直到下楼的时候才向叔叔说明，他不希望当着办事员们的面说这些事。
“不错，”叔叔说，“可是现在你有什么事就都说出来吧。”他低着头静静地听，不停地抽着雪茄。
“首先要说明的是，叔叔，”K说，“这不是一个普通法院受理的案子。”
“这很糟。”叔叔说。
“你这话的意思是什么？”K看着叔叔问道。
“我是说，这很糟。”叔叔重复说了一遍。他们站在银行门外的台阶上，看门人似乎在听他们讲话，K慌忙拉着叔叔走开了，他们马上融入街上的人流之中。叔叔挎着K的胳臂，不再急于打听案情了，他们默不做声地走了一段。
“可是，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叔叔蓦然止住脚步，对K提出了问题。在他后面走的人赶忙绕开。“这种事情不会从天而降的，会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事前一定有征兆。你为什么不写信跟我说？你知道，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是你的监护人，直到现在我还为此自豪。我自然会尽自己的全力帮助你；不过，现在因为案子已经开始审理，这就不好帮上忙了。不论怎样，最好的办法是你请上几天假，到我们乡下来住一些日子。我觉得这些日子你瘦多了。在乡下你能恢复元气，对你有好处的，因为这次审判一定把你折磨得够呛了。但是，咱们撇开这个不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得回避一下法院的淫威。在这儿他们拥有各式各样的机器，可以随意地不定时地开动起来对付你；但假如你在乡下，他们要找你就得派人来，或者发信、拍电报、打电话。这样一来，效果自然就差了；你并不能彻底挣脱他们，但至少能有一个喘息的时间。”
“可是他们很可能会禁止我离开这儿，”K说，他已经准备按照叔叔的想法做了。
“我并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叔叔成竹在胸地说，“况且你的离开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损失。”
“我本来认为，”K说，同时挽起叔叔的胳膊，让他别站着不动，“对这件事，你会比我更满不在乎，现在看来你把它看得很严重。”
“约瑟夫！”叔叔叫起来，他想挣脱K的胳膊，也好仍然站在原地不动，但是K不让，“你变得很厉害，你的头脑向来很清醒，现在怎么糊涂了？你想输掉这场官司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会被彻底毁掉。你的所有亲属都会跟着倒霉，至少会蒙上奇耻大辱。约瑟夫，鼓起劲来。你这种无所谓的样子简直使我发疯。大家看到你，几乎会相信那句老话：‘这种官司，一打准输。’”
“亲爱的叔叔，”K说，“激动是毫无用处的，对你我都没有好处。靠感情冲动是无法打赢官司的，你稍许思考一下我的切身体验吧。你看，我是非常敬重你的，即便你让我感到很吃惊，我也一样尊敬你。既然你告诉我说，全家都会卷入因为这个案子所引起的丑闻中——实际上我看不出怎么可能会那样，不过这是题外话——那我就顺从你的决定。我仅仅是觉得，即便是从你的观点来看，到乡下去这件事也是不可取的，这很可能会被人认为是畏罪潜逃，换句话说，等于承认自己有罪。此外，虽然我在这里受的压力较大，但我也可以凭自己的实力，更使劲地为我的案子奋争。”
“这话说得很对，”叔叔说，他的语调较为缓和了一些，似乎他已发现他俩终于想到一块儿了，“我仅仅是提个建议而已，因为我认为，假如你留在此地的话，你的无所谓态度对案子没有好处，还不如我来为你奔走的好。但是，假如你愿意以自己的能力了解此案，这自然要好得多。”
“这么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意见，”K说，“现在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第一步应该怎么走？”
“我要好好思考一下，”叔叔说，“你要考虑到这个事实：我在乡下都住了二十年，几乎从未离开过；我在这种事情上的眼光不像很久以前那么敏锐了。有几位有影响的朋友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或许比我内行，可是年长日久，我和他们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我在乡下深居浅出，几乎不和人来往，这点你是知道的。要不是发生眼下这样的紧急情况，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坏处。况且你这事多多少少出乎我的意料；很奇怪的是，收到爱尔娜的信以后，我猜测到了某种雷同的事，而今天一见到你，我几乎就确信了。但是，这些都无所谓，重要的是现在不要浪费时间了。”他还没说完，就踮起脚尖，叫了一辆出租车。他大声地把地址告诉司机之后，就钻进车内，随之把K也拽了进去。“我们直接去找霍爱德律师，”他说，“他是我的老同学。你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吧，对吧？你不知道吗？这真怪了。他作为辩护人，一个帮助穷人的律师，他富有人情味，享有非常高的声誉。我要把这个案子全权委托给他。”
“我愿意完全按照你的意思去办。”K说，尽管叔叔处理事情的仓促和轻率方式使他很不安。他是一个不爱求人的人，这样被带到一个穷人的律师那儿去，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原来不清楚，”他说，“在这种案件中还可以聘请律师。”
“当然可以，”叔叔说，“这是不用说的。有什么不能呢？现在，你把至今为止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好让我心里有数，知道我们的情况有何胜算。”
K立刻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每一个细节也没遗漏，因为只有绝对的坦率，才能使叔叔不再认为这桩案子会带来令人心寒的耻辱。关于博尔丝特娜小姐的名字，K只是捎带着提过一次，这并不表明他不坦率，因为博尔丝特娜小姐与本案没什么关系。他边说，边透过车窗，看着外面。他发觉他们驶进的这个郊区，正是那个办公室设在阁楼上的法院所在的郊区；他请叔叔注意到这个情况，可是叔叔好像并不大理会这个巧合。出租车停在一座深色的房子前。叔叔按响底层第一家的门铃。在他们等待开门的时候，叔叔龇牙露齿，练习了一下微笑，低声说：“现在是八点钟，委托人很少在这种时候来找他，但霍爱德不会见怪的。”
门上有个警窗，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出现在窗口，对两个来客盯了一会儿后，又消失了；但门还是没有开。K和叔叔互相交换了一下意见，证实的确有一双眼睛。“一个新来的女佣，或许害怕陌生人。”K的叔叔说，他又敲了敲门。那双眼睛再次出现，这回的眼神近乎忧伤，不过或许是煤气灯造成的错觉；煤气灯没有灯罩，恰好在他们头上方点着，传出刺耳的“嘶嘶”声，但光线却很黯然。
“开门！”K的叔叔叫起来，他用拳头擂起门，“我们是霍爱德先生的朋友。”
“霍爱德先生病了。”从他们身后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这条短门廊另一边的那扇门打开了，一个身穿睡衣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压低嗓门告诉他们。因为等得过久，K的叔叔怒气冲冲，他转身叫着：“病了？你说他病了？”他气势汹汹地走到那个男人跟前，似乎那个人便是疾病的化身。“门已经开了。”那人蓦然指着律师的门说，然后裹紧身上的睡衣，进房里去了。门果真打开了，一个年轻姑娘——K认出了那双稍微凸出的黑眼睛——系着一条长款的白围裙，秉烛站在前厅里。“下次开门请你麻利点。”K的叔叔没有半句寒暄，而是没好气地教训了她一句；她行了个屈膝礼。“来吧，约瑟夫。”他对K说，K正向姑娘暗递秋波。“霍爱德先生病了。”姑娘说。K的叔叔直接往里屋走去，K依然在上下打量着姑娘，她转身把门插上；她有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苍白的双颊、下巴，包括她的太阳穴和前额都是圆的。
“约瑟夫！”K的叔叔又喊了一次，然后他问那姑娘：“是心脏病吗？”
“我想是的，”姑娘说。她端着蜡烛，走到他前面去，把里屋的门打开了。在烛光照不到的一个角落里，蓄着长胡子的一张脸从枕头上抬起来。“莱尼，谁来啦？”律师问，他被烛光照花了眼，看不清来客。“是你的老朋友阿尔波特。”K的叔叔说。
“哦，阿尔波特。”律师说，他又躺倒在枕头上，似乎没有必要在这个客人面前强打精神。
“你很不舒服吗？”K的叔叔坐在床沿上问律师，“我简直难以置信。不过，这仅仅是心脏病再次发作罢了，和前几次一样，很快就会过去的。”
“也许吧，”律师说，他声音很微弱，“不过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厉害。连呼吸都困难，睡不着觉，浑身没有力气，一天不如一天。”
“我明白了。”K的叔叔说，他那只粗壮的手用力把巴拿马草帽压在膝头上。
“这真糟糕。不过，用人对你的照顾周到吗？这儿光线很暗，阴沉沉的。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这儿的氛围要欢快得多。另外，你现在的这个年轻女用人似乎不怎么伶俐，也许是装成这样。”那姑娘端着蜡烛，仍旧站在门口；从她那扑朔迷离的目光推测，她似乎在看着K，而不是在看K的叔叔；即便K的叔叔在说到她的时候，她也不看他一眼。K拉过一把座椅，放在她身边，自己倚靠在椅背上。
“一个人患了病，像我现在这样，”律师说，“就需要安静。我并不觉得这儿是阴沉沉的。”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莱尼对我照料得很好，她是个好姑娘。”
可是，K的叔叔并不相信，他明显对这个女看护心存成见；他没有答复病人，只是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那姑娘；姑娘走到床前，将蜡烛放在床头柜上，向病人俯下身去，一边摆正枕头，一边对他轻声说话。K的叔叔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病人的房间里，忽地站起身来，在姑娘身后走来走去；假如此时他去拉姑娘的裙子，从床边拖开她，K也不会感到惊奇的。K好像一个旁观者注视着这一切。律师生了病，K倒并不是不满叔叔对他这个案子越来越热切，他无法遏制这种热情；现在，谢天谢地，出现了这种情况，不用他插手，叔叔的热情就受挫了。
不久，叔叔大概想惹那个女看护生气，大声叫：“小姐，劳驾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我有些私事要和我的朋友商量。”
姑娘还俯着身，正在把靠着墙的那部分床单抚平；她听了这话，侧过头，平心静气地说：“你要知道，我的主人病了，不能跟他商量任何事。”